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
在一个到处是这个“奖”、那个“奖”的时代，许多奖受到社会的普遍质疑，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越来越无足轻重，但这个“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属于少有的受到 各方肯定的一个奖项，获奖者在专业领域的成就都经得起考验，一直没有什么负面的声音传出。今年获奖的是植物学家吴征镒院士和石油化工催化剂专家闵恩泽院 士，从简历我们可以看到，吴先生193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生物系，闵先生1946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化工系。这些年来，获得过这个奖的科学家，大多数都有和 他俩有着相似的教育背景，气象学家叶笃正1940年毕业于西南联大，数学家吴文俊1940年毕业于交通大学，固体物理学家黄昆1941年毕业于燕京大学， 1944年获西南联大硕士学位，地球环境学家刘东生1942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地质系, 肝脏外科学家吴孟超1949年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即使另外几个比他们年轻的获奖者，多数也在上世纪40年代受过中学教育。他们拥有如此接近的本土 教育背景，并不是一个偶然的巧合，其中有许多值得我们今天深思的地方，比如我们的整个教育，我们学术研究环境是否有利于养成一种以求真理、真知为唯一目标 的科学精神，以及科学态度、科学习惯？姑且不说其他领域，就是在争议性最少的自然科学领域，为什么专业上有创造力、有大作为的科学家，多数却不是我们这个 时代培养出来的？
在这个问号的背后，我们不能不追问我们的基础教育、大学教育，我们的科学教育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是不是不利于人 才特别是具有创造性大才的成长？我关注吴征镒先生有好几年了，在编《过去的中学》一书时，曾收入他回忆中学生活的一篇文章，他说自己从初中起就对植物学发 生了兴趣，1931年他考入有名的扬州中学读高中，在这所偏重数理化的名校，他数学学得不错，但他喜欢的是生物学，三位生物老师的名字都留在了他少年的记 忆里，学植物学的志向就此时确立。地理学家施雅风院士也回忆说，自己从初中到高中就已确立专业方向，他们之后都如愿进入一流的大学，选择了喜欢的专业，施 先生读的是浙江大学地理系。
那个时代，不同的学校，无论中小学还是大学，都各有自己的特色与个性，但有一点大致上是相通的，几乎都是教育家在 办校，学校除了是一个传承知识的场所，也教会学生求知的方法和途径，更重要的是培养他们独立思考的习惯，为他们打开认识自然、了解世界、观察社会的窗口， 给他们一个个眺望世界的平台，启迪他们自由的心智，点亮各自心中的那盏灯，鼓励和激发他们的创造欲，肯定每个人不同的梦想，尊重而不是抹杀他们的个性。在 过去的教育谱系里，不光是名校，就是许许多多普通学校也在相当程度上做到了这些。所以，学校给予莘莘学子的决不只是书本上死的知识，不光是教书同时也是育 人，学生不是为考试而存在的，衡量求知结果的也不只是分数，分数不是决定因素，更不是唯一因素。上述这些科学家在本国完成大学或研究生教育后，多数还有在 国外攻读博士学位或从事科研的经历，他们的成就与这些教育背景密切相关，不可分割。
当然，即使有了最好的教育背景，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学术环境，也很难在专业上做出重大贡献。二十多年前，1939 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外语系的王佐良教授就在《光明日报》发表过一篇《关于学术发展之我见》，提出五点看法，一是要有一个适宜学术发展的环境，一个公平、合 理、有活力、有创造性的社会，知识分子才能安身立命其中。有自由探讨的学术空气，人才才能脱颖而出。二是要提倡严谨的学风，要扎扎实实做学问。三是要在重 视自然科学的同时，重视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四是要继续开放、继续交流。五是要有世界眼光，又要回顾中国学术传统。
王先生提出的这五条，即使放在今天，我们也一点不会感到过时。缺乏学术自由、思想自由，没有一个尊重少数、保护少数的宽容的环境，要谈什么科学发展难道不 感到奢侈吗？没有严谨的学风，不遵循基本的科学工作准则，到处是剽窃、抄袭，坑蒙拐骗，华而不实，廉耻丧尽，斯文扫地，哪里还有什么学术创造可言？更不要 说什么追求真理了。我们只要稍微了解一下，就不难发现，许多旧时代过来的自然科学家有很高的文学素养，有些对人文科学兴趣浓厚，像竺可桢先生平时读书就不 限于专业书。一些人完全沉溺在本专业之中，往往专业也做得不怎么样。开放、交流当然是学术发展的重要一环。世界眼光，中国传统，这正是当年西南联大的精神 追求。一个人最后的造就，和他的教育背景是很难分开的，尤其在自然科学领域。一个民族的创造力，与它的教育关系同样深切，教育不上轨道，对一个民族是最 大、最深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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