科学家发现地狱蛙化石
在星期一出版的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上，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研究团队报道发现了能吞食小恐龙的巨型青蛙化石。研究人员在马达加斯加岛发现了这只生活在6500万至7000万年前的蛙化石，它的体重大约为10磅(约4.5公斤)，长40厘米，是一种先前认为只生活在南美洲的青蛙的近亲。它的头很大，嘴很宽，研究人员把它命名为Beelzebufo（即来自地狱的青蛙）。
2008年2月23日星期六
DWNEWS: 烈士称号大贱卖，神州何处觅忠魂
烈士称号大贱卖，神州何处觅忠魂
DWNEWS.COM-- 2008年2月23日4:22:26(京港台时间) --多维新闻网
DWNEWS.COM-- 2008年2月23日4:22:26(京港台时间) --多维新闻网
东方日报／今年春节前，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公安分局原局长关六如枪杀该市市委副书记王志平，及当地税务局官员王英。未几，呼和浩特市有关方面授予王志平烈士称号，引发内地舆论的强烈反弹。(chinesenewsnet.com)
由於案发后，呼和浩特传出关六如是因为买官未遂而动杀机，因此，在公安局尚未公布最终案情之前，呼和浩特当局却急於授予王志平烈士称号，给案件性质定性， 是否有点欲盖弥彰的味道？当局又在掩盖甚麽呢？既然一同遇害的还有女税务官员王英，为何只授予王志平「烈士」称号？难道王英不是「因公牺牲」，或者「烈 士」还要按照官阶分等级？(chinesenewsnet.com)
随媒体的关注，王志平身后的一些隐私也逐渐大白於天下。据内地媒体调查，王志平在呼和浩特至少有四套住房，总面积达八百三十多平方米，目前的总价值至少在 二百万元以上。案发后，在王志平的办公室发现了百万元现金。另外，凶手关六如所留的十多页遗书，页页都按了指印。遗书中有一份送礼列表，列出了十多年来和 他有经济往来的人，涉及到当地多名官员。(chinesenewsnet.com)
黑白不分 是非不论(chinesenewsnet.com)
一个市委副书记竟然在当地有多达四套住房，且最小一处的面积也有一百五十平方米，最大的一处则达三百平方米左右。如此庞大的面积，远远超出了中共的相关规 定，即使是国务院的部长，居住面积最大亦不得超过二百八十平方米，王志平只是一名厅级官员，有何资格享受三百平方米的住房呢？如果说是购买的，那麽他的购 房款又从何而来呢？仅凭正常的工资收入，他买得起吗？至於关六如的遗书，当局为何不敢公诸於众？(chinesenewsnet.com)
如此之多的疑团，让人怀疑当局授予王志平烈士的称号是否合宜。很明显，呼和浩特今次授予王志平烈士称号是很不谨慎的行为，也是对烈士称号的一次大贱卖，严 重影响了烈士称号的权威性与严肃性，成为一个政治笑话。如果那些为国为民慷慨赴死的烈士知道烈士称号如此廉价，他们又怎能含笑九泉呢？又如何激励后人为国 为民再?热血呢？烈士称号是国之名器，不可滥用。如果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烈士的称号将失去其本身的含金量。(chinesenewsnet.com)
但从现实情况看，烈士称号批发买卖、私相授受的情况经常发生，官员死得不明不白，可以当上烈士，蚁民见义勇为横死街头，却无人问津。反差如此强烈，谁还愿 意为国为民出力？改革开放三十年，人心不古，社会沉沦，价值崩塌，当局苦心孤诣要打造核心价值观，但如果连烈士称号的评定都黑白不分、是非不论，如何能对 社会风气拨乱反正呢？社会道德秩序的重建，关键是要建立一套善恶、美丑、忠奸的评价标准及操作程序。
德国之声: 在中国定居的外国人人数猛增
在中国定居的外国人人数猛增
中国对外国人的吸引力不断增大。2006年，有4400万外国人出入中国，比2001年增加近98％。北京登记居留的外国人有七万人，上海则更多，非官方统计数字超过三十万。新苏黎世报注意到，在中国居留的外国人已一改以往高级人士占多数的状况：
“几 年前，大多数在中国生活的外国人被安置在特别为他们设立的住宅区。今天，西方公司的经理们和其他高收入人士更愿意在上海的前法国租界买一幢别墅或在北京胡 同中买一座传统风格的四合院，不过要支付千百万元的美国式价格。除了这些经商的外国人，中国也越来越吸引更多的中产阶层外国人：无论教师或摄影师、大学毕 业生或退休人员，他们中不少人不是迷上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就是希望获得重新工作的动力，远离那个在他们看来懒散的西方。”
文章接着介绍了定居中国的日本人、阿拉伯人和非洲人的生活和商务活动以及中国社会在外国人问题上面临的新挑战：
“在 上海，日本人是最大的外国人族群，他们一大早就乘坐快速火车前往南京或杭州，到他们的三菱、日立、索尼、佳能或其它公司上班。出自可以理解的原因，他们早 已在中国生产产品。由于历史政治原因，中国政府并不喜欢日本人，浏览一眼中国的互联网页，就可以发现，中国人对这个邻国的感情绝非那么温和。
来自中东的穆斯林在世界最大的小商品市场－浙江义乌做生意。操阿拉伯语的商人挤在这个有两万个摊位的远东最大的市场，买进‘中国制造’的廉价产品，然后销售到黎巴嫩、叙利亚、约旦或巴基斯坦，获取利润。
对 于生活在广州的非洲人人数，没有精确的统计数字。毫无疑问的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卷入了毒品交易，任何一个没有偏见的人天黑后在花园酒店附近散步时都会注意 到这一事实。中国网页中的博客文章把非洲人称为‘丑陋’、‘不文明’、‘有性病’、‘狂追女孩’的黑人，国家印刷媒体中往往删除了这样的公式化的用语，但 并没有推动对这一话题进行客观的讨论。
在中国定居的外国人不断增多不仅给居民、也给政府提出了新的挑战，这里有行政和法律问题，例如限制外汇输入和购买房地产的问题以及卫生政策的规定。但更为困难的是，面对外国人不断涌入的形势，如何对待与此有关的社会政治问题。”
张三のBlog: 民族英雄
民族英雄
看这里2分21秒左右：）
到底反反日的是汉奸，还是反日的才是汉奸？现在似乎已经成了不是问题的问题：）
附一、“爱国”帖：
『球迷一家』 [中国足坛]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中国vs日本 中国球迷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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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只爱浮云 提交日期：2008-2-19 12:16:00 |
2月20日 东亚四国赛
18:15 中国vs日本 CCTV-5、广东体育、上海体育、香港有线足球
http://cache.tianya.cn/pub/c/fans/1/118105.358.shtml
附二、
冈田武史：比赛中我一直很紧张 中国队值得我们学习
http://sports.sina.com.cn 2008年02月21日01:40 新京报
本报重庆讯 国足10年不胜日本，客队主帅冈田武史仍表示中国队值得学习，同时还夸奖中国队员身体条件出众。
对本队上下半场表现的差异，冈田武史说：“我们开始时有些紧张，中国队16号(周海滨)给了我们一定威胁。中场休息时，我告诫队员要冷静一些，要积极，不要慌张。实际上我觉得队员们都很冷静，就我一个人在那里紧张。”
在对比中日球员差距时，冈田武史表示：“我不知道中国队参赛的队员是不是最好的，他们变化不大。不过中日之间的能力差别并不大，这场比赛日本赢了，但并不就说明什么，中国也很强大，队员个人能力很强，有很多优点值得我们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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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记者快评：中国打了半场好球 冈田水平相当一般
http://sports.sina.com.cn 2008年02月20日23:34 新浪体育
新浪体育讯 1比0，日本队像以往那样战胜了中国。当比赛终场哨吹响后，记者席上的众多日本记者都非常平静，没有一人发出激动的喊声。的确，亚洲 第一战胜亚洲第八在情理之中。比赛结束后，日本记者也在第一时间作出了点评。有点汗颜的是，日本记者大都认为本方踢得太差，而对于老对手中国队，他们甚至 很少关注，看来中国足球要想引人注目还得靠自己。
50岁的日本人shigemi是法新社的特派记者，东亚四强锦标赛开赛后，这位勤奋的老记者的身影总是出现在采访第一线。在赛前预测这场比赛时， 他摇摇头说不好猜比赛结果。“上场比赛日本队踢得并不好，而中国队发挥比较出色，另外也要考虑到中国队的主场因素，很难预料”。赛后他第一时间评论说： “日本队上半时发挥好，下半场打得比较差，虽然这场比赛赢了，但是估计日本队还会受媒体的批评，这个结果并不令人满意。”
日本《世界足球》杂志记者菊地哲斋则一针见血地说：“上场和朝鲜队的比赛是日本历史最烂的，这场和中国队的比赛是倒数第二烂。日本队的主教练冈田 武史水平相当一般，去年生病住院的奥西姆才是一名好教练，我不认为冈田武史能带日本队走太远。”对于中国队，比较职业的菊地哲斋认为上半场中国队打得出 色，“中国队充分利用了边路进攻，这一点日本队并没有想到，应变能力较差。但是在下半场，日本队加强了进攻，注意对中国队边路球员的盯防，中国队就有些被 动。”
《每周邮报》记者吉崎也表示：“这场比赛日本队打不好是应该的，首先日本队并没有以主力阵容出战，其次日本和中国队都缺少了一些关键球员，第三这 是日本队第一次使用4231这种阵型，日本球员都非常不适用，以往日本队边路打得很好，但上半场却被中国队遏制。中国队十年没有战胜过日本吗？这些我们从 来没有去计算过，足球和历史并没有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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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男足不被本国媒体看好 还被足协骂废物
【星岛网讯】日本男足19日针对20日与中国队的比赛，进行了一个小时的训练。不过这一举动在已经失去大半自信的日本媒体看来，只是走个形式。日本全国上下对本国男足都不抱希望，日本媒体称本国男足对中国队凶多吉少，日本足协会长川渊三郎甚至骂男足是废物。
《东方体育日报》报道，《SANSPO体育》冒天下之大不韪，大胆放言，如今这支被称为“冈田日本”的国家男足是一支“受到诅咒”的球队，并且， 评论认为在中国主场打中国队，日本队是凶多吉少。“球员们心里其实也都很清楚，足球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有多重，所以在他们的主场，日本人多少有畏惧之 心。”
《SANSPO体育》的猜测其实不乏依据。冈田在19日的例行训练结束后表示：“中国足球队是支战斗心很强的队伍，尽管对于日中之战，我们两队都 有不小的压力，但中国球员脚法都很细腻，他们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特色，是一支不错的队伍。”说出这样的话，在日本媒体看来，这番话在嘲讽之余，更有为自己下 一场失败开脱的意味。
日本足协会长川渊三郎19日在拿到TBS电视台日朝之战的收视率数据后再次大发雷霆：“真没想到，这么不中用的日本队比赛，收视率居然还有 14%。我也是看电视转播的，看到你们这帮废物在场上，真让人生气。这个14%还真要感谢电视观众对你们恩惠呢！”人心涣散是目前日本队面临的最严峻问 题。就在19日川渊发狠话之后没多久，对阵朝鲜一役的功臣前田辽一就表示：“从一大早开始，就疼得不行。我认为自己身体的状态，没办法出战对中国的比赛。 所以我只能暂时回日本。”在作出这个决定前，他已经在重庆当地某医院接受了MRI检查，而对此举动，主帅冈田显然很生气：“他根本没有伤到要回日本的程 度。他的右肘半月板损伤是老伤，去年已经动过手术了。”
然而“遭受诅咒”的日本队“恶性循环”远不止此。两大前锋卷诚一郎和大久保嘉人的缺阵，又给队伍增加了不少压力。外加岩政大树和山濑功治也都分别有伤不能上场，中村宪刚好不容易退了烧，却被告知“生病期间没怎么吃东西，体重大大减轻，根本无法与中国队抗衡90分钟。”
“再不及时阻止这种可怕的发展趋势，日本国足必死无疑。”从《SANSPO体育》开始，日本媒体间，正在掀起一股对“冈田日本”之队的质疑劲风
2008年2月22日星期五
DWNEWS: 中国人对陌生人没有信任
中国人对陌生人没有信任
DWNEWS.COM-- 2008年2月8日22:29:0(京港台时间) --多维新闻网
抚顺读书人(chinesenewsnet.com)
中国的百姓和政府之间有很深的鸿沟，互相不信任，要是政府办事，首先想的就是找认识人，送礼。不仅仅是政府，就是去法院打官司，首先也要找人，送礼。还有上医院，要送红包，孩子上学，要给老师送东西。(chinesenewsnet.com)
为什么要找人啊？就是根本不相信政府能够公正办事，不相信法院能够公正审理，不相信医生能够凭良心治病，不相信老师能够平等对待自己的孩子。如果一个社会里这些地方都不能够被信任，请问还能够相信谁？(chinesenewsnet.com)
在国外签定一个合同就可以放心了，中国呢，不行啊！中国的合同履约率不到50%，有法律总归可以了吧？不行啊，中国的法律一般人可用不起。执行起来太困难了。(chinesenewsnet.com)
只能够相信自己的亲人和朋友了，于是中国人就拼命用全部的时间和精力去构建自己的关系网，关系网越大才会觉得越安全。(chinesenewsnet.com)
可是朋友就完全可信吗？其实中国人不仅仅不信任政府，中国人就相信朋友吗，也未必，要不怎么办什么事情不仅仅要找人还要意思一下，哪怕当时不意思，以后也要还的，所谓欠了一个人情。所以说中国人其实是不信任任何人的，只相信人和人之间的利益关系，这很可怕，在这个基础上是不可能建立一个正常的社会的。(chinesenewsnet.com)
但愿有一天，中国人能够到政府，去法院，进医院，上学校，都不送理了，期待这一天，鲁迅说一百年不够，快到一百年过去了，果然如此。希望不要再等一百年。
DWNEWS.COM-- 2008年2月8日22:29:0(京港台时间) --多维新闻网
抚顺读书人(chinesenewsnet.com)
中国的百姓和政府之间有很深的鸿沟，互相不信任，要是政府办事，首先想的就是找认识人，送礼。不仅仅是政府，就是去法院打官司，首先也要找人，送礼。还有上医院，要送红包，孩子上学，要给老师送东西。(chinesenewsnet.com)
为什么要找人啊？就是根本不相信政府能够公正办事，不相信法院能够公正审理，不相信医生能够凭良心治病，不相信老师能够平等对待自己的孩子。如果一个社会里这些地方都不能够被信任，请问还能够相信谁？(chinesenewsnet.com)
在国外签定一个合同就可以放心了，中国呢，不行啊！中国的合同履约率不到50%，有法律总归可以了吧？不行啊，中国的法律一般人可用不起。执行起来太困难了。(chinesenewsnet.com)
只能够相信自己的亲人和朋友了，于是中国人就拼命用全部的时间和精力去构建自己的关系网，关系网越大才会觉得越安全。(chinesenewsnet.com)
可是朋友就完全可信吗？其实中国人不仅仅不信任政府，中国人就相信朋友吗，也未必，要不怎么办什么事情不仅仅要找人还要意思一下，哪怕当时不意思，以后也要还的，所谓欠了一个人情。所以说中国人其实是不信任任何人的，只相信人和人之间的利益关系，这很可怕，在这个基础上是不可能建立一个正常的社会的。(chinesenewsnet.com)
但愿有一天，中国人能够到政府，去法院，进医院，上学校，都不送理了，期待这一天，鲁迅说一百年不够，快到一百年过去了，果然如此。希望不要再等一百年。
DWNEWS: 从中国当权者的谦卑姿态中看到了什么呢？
从中国当权者的谦卑姿态中看到了什么呢？
DWNEWS.COM-- 2008年2月22日6:38:59(京港台时间) --多维新闻网
梁京评论：大雪卷走了中国当权者的信心(chinesenewsnet.com)
(chinesenewsnet.com)
2008年中国的雪灾还远未进入尾声，几千万山区农民仍在饥寒中焦虑地等待救援，几百万大小官员们已经被停止一切正常休息，全力救灾，几十万军队被投入最 紧急的救援行动，包括确保煤炭生产并送往电厂。“军中无戏言”，通讯，交通和供电的恢复都有军令状，所有相关官员的乌纱帽都被悬在空中，没人敢在这个时候 讨价还价，煤矿也只能先送煤，不问价。可以期待，当两会在三月召开的时候，中国政府一定会向世界宣布，中国救灾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chinesenewsnet.com)
虽然现在评估这场灾难对中国的长远影响为时尚早，但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这场灾难与98年的水灾和03年的SARS肯定不同，而更类似袭击美国新奥尔良的那场飓风。那场飓风的一个深远的政治后果，就是美国民众不仅对布什政府，而且对美国的高层政治失去信心。(chinesenewsnet.com)
中国的情况当然与美国不同，就多数人而言，中国民众，尤其是农民对共产党早已不存希望，因此也谈不上失去信心。与03年相比，这一次很多农民可能还会有一 种受宠若惊之感。当年政府想强制隔离全部农民工，害得许多农民工像逃犯一样四处躲藏。这一次，不但温家宝亲临广州火车站，谦卑地慰问被滞留的农民工，而 且，大批养尊处优的高官也被驱赶到救灾第一线，向农民问寒问暖。(chinesenewsnet.com)
中国当权者此次大灾中的政治秀，给外人一个窥视他们内心的机会。那么，我们从当权者的谦卑姿态中看到了什么呢？我们看到的并不是对民意的真诚敬畏，而是对民情失控的恐惧，是对庞大的国家机器缺乏信心。(chinesenewsnet.com)
当几十万农民工拥挤在广州火车站的广场，政府马上调来的是数万军警，而不是疏导和救援人员。广东省长黄华华的一句话，“不出事就是本事，出事就是大事”，充分暴露了当今中国当权者的真实心态。(chinesenewsnet.com)
从郑必坚提出“和平崛起”，到黄华华的“不出事就是本事”，其间还不到五年。在这五年中，中国的GDP几乎又翻了一番，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翻了两番。中国当权者们的个人财富，更是随著股市和 房价的飞涨而剧增。不少人认为，中国农民工血汗工资的“比较优势”，至少还可以维持经济继续高速增长二十年。中国的当权者不是不知道中国有无数的远虑，但 他们的信心来自这样一个判断，凭借经济增长的强势，凭借政府的雄厚财力，中国并无近忧。但是，2008年的这场非常大雪，却让中国的当权者看到了一个极不 情愿看到的事实：政府虽然有能力压制任何有组织的政治反抗，但并不能因此消除社会危机大规模爆发的现实危险。(chinesenewsnet.com)
这次灾难表明，中国政府介入最深的动力、交通和通讯之脆弱，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人们本来就知道，这些部门垄断利益最肥，内幕最黑，腐败也最深，但中国当权 者所期望的是，大量的投资加上现代高科技可以弥补所有这些问题，虽不能固若金汤，但也不至一败涂地。这场大雪证明，中国难以问责的官僚经济，就如同当年的 北洋水师一样，完全可能一触即溃，成为大规模危机的导火索。(chinesenewsnet.com)
近百万农民工拥挤在广州火车站给中国当权者带来的恐怖，不亚于高压输电塔成片倒塌的震撼。中国经济成功的基本模式，就是官僚资本投资基础设施支持海外资本 雇佣廉价农民工。如果官僚资本的基础设施靠不住，海外资本自然就留不住。到时候，拥挤在广州军警面前的，就不会是急于回家过年的农民工，而是索要工资和赔 偿的农民工。(chinesenewsnet.com)
2008的大雪卷走了中国当权者建立在侥幸之上的信心，但无法卷走他们的侥幸心理。因此，尽管这场灾难至少有一半是人祸，我们也不会在即将召开的两会上，看见任何认真的问责。(rfa)
2008年2月21日星期四
联合早报：谁敢讲实话？
［中国早点－南言之瘾］谁敢讲实话？
（2008-02-21）
● 李气虹
广州市委书记朱小丹本周一以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的身份，与来自香港、澳门地区的广州市政协委员进行座谈。他指出，中国大陆的政协委员有些“新八股”毛病：“怕话传到了领导耳中，怕领导给小鞋穿，不敢说真心话，一开口就是空话套话官话。”
他还表示，“现在都在抓会（议作）风，抓会风很重要一条就是要言之有物。你们发言没什么空话套话，特别敢说话，更超脱、更客观，内地委员要多向港澳委员学习。”
当过广东省委统战部长的朱小丹，如此夸奖港澳委员，果然没有忘记统战港澳同胞的任务。当过广东省委宣传部长的朱小丹，也点出内地委员不敢说真心话的心理因素，但他似乎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会议作风”。
事实上，就在朱小丹批评内地委员“新八股”的前一天，广州市政协副主席郭锡龄抨击了中国铁道部应对雪灾不力，认为铁道部官员应该被撤职，引起中外媒体的注目。
结果，就在广州报章刊登朱小丹赞赏港澳委员“敢说话”的同一天，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以作客《人民日报》网站的形式，对郭锡龄的抨击进行了尖刻严厉的“回应”，认为郭的批评“既违背事实又违背常识”。
王勇平反问，当铁路干部职工和广州人民群众并肩共渡难关的时候，“郭副主席身在何方”，试图以某种道德姿态来取消郭锡龄批评的资格。他还提醒网友，广州 市委领导层已表示“个别同志极不严肃、极不负责任的公开言论，决不代表广州市委、市政府，也不代表市人大和市政协”，以进一步孤立郭锡龄。
按照中国宪政设计，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立法和监督政府的权力机关，政治协商会议是参政议政的机构。现实中，大量中共高官把持着人大政协重要职位，形成“自己监督自己”的矛盾，所谓民意基础实在微不足道，早已为舆论所诟病。
虽然舆论对郭锡龄问政权利遭受官员压制表示同情，郭本人的民意代表性其实也有限。他长期在广州市计划委员会和市财政局工作，2006年3月后担任市政协副主席之前，曾经官拜广州市财政局党委书记兼局长。
就是这样一位地方党政的“老同志”，直抒胸臆，尚且遭受严辞厉句的“回应”，何况政协中其他缺乏中共党政资历的“友好党派人士”和社会名流？王勇平援引广州市委领导层意见的一句话，道破了政协的弱势地位。
朱小丹并非第一位触及“空话套话”议题的中共党政高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上月与省政协委员座谈时，已率先抛出这一话题。但诚如《南方都市报》社论所揭示：“敢不敢讲真话，不是个人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听不到多少真话的人民两会是有缺陷的”。
经常听到中共高官一再宣示，领导干部要自觉接受人大政协的监督，一些地方高官也摆出自上而下的开明姿态。毕竟1957年毛泽东“引蛇出洞”的教训太深入人心，如果没有政治制度切实有效的保障，恐怕只有受“一国两制”庇护的港澳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敢说真话。
现有宪政框架如果容不得一丝实质性改革，期待内地委员也讲“实话”，难道不也是一句空话吗？
2008年2月20日星期三
Solidot: 感谢所有的鱼
感谢所有的鱼
生命起源于海洋，追溯数亿年以来人类身体结构的进化过程，我们会意识到许多我们以之为傲的特征，视之为人类特点的身体部位和行为，都能在鱼类身上找到对应点，是鱼儿创造了人类。头是鱼创造的；感觉器官也是；它的鳍和翅最终进化出了二头肌、三头肌、腕关节和拇指；甚至吻最早也是鱼儿发现的。 芝加哥大学和Field博物馆的古生物学家Shubin博士说， “脊椎让我们直立，那也是鱼的创造。我们用来控制下巴肌肉、用来交谈和倾听的颅神经，都与鱼的腮部有关。我们的头骨基线、身体平面，都源自于鱼。”我们与 鱼的联系从肉体延伸到精神，最新的研究发现鱼类有着超乎寻常的复杂社交行为。它们会互相帮助、合作、互惠。在基因变化方面，鱼和人类亦有共同之处。人类在 迁移过程中出现皮肤颜色改变，棘鱼从咸水区冒险进入到淡水区也出现类似变化。Shubin博士说，“我们能做的任何事情，鱼儿都能在水中完成，我们不应感 到惊讶。这就是脊椎动物的系谱，真正的鱼之树。”鱼类是最古老的脊椎动物群体，有最早的未完全发育的牙齿、大脑、脊髓，在5.5亿年前从蠕虫这类前身进化 而来。Shubin博士称脊椎动物身体表面的进化有利于其成为一个主动的掠食者。最早的颌和牙齿是很好的武器，它让小鱼可以吃掉大鱼。日益增加的竞争促使 海洋里的鱼在3.5亿年前爬上了陆地。Shubi博士和他的同事在2004年发现了一种半鱼类、半两栖类的生物化石，它被命名为Tiktaalik。Tiktaalik有着未成熟的的肩膀，足以做俯卧撑的身体肌肉，这标志着健美时代的开启。
德国之声: 惊天活剧：温家宝在河南艾滋村握的是“演员”的手？
惊天活剧：温家宝在河南艾滋村握的是“演员”的手？
法新社记者2月19日从中国河南发来一篇走访艾滋村后的报导。这篇报导说，在艾滋村里，不仅村民一开始不知道亲人是得什么病死亡的，并且始终没有得到艾滋 病知识的普及启蒙教育。甚至，温家宝总理到艾滋村去访问，跟他握手的居然是当地政府安排的“演员”。而真正的艾滋病人和家属被圈在了另一个地方。假如事实 确实如此，这真是天大的丑闻了。德国之声全文翻译如下。
周蕾抬头看着墙上的照片，她的喉咙里埂 着，说不出话来。然后，她转过头来，尽力给来访者一个微笑。她丈夫的死亡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但那种情景让她至今仍然悲痛满怀。他于90年代中死于艾滋 病。那时，数以千计的河南中国家庭信任地出售他们的血，换取一些人民币，售给投机的商人和医生。而这些买家出于时间原因和金钱原因基本上置卫生标准于不 顾。大量的献血在最短的时间里带来了巨大的收益，因为对血液的需求量是巨大的。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艾滋病毒潜了进来。血商们 根本不管这些。他们始终地、反复地使用同样的针头。一些人由此而受到感染。或者他们把许多献血者的血混在一起，其中包括艾滋病毒感染者，然后把这样的血输 回到人们的血管里去。周蕾的丈夫、儿子和媳妇就是受到了这种致命的“鸡尾酒”的感染的。这个女人说：“当我丈夫去世的时候，我们以为是流感。直到几年后我 的儿子也死了，这时我才得知是这种要命的病。”
她的亲人并非这个有约1000名居民的村庄里唯 一倒在这种瘟疫手下的人。仅在河南上蔡的这个村庄里，就有几百人因此而死亡。居民们并不知道具体的数字。当局不公布细节。人们说，他们也在这笔“生意”里 伸了手，因此没有兴趣把具体情况搞清楚了。详细的背景情况直到今天仍然被坚定不移地掩盖着。地方当局千方百计阻止记者背着他们对受害者进行报导，阻止让这 些受害者缺医少药、没有社会保障的情况公诸于世。必要时，通过对记者或自愿帮助者发出严重的威胁。
地方当局防止事实败露的恐慌心情甚至导致他们欺 骗他们自己的国家领导人。若干年来坚持到艾滋村访问并与艾滋病毒感染者握手的温家宝总理，也到周家来过。但是这里的居民没有向这位政治家倾诉他们的痛苦的 机会。专区政府事先把居民们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圈起来，让业余演员们来代替他们。
这个省不愿透露姓名的医生们说，光是河南的艾滋 病受害者就高达100万。中国艾滋病维权者们估计，在广大的中国一些偏僻的角落，还会有一些犯罪分子从农民那里购买血液血浆，而全然不顾卫生问题，以求尽 可能大地获利。然而，在卫生部的2007年统计数字里，并不包含由不洁针头引起的感染病例。
在周家所在的村子里，人们当时根本不知道献血会 有什么样的风险。由于心脏不好，周蕾才幸免于此难。她说：“为了谨慎起见，我那时放弃了多赚一笔钱的机会。”10年后的今天，她仍然一点都不知道艾滋病是 怎么传播的。公共的启蒙是不足的。而且，中国多年来一直宣传说，艾滋病是对西方腐朽生活方式的惩罚。当这种瘟疫在自己的国家蔓延开来时，情况对国家领导人 来说是很尴尬的。
在2003年让中国进入恐惧的非典爆发后，那里对致命病症的态度变得透明些了。但是，艾滋维权者们指责道，最近一段时间来，又发生了更多的沉默和遮盖现象。
德国之声编者按：
经检索，1月底有未引起注意的海外华文媒体报导道，温家宝2006年去河南上蔡县文楼艾滋村，河南当局安排1600名公安假扮村民欢迎他。这也许就是法新社记者说的“业余演员”了。如果情况属实，这些既坑“地”又骗“天”的“父母官”实在是必须绳之以法。
德国之声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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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2月19日星期二
德国之声: 中国还没有学会国际公关
中国还没有学会国际公关
北京奥运在一天天走近，德语媒体对奥运前的中国也更为关注。南德意志报注意到，一些国际组织正准备利用这一体育盛会展示自己的政治诉求：
“去年8月8日，就在北京奥运开始前一年，一些 人权组织利用这一机会，宣传自己的政治诉求。西藏问题活跃分子在长城上展开横幅，记者无疆界组织的记者举行示威。至于这些活跃分子被立即逮捕并被押送出 境，完全在意料之中。正因为中国警方神经过敏地采取行动，全世界的媒体才报道了这些示威活动。
北京警方宣布，奥运期间将‘严打’政治示威活动。但许多非政府组织正看重了这种‘严打’的效应：一小撮活跃分子在某地打开标语，而逮捕他们的影像则使示威活动传向全世界。中国政府绝不会在奥运期间容忍示威活动，但这样又可能在世人面前展现自己是恐怖政权。”
柏林日报发表评论认为，实际上中国在达尔富尔问题上做出了努力，但中国不重视国际公关，所以奥运尚未开始就输了一筹：
“中国委任了一名达尔富尔问题特使，建设基础设 施并派遣四百多名士兵参与目前的联合国维和行动。若干西方国家的政府称赞中国的投入，但在公众舆论中，批评中国的论点仍占上风。北京的一名欧洲外交官说： ‘中国人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可信性在西方是一个多么巨大的问题，中国在苏丹的作用并非象人们通常所说的那样负面，但是中国不会交际。’
此外，去年四月斯皮尔伯格给胡锦涛主席发出的一封急信没有得到回复，这是一个政治错误。中国的外交礼仪十分僵硬，国家主席不可能给某个私人写信。而西方任何一位政治家都知道，象斯皮尔伯格这样的人在公众中有多大的威望。”
瑞士新苏黎世报也列举了中国在苏丹达尔富尔危机中的积极作为，该报最后写道：
“不可否认，最近几年，中国为保障原料供应，开 始在非洲推行积极的外交和经济政策，但这与其它西方大国并没有什么不同，西方大国早就执行类似的政策。中国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和要求在国际上拥有更大份量 必然使中国更多陷入国际批评和利益的交叉火力之中，但中国官方显然不会应对这一形势。说中国还是财力有限的发展中国家，这一说法并不能起到什么作用。”
联合早报: 中国铁道部应对雪灾失措挨轰击
中国铁道部应对雪灾失措挨轰击
（香港） (2008-02-19)
（联合早报网讯）香港大公报报道，春节前，华中、华南遭遇罕见冰雪灾，造成交通运输大混乱和停水、停电等严重问题。如今雪灾已过，相关部门却没有官员受到惩处，广州市政协副主席郭锡龄忍不住在市政协会议上开炮：“铁道部的人要撤职”。
据《新快报》和《广州日报》18日报道，在广州市政协小组周日的讨论中，一位委员提到今年南方雪灾广州火车站的情况时，坐在一旁的郭锡 龄突然忍不住开口炮轰铁道部：“这一次有两个部门要批评，一个是气象部门，之前完全没有预计到天气的严重性。不过，更严重的是铁道部！”
开不了车却还在卖票
郭锡龄列举了铁道部一系列问题：当时湖南省衡阳和株洲已经完全停电，并且不知道何时可以修复电路的时候，已经可以预见未来几天开不了车 了，铁道部却还在卖票。后来因为断电，只能去找内燃机，最后在新疆才找到，但是会开车的人都下岗了，只好再花时间把他们都请回来，找到人之后，又找不到可 以用的五号柴油（现在用的都是十号柴油）。“这些事情铁道部都没有公布。”
郭锡龄连珠炮轰式的“控诉”引来会上许多委员的共鸣，大家都纷纷摇头叹息。
市人大代表、广州市交警支队支队长刘敬军补充说：“1月26日铁道部门声称票全部卖完，在当时的情况下就不应该再卖票。但是我们得知的 消息是，铁道部门在2月1日又卖了17万张票，2月2日卖了14万张，2月4日卖了4万多张。原本疏散的人群一下子又全部冲向火车站……”
可靠资讯要及时发布
市人大代表何继雄说，“就在前几天，节后民工来粤工作，火车站又堵了，如果政府部门能及时发布相关资讯，也许早就化解这一危机。”何继雄建议有关部门在火车站、汽车站、机场、码头等主要交通枢纽设立大型电子公告栏，在有需要的时候能及时发布最可靠的资讯。
刘敬军也表示，从政府层面看，今年开始一定要有应急预案，希望政府与铁道部门交涉好，每天发多少车，卖多少票，进行严格控制，做好资讯的发布，不要让民众死等在火车站附近。
“本来农民工到火车站上不了车就回去了，可铁道部一声恢复运力，害得农民工又涌到广州火车站。”郭锡龄说到最后声音里都冒出火药味来：“铁道部的人要撤职！”
cnbeta: 奥委会的尴尬
七日谈·七日独白:奥委会的尴尬
文/LonelyJames
本 周斯皮尔伯格宣布辞任奥运开幕式艺术顾问一职[1]，整个网络一下子炸了锅。个人认为我们抵制一下斯氏电影还是有正当理由的，而且我们抵制的办法最好是狂 下载他的盗版电影，这样我们基本是零成本；他要是以后看着开幕式心痒痒想盗版，只有自己扛着dv整一个，而且还得他自己掏钱。本周我们想谈论的话题也和奥 运有关系。
在雅典的时候，罗格大概想不到短短四年的时间，世界的变化会这么快，马上奥运会就要接触到一个根本不熟悉的全新领域，那就 是网络。北京奥运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广大网民的努力，产生了很多奥运史上和IT有关的第一：第一个奥运会互联网官方合作伙伴搜狐[2]，第一个官方 新媒体转播商央视国际[3]，第一次规范了网络媒体报道奥运会的权益[4]，还有本周第一次对运动员博客有了界定[5]。就连中国人自己的企业第一次当上 Top赞助商，那也是和电脑有关，虽说开完北京奥运会联想就不干了[6]，不过据传接手的是另一个华人产业Acer[7]，也算是肥水不流外人田了。
对 于运动员开博客，国际奥委会的担忧不无道理，因为他们要照顾到电视转播商的利益，提供奥运报道的通讯社和电视台一定不希望零成本的散兵游勇轻而易举的战胜 自己花大价钱构建起来的报道网络，他们花在奥运会上的钱也要用到刀刃上。为了和电视观众（实际是转播商）妥协，北京射击馆的靶子的照度都要调整得并不那么 利于运动员发挥，以便电视观众看得更清楚[8]。见钱眼开无损于赛场上的表演，顶多只会没当上赞助商的企业难受而已，如果没了赞助商的支持，大家就什么也 看不到了。所以“巧立名目”地让赞助商垄断奥运会的各项权利是奥运会的惯例，他们不损害运动员和观众的利益也就算仁至义尽了。
但是网 络给奥运赞助商的维权工作带来了新挑战。举个例子，原先电视台必须从央视手里买版权来转播，信号去了哪里央视都掌握得很清楚。现在央视国际的奥运视频只要 一段代码就会被复制到个人和商业网站，监管基本是不可能的。央视大概是想通过贴片广告来收回赞助成本，只要广告不是内嵌在视频里面，别人就可以在自己架起 的直播页面放自己的广告，何况还有那么多p2p电视，这个央视国际是没辙的。Ohmymedia还曾经撰文说奥委会打算以国家为单位出售新媒体转播权 [9]，（理论上）只要能上网就能浏览任何一个国家的网站，所以要想不同国家分着卖，奥组委还要联系当地“网管”部门想个辙才行。
关 于运动员博客，奥组委这次的很多标准和限制语句都很模糊[10]，比如不同国家或文化对所谓“格调高雅”的评判就不一样。再有，如果体操队内的朋友相互问 候，吃顿饭什么的，写个博客，算不算“运动员之间的相互采访”？而且，鉴于某奥运赞助商的广告闹出了硕大的笑话，让运动员“高雅”的写博客，就很有“只许 州官放火”的嫌疑了。应该说国际奥委会关于网络媒体合作伙伴的权益规定——只有合作伙伴才能投放奥运相关广告——颇有广电总局的风骨，让人啼笑皆非。我就 想起广播里播出的几个广告，比如某面粉是“2008北京的面粉”，某手表是“多项国际赛事官方指定计时”，统一和omega在旁边干瞪眼。这类广告好像还 是能在搜狐以外的网站投放的吧。
总之一句话，进行限制，授予特权，是必要的，不能取消，但是毕竟，向往自由开放才是互联网和新媒体的本质精神。
结 尾来点抒情的吧。可以想见，8月到来的时候，将出现很多中国人一辈子都很少见到的场面。从宽敞明亮的首都机场三号航站楼，换乘机场支线地铁，或是坐着刚出 炉还热乎的京津城际特快迈向奥运赛场，一路上阳光明媚，反季节花朵争奇斗艳，立交桥栏杆和路灯杆锃明瓦亮，大爷大妈抢着找外地人给他们指路，一队红领巾冲 街上老外喊“歪哦克姆吐杯镜”；看到鸟巢了却不进去，一转身在旁边的书报亭买上一份《花花公子》瞧着[11]；进网吧一看，居然什么网站都能去了 [12]，网速还那么快[13]——没准我会当场流下感动的泪水呢。
[1]http://news.china.com/zh_cn/domestic/945/20080214/14671194.html
[2]http://www.cnbeta.com/article.php?sid=33682
[5]http://www.cnbeta.com/article.php?sid=49228
[6]http://www.cnbeta.com/article.php?sid=45214
[7]http://www.cnbeta.com/article.php?sid=44669
[8]http://sports.sina.com.cn/o/2007-09-25/09483191997.shtml
[9]http://ohmymedia.com/2007/12/18/731
[10]http://www.cnbeta.com/article.php?sid=49292
[11]http://www.espnstar.com.cn/pub/2008/0105/56412.htm
[12]http://www.caobian.info/?p=2662
[13]http://www.cnbeta.com/articles/32993.htm
2008年2月18日星期一
德国之声: 就进入柏林电影节青年论坛单元专访高文东
就进入柏林电影节青年论坛单元专访高文东
在本届柏林电影节的青年论坛单元上，来自中国的独立导演高文东带来了一部具有强烈写实风格的作品：《美食村》。该片是导演系列作品“城市三部曲“中的第二部，关注自己生活城市的角落以及它在城市化进程中的种种发展和变化。下面是德国之声记者发自柏林的独家采访。
影 片讲述了生活在大连“美食村“的村民和他们的故事。“美食村“是大连曾经繁华一时的商业场所，如今衰落了，成为城市下层居民的聚集地。由于这里低廉的房 租，美食村吸引了不少小商贩、打工者、妓女以及小混混等等，三宝和婷婷就是居住在村中的一对男女。有一天三宝在美食村遇到了靠捡破烂为生的父亲，在一间狭 小的房间里，婷婷、三宝和他父亲的组成了一个奇怪的三口之家。三宝和婷婷为了这个家，付出了所有。
德国之声：高导演，您好！祝贺您入选青年论坛单元。您认为您的作品能入选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高 文东：选片人跟我说，我的作品很有趣，但是具体怎么有趣，他没解释。我觉得可能是我的拍摄形式比较新颖特别吧。国内不少影评人看了我的作品，大家都觉得这 个电影跟别的不一样，很新奇，算是反传统吧，也不知道该怎么写影评，因为以前都没见过这样的东西，发现原来电影还可以这么做，所以大家不知道该怎么评价这 种创新，不知道是好还是坏。我不是刻意地去追求另类，而是觉得这个方式最符合我要表达的意境。我对有趣这个评价很满意，说明我的作品不闷。
德国之声：您为什么选择了“城中村“这样一个主题?
高 文东：我觉得美食村的兴衰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一个缩影。它没有随着城市一起发展，它滞后，所以它变成了一个城中村。像这样的地方,中国还有很多，建设的时 候都是精品，现在成了垃圾。因为城市发展的太快了，来不及思考。好一点的可以拆掉重建，像美食村这样，因为历史原因又拆不掉，拆不掉怎么办？就留在那里， 像一个伤疤。中国改革开放30年了，基本上像我这样年龄的人，都经历了城市化进程的变革。
我 现在住的地方也是我的家乡，但小时候生活的那个环境和今天生活的环境完全不同。乡土被高楼大厦取代。以前的乡亲，现在成了邻居。中国有句成语叫做“物是人 非”，是一种人对于成长之后那种变化的怀念，而我站在如今的故土高楼上，感到的却是“物非人是”。两相比较，后者要比前者更悲凉。因为你所有关于成长的记 忆都没有了，那种心情跟你失去亲人没什么两样。但在大多数人看来，城市发展了，人们生活变好了，物质上去了。我不反对发展，但我反对拆掉历史，拆掉记忆。 就像许多城市，每天都在建设，每天都在拆历史，拆建筑，拆老房子，拆得太多了，不一定是给子孙后代留点什么，但只要要给自己留点什么吧。
德国之声：您的这部作品跟普通的电影不太一样，大部分的电影都在给观众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但是在您的电影里，观众只看到了支离破碎的片断。您把美食村村民的各种生活场景拼在一起，甚至连很多关于主人公的细节也没有完全交代清楚。为什么要以这样的方式?
德国之声：您的影片写实性很强，甚至有点像记录片的风格。您在剧本设计上是如何考虑的?
高 文东：在拍摄中，我们对剧本的调整很大。开始我们的剧本故事性很强，后来在拍摄了大概两个月左右的时候，突然发现剧本之外，在村中发生的事情更鲜活立体， 是按照剧本拍摄所达不到的效果，我们觉得这样的东西更真实。而且随着我们进驻美食村的时间越来越长，我发现自己对美食村的了解远远不够，于是我们决定抛弃 之前两个月的拍摄素材，也开始调整之前的剧本，来寻找一种新的拍摄方式，然后找到了现在这种形式：记录自然发生的事情，所以观众看到的很多场景都是即兴的 段落，都是事先没有商量好的。
德国之声：作为一部近乎记录片的电影，您是如何挑选演员的?
高 文东：除了男女主角是专业院校的学生之外，其他的都是美食村村民本色出演。一方面，由于经济原因，我们请不起专业演员。这部影片中的演员基本都没有拿到报 酬，除了扮演男主角父亲的拾荒的大爷，他也是美食村的村民，因为我们的拍摄耽误了他挣钱的时间，所以我们付给他一些报酬，作为补偿。另一方面，现在有一种 说法是专业演员非专业化，非专业的东西更真实，更贴近生活，特别是我们这样的电影，就是希望最大限度地还原生活的本来面目，这是专业演员很难达到的，因为 他们即使再专业，仍然是演员。美食村的村民一开始有些抗拒镜头，躲着镜头活动，后来他们也慢慢习惯了镜头的存在，所以我们才能捕捉到他们日常生活中的很多 细节。
德国之声：作为独立导演，您是如何筹集资金的?
高文东：基本上是朋友帮忙，还有自掏腰包吧。这部电影的成本在十万人民币以下。我们参加本次电影节的很大目的就是希望能筹集到更多的资金，为下一部电影做准备。
德国之声：这部影片是您的第二部作品，算是职业生涯的刚刚开始。您本人并不是专业出身，您是怎么走上拍电影之路的?
高 文东：我大概是从98年开始萌发电影梦的，那个时候很大程度上受了贾樟柯的影响。之前在校园里还疯传《北京杂种》，大家都觉得张元很厉害。还有就是《小 武》，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我觉得国内我们这一代做电影的人都受到贾樟柯的影响，他的力量太大了，简直绕不过去。他对我做电影的影响很大，这种影响不是体现 在电影的拍摄风格上，而是实现电影的方式：通过参加影展获奖，然后募集基金来拍摄下一步电影。另外我觉得网络是我们这一代做电影的人身上很强的符号。如果 说第五代导演是学院派，第六代导演跟学院也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的话，那我们这一代的特点就是跟网络关系紧密，透过网络特别是论坛聊天室进行讨论各种跟电影相 关的话题，比如说制作技巧、发行渠道以及如何降低成本等等。这些交流算是加速了我的电影梦的实现吧。
德国之声：国内有媒体评价您为电影爱好者，您如何看待这种评价?
高文东：一开始听到这个评价的时候，我有点愤愤不平，觉得这种称呼似乎降低了我的专业性。但是过后我也释然了，自己本身就不是专业院校出身，如果我能一直保持电影爱好者的心态来拍摄电影，那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德国之声：非常感谢您接受采访，祝您的作品在青年论坛单元获得好成绩！
德国之声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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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 中国面临的挑战：贫富分化
中国面临的挑战：贫富分化
 中国目前的贫富分化日趋严重 |
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贫富分化的现象也日益触目惊心。一边是大都市中灯红酒绿，一掷千金的奢华；另一边则是街边流浪的儿童，和没 钱治病，在家等死的穷人。这种贫富分化的状态已经引起了整个社会的关注。中国领导人近来也一再表示，经济发展的同时要注意社会公平。在2007年秋天举行 的第二届中欧论坛上，中国贫富分化问题是讨论的重点之一。
BBC记者嵇伟采访了参加讨论的数位学者。探讨中国面临的挑战 - 贫富分化。
采访录音 中国的贫富差别问题从1990年代初开始尖锐化，而且越来越可能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最大因素。2003年中国媒体透露的统 计数字显示，中国的十万亿元银行存款中，有百分之八十为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二十的人所拥有。与此同时，据2007年夏天亚洲银行发表的一份报告推断，中国目 前生活在世界银行设定的日均一美元贫困线以下的人数为三亿，是官方统计的三倍。这种巨大的贫富分化主要体现在社会群体之间、东西部之间和城乡之间。造成这 些差别的原因诸多，1980年北大区人大竞选的十位竞选人之一、SEE生态协会执行理事杨利川认为，首先是传统的体制与政策原因：
杨利川：过去结构上的这种贫富差距本身就很大。比如，从50年代以来，计划经济所造成的城乡差别，剪刀差的问题，城市人口所占有的资源和农村人口所占有的资源非常不一样。那么改革开放以后，实际上最初是农民先富起来的，后来城市人才富起来。
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后，在财富分配问题上采取的是 "结果 公平法"，虽然导致了城乡差别，也抹煞了个人奋斗致富的机会，但老百姓获得的份额尽管少得可怜，却是相对平均的。这种情况到1978年开始改变。北京工业大学中国经济转型研究中心主任黄海峰认为，改革开放之后，地域经济尤其是东西部的悬殊越来越大。
黄海峰：中国的几十年的经济改革开放中，确实存在着，特别是区域之间的贫富悬殊问题。先从东部开始，然后往西部逐渐 发展。东部的发展，长期以来作为一个重点，经济也积累到了一定的程度，所以东部比西部地区显得富裕程度更高些。如果这种贫富悬殊过大，就会造成社会的不公 平，以及社会内部的冲突。
东西部差别的急剧增大，再加上传统的城乡差别，是造成1980年代末开始的民工潮的主要原因。华南师大政治与行政学院副教授、《市民》杂志副主编唐昊认为，这一正在为改变贫困生活状况付出最大努力的群体，并没有获得应有的权利。
唐昊：在户籍制度，劳动保护等各个方面，对于民工是没有保障的。这些制度上的安排，会使他们的生存和发展的能力受到 限制。民工抡着20磅重的大锤砸废铁，然后再送进高炉口。这种非常繁重的劳动，砸碎一吨废铁，价钱只是两元人民币，但即使这么低的工资也有人抢着去做。就 是因为农民工在这里的待遇再差也要比在老家种地收入高。
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提倡致富机会公平或者程序公平，但唐昊认为，这一貌似公平的竞争机会，其实是建立在不公平的起点上的，他以下岗工人为例。
唐昊：下岗工人这一群体，在以前几十年中，以低工资这样的形式为企业和国家的财政税收做了贡献。而企业的剩余利润很 大程度上是被以财政利润上交的方式拿走了。这样工厂的福利，再发展的基金以及工人退休 和治病所需要的费用，工厂实际上是难以支付的。而在新的一轮改革过程中，工人又面对下岗，工人群体是在改革中受损失比较大的一个群体。这种损失以剥夺他们 未来发展的机遇作为表现形式。包括他们没有更多的余钱去进修，也没有更多的资金去投资或者是创业。他想要改善自己的生活获得再发展的权力，是相当困难的。 所以他们作为一个群体在经济上，社会生活中就被边缘化了。
有一些看起来可以享有较好的发展机会的群体，实际上也被剥夺了公平发展的机会，比如中小型的民营企业。唐昊说：
唐昊：民营的中小企业承受着世界上最重的国家税收负担之一，使得中小企业背上一个很沉重的包袱。所以中小企业在中国近几年来，是以每年减少八十七万家这一数字来逆发展。
资源分配与发展权不公平的背后是特权与腐败。
浙 江林学院旅游学院客座教授、从事生态旅游开发的陈旭军认为：一部分人迅速的富起来，并不是靠正当合法的手段。他们在资源分配当中，在改革开放的第一阶段， 他们可能取得一些特权，像政策啊，批文啊等等。现在也有一些人通过垄断的政策和地位，比如说，国有的垄断企业。还有一些是通过不和法的，比如说，权钱交易 等等。
特权与腐败不仅仅体现在获取与分配金钱和物质资源方面，还体现在象教育和医疗等公共服务体制方面。杨利川指出，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这些方面所反映出的社会价值的不公，可能激化社会矛盾。
杨利川：这些年来，在教育问题上，很多人说上学上不起，在医疗问题上，说看病看不起。总体上，我认为是资源的垄断造 成的。比如，教育的官场化，医疗资源过多的垄断。国家又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所以监管不利，它又卖药又卖医疗器材，同时它本身又作为一个监管单位。在教育 方面的腐败也是非常严重的，垄断了教育资源。现在愈来愈多的人要上大学，更不要说所有的人都要上医院。这是资源的分配问题，如果上学上不起，上医院上不 起，甚至有的农村孩子考学已经考上，却没有经费上学，有自杀的呀。家长自杀的，孩子自杀的事例都有。这不就是激化社会矛盾吗？
教育历来被中国人看作是个人发展最重要的途径，黄海峰解剖教育机会的不均等所带来的发展机会的不公正。
黄海峰：任何国家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会带来很多社会的变迁。这个社会变迁呢，我们称作社会分层，就是很多人在这个过程中可能有了更多的受教育的机会，他就可能作为自富阶层。但另一部分人，由于生活在西部或边远落后的地区，他可能享受不到这种社会经济增长的经济利益。
对比上海与河南中学生的教育投资，唐昊认为，中国目前的教育体制会使现在已经很大贫富差距拉得更大。
唐昊：教育，本来是作为最底层的民众包括他的子女向上流动的最有效的一个机会。中国的教育体制，以前很大程度上保障 了这种公平的受教育机会，但今天这个教育上的差距已经相当大了。一个上海的中学生，在他身上每年的教育花费是一个在河南的中学生每年教育花费的58倍。可 想而知，享受着不同程度教育的孩子在他以后的成长中差距会有多大！还有户籍制度，就业机会等等这些方面的限定都会使得现有的贫富差距有愈来愈大的趋势。这 个差距达到一定程度的话，那么可能会产生无法预料的整体性的事件，还有个人化的反社会的事件。
中国的贫富差别有极端化的倾向。有些地方十几岁的女孩没有衣服穿，冬天一家人只有一床破被子。许多穷人得了重病没钱去医 院，只能在家等死。但另外一个中国，数万元人民币一件的睡衣和几百万美元一只的手表不愁没有顾客，劳斯莱斯车的购买量已经超过日本，中国的奢侈品市场正在 以每年百分之20到30的超速增长，可望在不久的将来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一。这种分化造成了社会阶层间的紧张对立关系。
陈旭军：相对贫困阶层，他们的忍受程度已经到了一个比较危险的境地。在他的权益不能得到很好保障的情况下，这就很容易形成一种紧张对立的关系，比如，有民工拿着炸药进到矿主办公室，大家同归于尽，以死来抗争。
按照唐昊的看法，即使中国目前的贫富分化日趋严重，这 并不是导致人们不满的最根本原因。
唐昊：中国的贫富差距，目前来讲并不主要是物质差距上的问题。差距本身呢，也许可以通过种种方式来化解的。引起社会 矛盾的原因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第一个是贫富差距本身的存在。第二个是改善这种差距呢，是遥遥无期的。人们不一定会因为贫富差距而产生不满，却会因为对 贫富差距结果的固化而产生绝望，而导致不可预测的行动。
孔子曰，不患贫而患不均。个人发展的起点与规则的平等，在任何国家都是社会公正的核心所在，是保障社会稳定与否的关键之一。黄海峰认为，缓解社会矛盾，必须平均权衡各阶层的利益。
黄海峰：社会的紧张和冲突可能会在某些时候产生，所以政治家应该考虑到权衡社会的资源以及社会关系的和谐化。就希望通过法制的框架以及构建一种良好的社会体系的框架缓解这样的社会问题。
陈旭军指出，消除导致贫富分化的腐败与特权，对中国政府自身大有好处。
陈旭军：逐步地消除建立在一种不光明，不光彩黑暗的权钱交易上的那种特权，是对中国健康发展的一剂良药。我想政府也想解决这个问题，他也同样面对自己的生存和发展问题。
草根民众对贫富差别扩大化、固有化以及可能发展为代际传承的担忧，也是胡锦涛政府提出创建和谐社会、避免社会冲突的一个根本原因。黄海峰相信这也许能解决中国目前的社会矛盾：
黄海峰：和谐社会的概念，如果落实到具体行动上的话，通过法律，通过制度的建设，在通过成立在各行业协会的中介组织，通过一种政府引导，企业承担责任，公民参与的一种三位一体的机制能够克服目前的一些问题。
用各方的声音监督和制约政府，是陈旭军衡量和谐社会的标准。
陈旭军：一个健康和谐的社会，是各利益的相关体都能充分地表达他们的愿望。而这种愿望也被其他的族群，包括政府，包 括社会的各个阶层所能接纳和尊重。各方面的声音得到充分表达，就能够形成社会的一种制约的力量，对于一些不那么好的决策，这个社会就有一种健康地反省的能 力和纠错的机制。
但是中国被一些国际组织列为全世界新闻自由最差的国家之一，北京当局近来拆除上访村、加强对政治异见人士的压制等，都在某种程度上说明，和谐社会的构建还有漫长的路要走。那么怎样才能更实际的解决中国目前由日趋严重的贫富差别导致的社会问题呢？唐昊这样回答：
唐昊：很简单，就是还给每个社会群体公平发展的权力。这需要靠外在的制度来保障，政府需要保障所有这一切的行动不受干扰。
农民是中国贫富分化现状中最大的受损群体，根据中国官方学者的报告，中国农民的生活水平比城镇居民落后七年。曾经担任过副县长的杨利川在推崇用民主和法制制衡权力之外，还提出土地制度和土地资源的改革。
杨利川：一方面，还是应该加强民主的建设，对权力的制约。我说的民主，不是指的一般的发扬民主，还是要从政治体制上 根本的改变，比方落实选举制度，落实法制的基本规则，包括司法的独立。真正使得权力得到制衡，资源的分配能够有民主的制衡。另外，就是逐渐地开放一些农村 的资本市场，包括土地制度的进一步改革，使得资源的分配在更大的范围内能够达到平均化，达到一个合理的流动。
对于如何消除贫富差别，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有一点许多学者都同意，那就是，一个以消灭剥削阶级、实现社会大同为奋斗目 标的政党，在它统治的国家，贫富分化程度应该相当小。所以如果不及时调整与消除这种日趋极端化的贫富差别现状，中国政府面对的可能不仅仅是受损群体的不 满，而且还将面对建政理论根据的挑战。
德国之声: 好莱坞弃中国而去
“好莱坞弃中国而去”
因执导“辛德勒名单”享誉世界的好莱坞导演斯皮尔伯格向媒体宣布，由于无法接受中国政府在达尔富尔问题上非人道主义的做法，决定辞去2008北京奥运会艺 术顾问一职。斯皮尔伯格此举引起强烈反响，也给中国政府在奥运召开前夕施加了巨大压力。今天出版的“南德意志报”和“法兰克福汇报“都就此发表文章。德国 之声摘译如下。
南德意志报以“恐怖的赛事”为题的文章 写道：“斯皮尔伯格在回答媒体提问时这样表示：‘我的良心不允许我再像没事一样继续同中国合作。我不愿再将时间和精力浪费在策划奥运开幕庆典上，而是用在 阻止达尔富尔灭绝人性的危机继续蔓延。’看来这是他就辞去北京08奥运会艺术顾问一事做的最后一次表态。此前美国女演员米娅-法罗一直为结束达尔富尔危机 努力，并多次呼吁中国政府改变对苏丹的政策，制止苏丹大屠杀，并呼吁全球抵制奥运。法罗指责斯皮尔伯格可能会通过其对中国政府的艺术支持，间接纵容了惨无 人道的行径。斯皮尔伯格曾就苏丹危机致信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并要求单独会面，但是没有得到对方答复。
“对于达尔富尔危机，苏丹政府当然负首要责任。 但是中国政府只考虑从苏丹提供的大量石油中获利，没有利用外交及经济影响向苏丹政府施压，尽早结束上百万人民的痛苦。斯皮尔伯格辞去奥运艺术顾问职务，无 疑是对中国国际形象的重创，但却获得众多人权维权人士的掌声。法罗认为，中国政府为了奥运大搞文明礼貌活动，如不要随地吐痰，乱丢垃圾等，这些都比不上结 束对野蛮政府的支持意义重大。斯皮尔伯格这样的世界顶尖级导演对中国说‘不’，证明中国政府到了该考虑自己应该如何决策的时候了。”
“法兰克福汇报”今天也就斯皮尔伯格结束同中国的艺术合作一事发表文章，题为“好莱坞弃中国而去”。文章这样写道：
“斯皮尔伯格的影片一贯旨在表达一种跨越文化与 政治界限的，广博的人道精神。他在两年前接受担任08奥运艺术顾问一职时，承诺向全世界奉献一场蕴含和平，友谊和理解的庆典。然而现在他不得不承认，他对 中国政府改变苏丹政策，结束达尔富尔危机的呼吁完全没有奏效，彻底败在了经济利益以及地缘政治面前。由此，中国同好莱坞的战略性伙伴关系也暂告结束。中国 多次对有关抵制奥运的呼吁表示抗议，并要求不要将奥运‘政治化’。北京政府同时强调，中国外交政策最重要的原则是‘不干涉他国内政’。这项重要原则既保障 了本国经济利益，又不违背道德标准，甚至可以作为另一种广博的，抽象的精神用在好莱坞电影里了。然而当好莱坞著名的代表斯皮尔伯格不愿继续合作时，更加显 示了这种政策的脆弱不堪。”
本文摘自其它媒体，不代表德国之声观点
德国之声: 入世七年后中国仍刁难欧洲在华企业
入世七年后中国仍刁难欧洲在华企业
“在加入世贸组织7年后，中国有关部门仍对欧洲在华企业进行系统化的刁难。”这是“经济周刊”本周题为“外国驻华企业大失所望”文章的开场白。文中介绍了中国政府在企业政策上“内外有别”，甚至故意限制外国企业发展，以保障本国企业优势。德国之声摘译如下。
文章这样写道：“德国安联保险集团驻上 海分公司的副总裁用‘惊人的速度’形容中国保险市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意识到了医疗、人身以及财产保险的好处。如果有可能，安联集团希望能扩大在中 国的业务。然而实际操作并非轻而易举。中国政府对外国保险公司在中国设立分公司有限制，每年不得超过2家。而对100多家中国保险公司就不存在这个限制， 根据经营能力，他们想开多少家分公司都可以。
“大部分欧洲驻华保险公司，银行以及律师事务所 都有类似德国安联集团在中国的遭遇。中国在2001年正式加入世贸组织，理论上讲，这也意味着中国在服务行业向世界敞开了市场的大门。而事实上，中国对来 自欧洲的服务领域企业进入中国市场设立了几乎无法逾越的障碍。中国官方惯用的解释是，中国处理外国企业驻华申请的办公人员不够多，所以在办事效率上受了限 制。实际上中国是故意拖延时间，有针对性的限制外国企业在服务业对华投资，从而确保本地企业的竞争优势。
“外国银行要想在中国开设分行非常困难。中国政 府以金融行业在经过了艰难的改革后还在创立阶段为由，规定了外国银行每年只可在中国开设两家分行的限制。对于外国银行所提供的每一项服务，包括存储、信贷 等等都要向中国行政部门提出特殊许可申请。申请的审批过程往往需要一年甚至几年时间。而审批之后中国经常会以外国银行驻华分行的规模过小作为理由，驳回该 行设立分部的申请。
“打开中国市场最为困难的还要属音乐制作行业。 中国市面出售的近85%的CD都是盗版产品。中国因特网上提供的歌曲99%没有正规版权。哪家外国唱片公司想在中国正规合法销售CD，先要冲过行政机关设 立的重重关卡。一张CD要经过至少3个政府机关的批准才可发行。审查机关之一是媒体管制机构，要确保每首歌曲歌词内容不涉及敏感政治内容。
“欧盟贸易委员曼德尔森很能理解欧洲公司对中国大失所望的原因。在2007年底欧盟高级代表团访问北京时，曼德尔森把中国的市场准入作为首要议题。他表示，我们欧洲的企业只希望能够获得均等机会，就像中国企业在欧洲受到平等待遇一样。”
本文摘自其它媒体，不代表德国之声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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