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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月24日星期六
广电总局正式下发境外剧限播令
2015年1月21日星期三
政治挂帅强势逆袭，高校人才恐将流失
政治挂帅强势逆袭，高校人才恐将流失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最近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将高校意识形态的管控明文拉升到新警戒线——思想政治、意识形态倾向成为远远优于学术研究造诣的考评指标，不仅要时时监督、定期考核，并且具有"一票否决权"，决定个人教师职业生涯的生死。虽然两办的文件并非近来高校意识形态收紧的开端，但管控从后台转向前台的变化，仍令舆论充满担忧——政治的帅旗堂而皇之的在大学校园升起，或将使诸多大学老师们回想起"反右"与"文革"的惨痛，从而选择离乡避祸——中国到了和大学老师说再见的时候。
事实上，高校意识形态的收紧已近两年，只是此前或是遮遮掩掩在内部通知，或是借媒体之口间接向社会传达，未有像今天两办发文这般正式。早在2013年5月，华东政法大学副教授张雪忠就已在网络上公开了一份中国官方"七不讲"的内部材料：禁止高校讲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公民权利、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错误、权贵资产阶级、司法独立。而张雪忠本人，也因公布此文件而被大学解聘。而后在2014年11月，《辽宁日报》刊发系列调查文章《老师，请不要这样讲中国》，汇集各路潜入大学讲堂中的记者搜集来的材料，剑指大学内的自由派倾向，激起一阵舆论热潮。同时，公安大学教授王守田因其反对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主张宪政等观点被捕，取保后禁止再讲授宪法课。此时，官媒《环球时报》发文称就是要砸了自由派的锅，更是令一些评论人士大呼中国最主要的思想殿堂将从此沦为一潭死水。
如果说"一潭死水"的大学将令许多有能力的优秀学生选择走出国门，接受多元多彩思维的碰撞，那么"政治挂帅"的大学则会令许多有政治敏感度的优秀教师走出国门，寻求学术上的自由与生活上的安全——这一面政治的大旗或将令大学教师"说还是不说"的问题，变为"走还是不走的"的抉择。
回顾历史，中国大学老师上次面临这一抉择并不久远。中共建政前夕，蒋介石开启了一项"抢救大陆学人"的计划，意图将中国大陆顶级知识分子接往台湾。1948年12月14日， "抢救大陆学人"的飞机在北平南苑机场等候了两天时间，才有胡适、毛子水、钱思亮、英千里、张佛泉等少数著名教授登机，大部份机舱座位都被空闲著。12月21日，第二批被"抢救"的学人也只有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以及李书华、袁同礼、杨武之等20几位教授。据统计资料显示，由于对国民政府彻底丧失信任，并普遍对中共怀有好感，当时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的81名院士，有近60人决意留在大陆。
众所周知，"不走"的结局是这些顶级学人始料未及的。一代大师陈寅恪学贯中西，被称为"中国最博学之人"，而在文革期间，不仅家中盖满大字报，而且红卫兵担心失明的陈寅恪无法感受"人民的批判"，而将高音喇叭绑缚其床头，令陈寅恪夫妇闻之即感天旋地转，双双心脏病发，最终心力衰竭而亡。临终前奄奄一息的陈寅恪夫妇相对而泣，陈叹命运之哀苦，为妻作挽诗曰："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肠断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与陈寅恪命运相同的大陆顶级学人可谓不胜枚举：中国近代物理学奠基人之一叶企孙，北平解放后留清华大学任职，文革遭迫害惨死。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物理学家饶毓泰，拒绝登上赴台的飞机，文革期间不堪迫害上吊自杀。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地质学家谢家荣被打成右派，夫妻双双饮恨自杀……
从这些例子可以清晰看到，不论是"反右"还是"文革"，政治运动从来不分文理，自然科学家与文科学者的命运并无不同。前车之鉴尚未远去，对当下的中国大学教师而言，这些教训或曾亲眼所见，或从小自父辈口中听闻，因而当他们再次面临"走还是不走"的抉择时，结果已然明晰。
事实上，大学教师由于"政治挂帅"而出走已经有了开端。中国经济学家、原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夏业良，因其自由派倾向而被北京大学与2013年10月解聘。不久之后，2014年1月，夏业良赴美，2月10日被美国华盛顿的智囊机构加图研究所聘为该所的客座研究员。
"走"对于今天的中国大学优秀教师而言并不难，作为各国努力争取的人才，他们的流失在国门大开之后显得异常容易。当历史的车轮悄悄向后转动，不论喉舌如何装裱，都无法消除敏锐的学者对旧时伤疤的警惕。不要再问中国的学术如何创新，也不要再问如何吸引世界顶级人才赴中国打拼，中国已到和诸多大学老师说再见的时候了。
"我"的利益高于一切，政治即是利益之关键。学术自由、思想开放、中国人民及其未来实属可有可无。
习近平王者归来，中共能否摆脱极端轮回？
习近平王者归来，中共能否摆脱极端轮回？
中共在历史中经历过多次集权与分权周期，其中如天子般被民众齐呼"万万岁"的"伟大领袖"毛泽东无疑达到了集权顶峰，但是也留下了包括反右、大跃进和文革等在内的代表性遗作。文革之后，邓小平掌权，中共汲取了毛泽东时代过分集权的惨痛教训，开始在分权的轨道上向前掘进，后经历了邓小平和江泽民两代"核心"，到胡锦涛执政时期，因为权力过过度分散，中共的分权模式也走到了尽头，其表现在最高层是"九龙治水"，出现了周永康这样的在政法委搞"独立王国"的案例，在地方上则出现了薄熙来这样尾大不掉的诸侯，政令不出中南海，也成为过去十年让胡温最头疼的问题。十八大后，中共再次走上一个集权周期，胡锦涛主导常委人数压缩调整，习近平恢复"小组治国"，开启了最初的两大关键步骤。
1月16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全天开会，专门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汇报工作。这在历史上实属首次，是中国新一轮集权历史周期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也是权力向习近平加速集中的重要标志。
毛式集权之路
延安整风运动巩固了遵义会议以来确立的毛泽东的领导核心地位。1949年中共建政后，毛泽东在党内拥有极大的权威，但仍然受到一定程度上的制衡，比如刘少奇、周恩来等人。这一时期的中共，党内民主蔚然成风，同志关系其乐融融，这种"一强多极"的高层政治结构迄今仍在中共党内备受称道。
中共建政后，经历了几年稳定时期，毛泽东为了进一步集权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1953年，中共在全国范围开展了反分散主义和地方主义的斗争，提出"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的领导原则。此后中共的权力便向毛泽东集中，毛泽东为了集中自己的权力先后打倒了高岗、彭德怀、刘少奇等新中国的"开国元老"。
其次，毛泽东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还开启了一元化领导，虚化了国务院权力。1958年，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只有一个'政治设计院'，没有两个'政治设计院'，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都是一元化，党政不分，具体执行和细节决策属政府机构及其党组。"政府实际上成了中共党中央的具体执行机关。
紧接着，毛又提出"一线"和"二线"的设想，他本人退居"二线"，实际上是把自己凌驾于中共集体领导之上，不受任何监督，导致错误决策，用权"任性"，酿成了"大跃进"、"文革"等历史惨剧。
邓小平开启分权模式，历经三代终成九龙治水
文革结束后，经过华国锋的短暂过渡，邓小平成为中共第二代领导人核心，经过文革等的教训后，邓小平开启了中共分权化的进程。邓小平没有像毛泽东那样把自己凌驾于整个组织之上，党内的最高领导除了邓小平之外，还有陈云、李先念。有一种说法认为，在重大事项上，邓小平具有决定权、陈云拥有否决权。
从邓小平开始的分权，不仅仅体现在最高领导人之间存在权力的制衡，还表现在中央向地方分权，地方获得更大的自主权。
"六四"事件之后，邓小平选择了处理上海学生运动有功的江泽民担任第三代的领导核心。十四大对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作了重要改革，正式建立了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为核心的"一元权力"结构，实行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三位一体的领导体制。
2002年，十六大后，胡锦涛担任总书记，常委人数也从前十年的七人增加到了九人。中共的分权化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没有人再提"以某某为领导核心"的话了，而是改成了"以某某为总书记"的说法。中国进入了弱势中央的阶段，九位常委各管一摊，形成了"九龙治水"的格局，就连《北京日报》都敢发表《总书记不能凌驾中央》来"挑战"胡锦涛的权威，称"'总书记'并非党的最高领导人。"
习近平再次回归集权
十八大之后，习近平上台执政，面对日益严重的腐败问题和艰巨的改革任务，中共又开启了新一轮的集权周期。首先，常委人数九人变七人。其次，为了集中权力，习近平重启"小组治国"模式，亲自担任多个重要领导小组的组长。此次国务院党组、全国人大党组、全国政协党组等五大国家机构第一次向政治局常委汇报工作，实际上是向习近平个人进行汇报。这是十八大后习近平集权的又一个突破性事件。
习近平十八大后的这轮集权周期拥有深刻的历史原因和必然性。首先，历经江泽民、胡锦涛两代的统治，中国官场的腐败已经愈发不可遏制，甚至已经到了要亡党亡国的地步，如果不集中权力进行反腐就有可能危及党的生存，国家就有可能陷入动乱之中。因为反腐会危及到官员的利益，甚至生命，腐败的官员必定会竭尽全力进行阻挠和破坏，使反腐难以进行下去。只有把权力集中起来，集聚反腐的力量，对腐败分子形成威慑力。
中共利用集权大力反腐，已经取得突出成绩。迄今为止，中共已经拿下了68位省部级以上的贪官，超过了过去十年的总和，其中甚至包括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苏荣等特大号"老虎"。可想而知，如果没有习近平的个人权威，反腐就不可能会取得如此大的成绩。
其次，因为江、胡两代分权的原因，导致中央权威日下，各项改革因为既得利益集权的阻碍而难以推进。以胡温时代为例，对于教育、医疗、住房、土地、分配制度改革等关键问题的改革都难以顺利地推进，就是因为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使改革陷入了僵局，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而无法落地实施。
而十八大后开启的新一轮集权，对于改革问题高度关注。两年以来，中共列出了60大项300多小项改革举措，涵盖范围广，改革力度大，为中共历史所罕见。比如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已经取消了实行60多年的劳教制度，放开了单独二胎政策，教育考试制度也进行了重大改革。没有新一轮的集权，这些改革恐怕也都难以出台。
从历史上看，这样的高度集权也可能产生一定的安全隐患，如何避免类似于毛泽东时代的集权弊端，对中共来说，仍是一个巨大挑战。更值得人们深思的是，六十多年来，中共从集权到分权、从分权又回归到集权，政治调整总是以这种"左一满舵，右一满舵"的方式前行。在以后的政治演变中，如何能够更平稳地进行档位转换，不在两个极端之间来回大幅震荡摇摆，对中共而言，也是一个尚未被克服的缺陷。
集权能够反腐，也能独裁；顶住利益集团的压力改革是进步，自己却是最大的利益集团代表。
2015年1月20日星期二
中医害了姚贝娜？中医能治癌症吗？
中医害了姚贝娜？中医能治癌症吗？
日前，歌手姚贝娜因乳腺癌复发病危，让无数粉丝歌迷扼腕痛心。而这背后，很可能是由于姚贝娜拒绝化疗，笃信中医药能治疗癌症。2007年，"林妹妹"陈晓旭因乳腺癌英年早逝，她同样是中医的忠实粉丝。当时，科学家何祚庥院士指出：是中医害死了陈晓旭。以下为2007年何院士就此接受《青年周末》的专访。
"抓住陈晓旭一说，大家都登了，我的观点就出来了，说些不痛不痒的话，谁理你！"尽管上遭卫生部副部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国强怒斥 "这些借人们喜爱的影视演员攻击中医药的言论，很不严肃、很不道德、很不科学！"，下遇普通网民拍砖"信口雌黄，无聊至极"，何祚庥反而认为自己借陈晓旭一事来说中医，是"非常讲策略的"，也达到了让人们注意中医存在严重问题的目的。
5月底，当多数国人还在为"林妹妹"陈晓旭的红颜薄命扼腕叹息时，一个非常"不和谐"的声音传出：是中医害死了陈晓旭。发出这个声音的正是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反伪斗士何祚庥。他声称自己就是根据报纸上对陈晓旭去世的报道，得出这个结论的。
"他这不是瞎胡闹吗？"在网上，他被强烈地质疑和谩骂着。6月14日，卫生部副部长王国强在接受采访时，对他进行了严苛的评价。第二天，他马上在网上发文予以反驳。
一直以来，何祚庥就以反对伪科学和学术腐败为公众熟知，而他也因为在多个领域放言引来无数争议，此次他借陈晓旭得乳腺癌致死来抨击中医甚至引来了官方人士的批评，这个顽固的80岁老人难道真的觉得自己一点错都没有？
中医就该为陈晓旭的死负责
新闻报道让我下结论
青年周末(以下简称为"青周")：您是在什么情形下说"陈晓旭是中医害死的"？
何祚庥：我参加全国科技活动周，在南宁给学生们做关于反对伪科学和学术腐败的讲座，有学生问到有关中医的问题，我就说了。当时这事非常热，我在飞机上看的几乎每份报纸上都有对她去世情况、治病情况的详细报道。
青周：您只是看报纸也没经过严密的调查研究，就下这么一个肯定的判断？
何祚庥：没必要，根据各大报纸的报道，提供的细节，足以让我下一个基本判断。
青周：不少人看完报道也认为，是陈本人因为讳疾忌医而不愿意看病导致的结果呢！怎么单单指中医害死她呢？
何祚庥：如果她是不愿意就医，因为自己的信仰而死，我没话可说。但事实上她是选择了看中医，吃中药。报道中并没有说她看的中医提醒她去做详细准确的诊断，如果中医说过这话，那就是陈自己负责任了。
像季羡林遇到的好中医太少
青周：这也许只是陈看的那个中医有问题，怎么能因此而指责整个行业呢？
何祚庥：中医就没有癌症的概念！更谈不上有能力去治疗癌症。季羡林在《病榻杂记》说自己治病的遭遇，他遇到的中医算是一个好医生，不能确诊，就让季另请高明，但这只是极少数。季得的还不是什么大病。但很多中医是敢宣称，专治西医看不了的疑难杂症的。
青周：凭什么西医都治不了的疑难杂症，中医也一定就治不了呢？
何祚庥：那你中医先把西医能够治愈的大病先治好再说嘛。你还可以去翻翻巴金的《家》、《春》、《秋》，林语堂的《京华烟云》，去看看鲁迅的书，太多的文学作品中都有中医怎么耽误病人的。
我自己就出生在上海一个封建大家庭，家里看病一定是找上海当时著名的老中医夏应堂。他在我们那个大家庭也是治死了不少人的。我父亲就是一个，26岁去世，得了伤寒。(起身拿来一本书《走出寄啸山庄》)，这本书是我一个堂兄所作，讲的就是我们这个大家庭的事情，在这本书里面，他就好几处提到了夏应堂，夏应堂把他一个姐姐，得天花没有看出来，几乎治送命，把一个姑姑治成了傻子。
一般的伤风、感冒、泻肚子、拉稀中医倒是可以治，但这些小病，很多时候不治也是可以愈的。在旧社会，如果大病中医治不了，就说：治病不能治命，得了大病命中就该死的。
青周：西医也照样成批治死人，为什么不去说西医的弊端呢？这能说明中医就比西医差吗？
何祚庥：那不一样。西医也会死人，但西医会告诉你，为什么治不好。中医治不好，就告诉你命中该死。
夏应堂的儿子也是个名中医，他后来就用上温度计了，他也认为温度计比用手摸要准确多了。一代人文大师陈寅恪，他家可是中医世家，他都说中医是要不得的。
中医反对现代化
农民也认有疗效的西医
青周：中医在普通民众心目中地位还是很高的，这种高地位来自它疗效形成的口碑吧？
何祚庥：那你就错了，我首先问你，有了大病的时候，你是先看西医还是中医？现在就是在农村，观念也扭转过来了。(何祚庥的爱人庆承瑞插话：我们上个世纪50-60年代下乡的时候，农民朋友最认的就是青霉素针，如果发烧得厉害了，他们最希望的就是医生给打一针青霉素。) 1965年的时候，我在农村搞四清，有一位社员，得了胃溃疡，快要穿孔了，当时我立即做决定把这位社员紧急送到医院，做手术，治好了。社员们说，要靠中医，他就完了。
中医院靠西医维持
青周：现在中医院这么多，不照样在行使治病救人的职责？
何祚庥：(庆承瑞：最近三个学生铊中毒，第一确诊的就是在中医院。这难道是中医能诊断出来的？分明是西医吧！现在的中医院，你去看看，那里的设备和普通的医院完全一样。)现在你去中医院诊疗，来了以后先做的检查，是西医的套路啊。开的中药里面掺了西药。现在很多所谓的中药里面真正起疗效的是西药成分，打中药的旗号，卖的却是西药。但是这些都不让说。
传统中医院活不下去
青周：即便是现在中医不能治大病，不代表它不会继续发展，今后不能治大病啊，为什么不用发展的眼光来看中医？
何祚庥：(庆承瑞：中医已经存在两千年了，要发展，也早就应该发展成熟了，而且，现在的中医泰斗也发话了，中医不能变，变了就不是中医了。)他们认为中医的现代化是个错误的口号，认为中医现代化就等于消灭中医，这种认识在中医界是占主导地位的。(庆：最近在广州开了一个"挺中医"的大型研讨会，所谓"挺中医"认为现在中医院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的，现在用西医的办法来改造中医也绝对是错误的。)他们认为就应该恢复中医的望闻问切，他们主张要办完全标准的传统的中医院。 这个我赞成，你办吧，所有的现代化装备都不要，连温度计也不要。你就和普通的医院比一下，看到底谁最终能活下去。
我只否定中医的90%
讲10%精华还是给中医面子
青周：说来说去，您其实就是要借陈晓旭的死来全盘否定中医口罗？
何祚庥：我只否认90%，我说中医90%是糟粕，10%是精华。是他们说我全盘否认，是他们故意歪曲我的理念。他们说不出反对我的理由，就扣帽子。
青周：您怎么得出这两个数据？
何祚庥：历史上天花、伤寒、疟疾、鼠疫、肺结核……都是西医治愈的，而且把病原病理都弄得很清楚。这些大病，中医如果能治一个就是10%。好多人说我给出这个比例是给中医面子呢。
青周：您搞自然科学，最讲究数据精确了，这样笼统地说90%和10%好像并不符合科学家的一贯做法？
何祚庥：我讲过中医的阴阳五行理论是伪科学。阴阳五行理论只是中医的一部分，但很遗憾，它是中医的指导思想，所以我说它90%是糟粕。
中西医没法结合
青周：那10%的精华又指的是什么呢？
何祚庥：(庆：无非就是指几千年的中国民间的医学积累了一些有用的经验，也许这可以算作精华)我小时候曾经手脱臼，中医的手法弄好了。后来好多人告诉我，这在西医是入门的急救知识。
青周：可见中医有些东西和西医是相通的，那为什么要把它们弄得那么泾渭分明，水火不容呢？中西结合一起发展不好吗？
何祚庥：发展一个医学体系，最重要的是科学的理论基础作为指引。中医要保证人体的完整，不能解剖，西医要解剖，要看神经血管，这两者怎么融合？中西医已经结合50年了，结合得怎么样？(西医好几百年，中医几千年呢。50年不是太短了吗？)不是时间长短的问题，而是根本没法结合的问题。理论体系无法结合。
抗击非典，都说中西医结合做出来的成就，我就问一个问题，我们因为非典牺牲了200多位医生和护士，在这群人中，有多少是中医？如果一个也不牺牲，就算重大贡献，我不相信！
治病不能靠文化
青周：即使如您所说，您怎么就判断这10%就不是中医的主流呢？而且，那90%也许是以我们目前心智尚不能开掘出来的博大精深的内容？您的划分仅仅依靠目前历史上的大病诊疗记录就行了么？
何祚庥：靠这个难道还不够吗?作为医学，如果绝大多数大病都不能治，那还能说是先进的东西吗？ 中医自己说，医者，意也，意念的意；有时候又说，医者，艺也，艺术的艺；有时候又说，医者，易也，易经的易；就是不说，医者，科也。现在他们又说中医是文化，我倒是同意他们这种说法，但治病不能靠文化治吧。(庆：中医存在了两千多年了，那么多中医，博大精深的东西你们还没有研究出来，你们中医都干什么去了？那现在的中医大学都该关门！)署名骂我的只有一个人
中医在癌症的诊断上就该全部否定
青周：您怎么看您说出对中医的看法就遭来批评？
何祚庥：那有什么关系，我讲的是事实，别人骂骂，事实还就是事实。包括王国强， 他官大，说我"极不严肃，极不道德，极不科学"，我就真的这样了么？他说"世界上每天都有很多人去世，难道都是中医害死的？更何况，癌症的治疗是所有疾病中死亡率最高的"。我可没那样说，我说的是陈晓旭啊，说的是乳腺癌。
多数癌症死亡率是高，但乳腺癌不是，如果早发现，80%-90%是能够治愈的。他作为一个卫生部的副部长，就应该告诉人们，应该普及这样的常识；而且作为中医药管理局的局长，他应该知道中医的短处，应该告诉人们，中医是不能治乳腺癌的。中医在癌症的诊断上面就该全部否定！ 他现在是袒护啊。作为一个副部长说这样的话，太差劲了吧。你是对人民负责？还是对你手下的中医负责？
讲出让人不高兴的事实被说不道德
青周：您对中医的了解会多过一个管理中医药的官员？ 如此下结论的确让人感觉太武断？
何祚庥：我讲的也不是什么高深的东西，常识而已。我的确不懂医学，有人比我更懂。(他起身又拿来一本杂志《抗癌之窗》 最新一期2007年6月号，他非常认真地把封二上面的主管主办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中国医学科学院，顾问委员会主席吴阶平等名字读出，以示这份杂志的专业性和权威性。翻到《陈晓旭不该红颜薄命》这一篇。)写文章的人是乳腺癌专科医生。他和我所讲的几乎是一个意思。这可是卫生部主管的一份权威杂志啊，人家也是这样讲的，我讲，难道不道德了吗？
(翻到杂志的另一页，《抗癌仙姑"还阳草"骗局始末》读起有关已被他划上线的句子，先是1991年法院对这一诈骗当事人判了6年的有期徒刑)你看，"1982年底，经推荐，又获当时卫生部主要领导同意，王淑华的'还阳草'居然进入中国中医研究院所属的广安门 医院，开始了代号为831的临床验证，最后因无效而告终。"这就是卫生部！是我武断，尖锐，还是我说的事实让人不高兴？
我坚持的是我弄懂的科学常识
青周：但我周围很多人和网友对您感觉都很差？
何祚庥：网上骂我的人都是匿名的，说明那些人找不到可以驳倒我的理由，只好躲在阴暗的角落里骂骂我口罗。倒是正式署名的就是我们的王国强副部长。
青周：但也有不少网友在说中医治好他们病的例子，为什么对他们的说法不采信呢？
何祚庥：证明一个全称肯定的说法，孤证不立，要打倒一个全称肯定的命题，一个个案就行了。其实你真要了解情况，你应该去问问医院治癌症的大夫，你就可以知道事实到底是什么。现在西医虽然他们在实践中发挥重要作用，但他们不敢对中医说什么，他们也没地方去说。现在不是提倡创新吗?创新难道不需要怀疑精神吗?中医是不需要创新，不准怀疑的。谁说中医坏话，就是反对传统文化，全盘打倒传统文化。
青周：为什么不用一种能够让普通老百姓接受的方式把您认为正确的东西传达出来，而不让人反感呢？
何祚庥：我觉得我现在的方法很好，抓住陈晓旭一说，大家都登了，我的观点就出来了，说些不痛不痒的话，谁理你？有人说我炒作，我炒作什么？再炒作我也不会成为著名大夫，也不会有人找我治病！牵涉到社会公众健康，我认为我讲的这种观点需要向社会公众传播。何祚庥从来没说，我的意见都科学，我也没说我什么都懂；我很多不懂，但我坚持的是我弄懂了的，而且是普通科学常识。
中医的总体情况是复杂的，但作为生意的中医，背后的东西其实很简单：愚昧和利益。
2015年1月18日星期日
张闻天秘书何方：毛泽东册封三宫六院
张闻天秘书何方：毛泽东册封三宫六院
萧军更不了解毛泽东以帝王自命的实质。他的一些开玩笑的话语和举止，也能反映他内心。在毛泽东没有当上名正言顺的最高领袖时，他就把当选为总书记的张闻天称为"皇帝"、把刘英称为"娘娘"，把他们的住处称为"皇宫"。他有一次和丁玲开玩笑地草拟官员以至三宫六院的册封名单。从毛泽东的一生追求来看，他继承的确实就是打江山坐江山这个中国皇权传统，他要搞的就是独裁专制。萧军想通过改变毛泽东，把"党人"改造成能摒弃谋私利、丑恶、卑俗、行帮气和官僚气等腐败现象，成为能代表正义感、公道、高尚、纯正、有教养等的新生力量，无疑只能是乌托邦式的幻想。本文选自2015年第1期《炎黄春秋》，作者何方系张闻天秘书，原题为《萧军在延安》。
萧军的《延安日记1940-1945》不久前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这就引起了一些老熟人对当年延安生活的怀念，也希望了解萧军那时的情况，因而提出要我写篇介绍萧军在延安的文章，也算一种怀旧。结合翻阅他的《延安日记1940-1945》，就使我在一位很要好的朋友的推动下，贸然答应了写一点我所了解的萧军在延安的点滴情况，不确之处定然难免。这就只能求诸熟悉情况的朋友给予指正，也希望得到萧军的家人和后代的谅解并纠错。
我答应谈萧军，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很同情他后半生长达30余年的悲惨遭遇。萧军可说一生都自命英雄，但是提起英雄暮年，总不免令人唏嘘。不过那时在延安，他还算得上半个红人。
我翻阅了这部长达1458页分为上、下两卷的《延安日记1940—1945》，但没有细读，更谈不上研究。不过初步印象还是认为，这部书基本上是延安当年生活的真实写照，又极富个人特色，因此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对于了解抗战中的延安和当时延安文艺界的情况，更是如此。说基本上，只是指萧军不是党员，也没当过干部，有些情况并不十分了解，他的活动又多半限于文艺界圈子，生活在延安的时间也不算长，他的思想修养与性格作风又与众不同，观察和处理问题往往容易出现偏颇和带有个人情绪。
我比萧军早两年到延安，又都是在日本投降后离开，差不多同时到达东北的。我于1938年秋逃脱国民党的囚禁跑到延安，直至1945年秋才离开，在延安整整待了7年，对延安的社会生活和一般情况还是有些了解。萧军1938年3月路过延安，未多停留。1940年6月第二次来延安，直到1945年11月离开延安去东北。
我同萧军并不相识，也从无来往。他属中央文委，我却一直留在军委系统。他那时已是知名作家，我却只是一个小知青。但萧军的名气大，所以总有些道听途说的传播。我所知道的一星半点，多来源于此。
萧军在延安是尽人皆知的怪人，当时即被称为延安四大怪之一（另三人是王实味、塞克和冼星海）。对于他的怪，当时就听到过不少传闻，讲他颇有江湖气，还学过拳术，喜欢和人干仗，以至提出决斗；说他常在绑腿里别着一把匕首，有时和人吵起架来，就会猛地抽出匕首插到桌子上，等等。
萧军在抗日战争前就已以成名作《八月的乡村》享誉文坛，和他当时的伴侣萧红的《生死场》一同叫响，得到鲁迅先生的赞赏，并为之分别写序。在流亡上海期间，先生还对他们的生活等方面多有照顾。他们也都自认为是鲁迅的学生，对老师执礼甚恭。先生逝世后的万人葬仪，就是由萧军担任总指挥的。不料相处6年后，他们夫妻竟然分手，
萧军去了延安，加入到革命队伍。萧红却无这样的经历，而是很快又同端木蕻良结婚，活动在国统区，直至31岁英年早逝。萧军虽然始终未参加共产党，但他还是以党的朋友的身份自称，并以此身份磕磕碰碰地在党领导的队伍里度过了一生。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对于准备长期抗战的延安军民确实有点出乎意料，因而立即引起轰动和狂欢。人们以各种方式庆祝胜利，最常见的形式就是放篝火（即萧军《延安日记1940—1945》中惊闻胜利诗中所写"痴立山头看火烧"）和敲洗脸盆。人心随之浮动，纷纷要求尽快离开延安上"前线"（指原来的敌占区，特别是东北和华北），不少机关和几乎所有干部学校都已停止工作学习，多半处于无政府状态。大家都摩拳擦掌，待命出发，分头处理个人的衣物、书籍之类。一是拿到市场上去卖，换几个钱用作即将出发的路费（我处理的全部家当只换到5块大洋），二是大部扔掉，只挑出一些必需品准备行军路上用。
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喜讯传来，对一个长期背井离乡在关内流浪的萧军来说，自然会感到更加高兴，因为现在真可以实现多年梦想和歌唱的"打回老家去"了。但是他早已"成家"，有了妻子儿女的拖累，不像我们这些光棍青年，可以做到"说走就走"。因此我竟比他早走两个多月，在日本宣告投降后不到20天，就已告别延安，整队向东北进发了。
我们俄文学校学员组成的一个分队编入张秀山率领的去东北工作的干部团，于9月2日从延安出发。和我们同行的还有一个由文化人编成的鲁艺队。但萧军不在其中，他还得再等机会。因为干部团是军队编制，行动是要完全军事化的，有家眷的不能参加。我们队和鲁艺队虽然各自为政，但从延安到抗战胜利后我方攻下的最大城市、当时只有13万人口的张家口，却是一路同行。我总是和因演《兄妹开荒》而出名的王大化一块走，每天早起，先吃饭早走，为各自的单位"打前站"（安排后面到来的大队人马吃和住）。从延安走到张家口才在那里分手，各奔前程。只是后来听说，王大化被分派到黑龙江，竟遇车祸而亡。
行军一路还算平安。我们经过的地方，国民党军队还没有开到，但大一点的城市、据点和铁路等重要交通线仍由日本军队驻防把守，我方军队和工作人员还得同从前过封锁线一样，只能夜晚跑步通过。因为反法西斯联军任命的中国战区司令蒋介石，命令日军只能向他指挥的国军缴械投降，不但不准向共军投降，而且在国军未到前还得为他守护城池和阵地。所以我们从延安出发，过黄河后仍等于进入敌占区，通过铁路等重要交通线，还得利用夜间抢行，接近城镇、据点，也只能绕道。由于是整队步行，因而用了近一个月的时间才走到张家口。携家带口的萧军却只能先留下，等以后找到比较保险一些的路线再动身。因此他还在张家口工作了一阵，最后才经过北边的赤峰等地绕道进入东北。
到张家口后休息了两天，因火车不通，我们大队人马仍然经怀来等地步行走向承德。萧军参加的是当时被称作家属后勤部队的队伍，却需要稍等被破坏的铁路抢修好再乘火车经承德、沈阳、长春等地直达哈尔滨。所以他比我们动身晚，却先我们到达同一目的地。
其实我是偶然去北满的。当时驻承德的热河省委给我开的介绍信是给驻沈阳的东北局书记彭真的，只说明我是中共正式党员，请东北局分配工作。但在沈阳东北局驻地找彭真的过程中却先遇到了在延安学习时已认识的张闻天和夫人刘英。刘英特别热情，说他们马上要去北满工作，问我愿不愿意跟他们去。我当时并不知道北满在哪儿，只是认为他们可以去，我有什么不能去的？于是就同意跟他们走。这时从沈阳去北满有个二三十人的工作队，包括去北满分局的领导人高岗、张闻天和分配给北满五省（东北光复后，国民党就照日本傀儡满洲国的划法把东三省划成了九个省；北满五省主要是黑龙江加上吉林的一部分）的党政领导干部。我是以俄文翻译的身份加入其中的，因此到哈尔滨后分局就把我分配给了哈尔滨的中苏友协工作。经我再三要求，才重新分配到本省的双城县。这也是我此后几年从事地方工作的开始。
大约是几个月后的1946年初，我就从哈尔滨的报纸上看到萧军"衣锦还乡"的消息。因为他已是名人，所以重要行踪多有报道。还记得他回哈后的1946年秋发表在报纸上的一首诗："金风急敌垒，游子赋还乡。景物依稀在，亲朋半死亡。白云红叶暮，秋水远山巷。十二年如昨，杯酒热中肠。"当时的萧军，到处做报告，到处受欢迎，可谓红极一时，还在哈尔滨创办了一份报纸，但好景不长。由于他在自任主编的《文化报》上公开揭发批判苏联政府及其军队在驱逐日寇后对东北的政策和行为，批评中共对苏联的态度和在东北的地方政策，从而引起和中共所办《生活报》的激烈论战，被中共东北局定性为"反苏、反共、反人民"，发动了全面的批判，成为最早遭到整肃的文化界人士，随之忍受30余年的冤屈生活。直到1979年得到中共正式书面平反，才重返文学界，公开参加社会活动。随后在全国各地讲学参观，还访问了美国、新加坡等国。1988年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1岁。
萧军是位顽强的个人英雄主义者，而共产党则一贯倡导和坚持履行集体主义，两者趋向相反，在特定条件下，有可能实现短暂的合作，但时间一长就必定发生摩擦以至对抗。
延安的政治和文化生活，被整风抢救运动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阶段。从1938年到整风之前，这里自由平等，生动活泼；之后，万马齐喑。连毛泽东也在1941年讲过，我们党有两个生动活泼时期，第一个是从"五四"到大革命，第二个是遵义会议后和抗战头几年。这正是陈独秀创建党和担任总书记，和张闻天当总书记主持中央工作那两个时期。
整风之前，人们愿意讲什么就讲什么。报纸上可以发表针锋相对的争论。例如对当时延安平剧院演出的京戏《坐楼杀惜》，《解放日报》就有针锋相对的两种意见。有人说宋江杀得不对，因为这是对妇女和底层人物的歧视；有人说宋江是革命的、阎婆惜是反动的，所以杀得对。整风开始后就受到批判的《野百合花》和《三八节有感》，也都是在报上发表后才被发现的，可见没有经过事先审查。
萧军的思想和性格决定了他无法适应共产党的一套。到延安才几个月，他就看不惯延安的各种现象，不愿与"党人"为伍，提出要离开，后来又几次想走。但在整风前，萧军尽管自由散漫，已是"怪人"，却能得到容忍，在中央领导层中还相当吃得开，彼此能平等交往。特别是毛泽东同他多次长谈，给他以殊荣。有些文化人自己有意见，也鼓动由他出面找毛泽东谈。除了毛泽东，张闻天和他交往同样很多。朱德、陈云等其他领导人对他也都很客气。
出于党的政策和对文化人的尊重，萧军要走，时任总书记、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张闻天总是挽留他，向他做工作，满足他提出的种种要求。有一次，萧军要约阻拦他见毛泽东和张闻天的一名警卫人员打架，张闻天申斥了警卫员，对他表示了歉意。张闻天自称是文化人，重视知识，重视知识分子，总想把文化人团结得好一些。他起草过决议，主张对文化人的要求应该宽一些。萧军对文委不大满意，想替文委提出几条纲领性意见，这些意见得到了张闻天的尊重。萧军对张闻天似乎没有太大意见，对张的印象还不错，连对刘英都有一半句褒词。两人的关系看来挺好。萧军在日记里提到一个细节，说张闻天有一次在路上同萧军谈话时，把手搭到了他的肩膀上。我跟张闻天工作10多年，从未见到张闻天对人有过这样的动作。
从1935年遵义会议后到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前，张闻天是名副其实的总书记，之后一直到1941年整风开始后初期，仍继续主管中央的事务。1937年底在共产国际明确提出应以毛泽东为中共领袖后，张闻天立即提出自己不再当总书记，先后表示可以让王明、毛泽东当。但是毛泽东感到，要把同共产国际关系密切的王明等莫斯科派从权力中心排除出去，时机还不成熟。因此，他要从来不争权的张闻天不要让位，继续当"不是总书记的总书记"。党的日常事务本来也需要有专人负责打理，毛泽东并不愿让自己陷在这类事务里。所以张闻天继续在中央负责，文教、宣教方面更是他的一个重点。从萧军日记的记述中可以看到，在这方面，张闻天管得很多也很具体。
刘英同我谈到过张闻天当时的地位，她说："闻天过去是在毛主席、周总理他们上面的……在闻天当总书记的时候，是毛主席来找闻天商量问题的时候多。那时毛主席对闻天也很尊重，称他为'明君'（开明君主）。说他办事公道民主，开会做总结时也把他（毛主席）的意见总结进去了……刘少奇在陕北时期是向闻天请示问题的。那时他对闻天毕恭毕敬，一回到延安就到闻天这里来汇报工作。是闻天找刘少奇谈话，分派他到华北局工作的。研究和组织白区工作，要派刘少奇去，就是闻天的决定，并和少奇谈的。关于61人出狱的问题，是刘少奇请示他，他和毛主席商量后，由他批准的。事实上，这样的事情，刘少奇也不可能自己做主，是一定要向闻天请示的。刘少奇的好多事情都是在我们住的窑洞里，在闻天这里谈的……遵义会议之前和之后，周恩来和闻天的关系都是很好的。闻天当总书记时，周恩来很尊重他，每次外出回来总要来我们这里。整风后才不大来了。"
是让萧军离开还是留下，和毛泽东没有太大关系，因为这类事情他不管。
毛泽东和张闻天对待知识和知识分子的态度不同，是"山大王"和"文化人"之间的区别。毛泽东自称是从绿林大学出来的，是"山大王"。把共产党领袖比喻为"山大王"，出自湖南领导人郭亮。四一二事变后蒋介石杀人，郭亮就提出，我们要分头去当"山大王"。瞿秋白就分配了十几个人去分头干。好多人失败，毛泽东成功了。毛泽东对待文化人就和对待一般战士一个样：吹哨，集合，训话。战争年代，在基层当头的都是老红军。他们水平低，训来训去都是老一套，一讲话还老长。大家烦透了，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指导员来训话。"毛泽东只看重老红军。1956年开"八大"，他就是不让共产党内有文化的"三八式"干部当中央委员，理由是"三八式"人太多，摆不平。毛泽东能够发动"大跃进"并在全国造成饿死三四千万人的大破坏，其原因除了他本人的错误认识以外，就是任用了谭震林、王鹤寿、柯庆施等这些缺乏经济工作知识的人。
整风改变了萧军的地位和处境。因为替王实味打抱不平，萧军从党的朋友一下子变成了党的反对者，他从此不再是毛泽东等领导人的座上客，靠边站了。只是考虑到他的影响，对他仍然相当照顾。而萧军对于自己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变化，感觉却相当迟钝。
延安整风是毛泽东利用二战期间共产国际无暇也无力过多过问中共事务的机会发动的。那时国民党主要是忙着抗战，日本人也主要在抗日主战场同国民党作战，除了有时派飞机轰炸，不怎么惹延安。因此毛泽东可以在延安集中精力搞整风。
整风分为上层和普遍两层，以上层为主。当时人们已有马恩列斯毛的说法，人们再狂妄自大也只能说"老子天下第六"。上层整风，就是毛泽东要把自己树立成党内唯一的一贯正确的领袖。毛泽东拉上刘少奇，两面开弓，通过整风给予王明、洛甫、博古为代表的莫斯科派贴上教条主义标签；给予周恩来、彭德怀为代表的实力派人物、被他视为异己的势力贴上经验主义标签，把两派全都压了下去。莫斯科派更被永远排除出了中央领导核心。1943年3月中央书记处改组，由毛泽东、刘少奇和任弼时组成书记处，在刘少奇提议下，毛泽东拥有最后决定权，从此他才成为垄断党内一切权力的最高领袖。
对萧军来说，上层整风意味着原来尽量团结他的张闻天已失去发言权。他们两人之后也不再有什么交往。此后萧军的处境就只能取决于毛泽东的好恶了。
至于普遍整风，毛泽东的意图主要是整从白区来的大小文化人，目的是把他们改造成共产党的驯服工具。整顿主观主义等学风、举行延安文艺座谈会，都是为了这个目的。萧军一开始很支持整风，也对召开文艺座谈会出过力，因为他早就认为共产党的毛病不少，对文艺问题更有自己的一套主张，以为整风可以使共产党按他的主张改"好"，作家的地位可以得到提高。
张闻天与普遍整风没有什么关系。他不会相信王实味是敌人。对于把那么多知识分子打成特务，张闻天曾同康生直接争论，又通过任弼时提出意见。过去王实味长时间在张闻天领导下搞翻译，两人相处得不错。王实味译得既多又快，张闻天给他发的稿酬也高。
延安的大小知识分子原来都同情和支持王实味。我们在俄文学校，上午开会赞扬《野百合花》，认为文章说得对，因为延安的情况正像里面说的那样；在领导的干预下，下午就奉命批判和检讨。大家思想转不过来也得硬转。
普遍整风开始后不久，就按毛泽东的意见对王实味展开了揭发批判，整风随之进入抢救阶段。在延安，从批王实味转入抢救（也就是肃反），就和后来在全国从批胡风转入肃反一样。延安有三万人，脱产者一万五，被打成特务的一万以上，全边区约两万。毛泽东公开讲特务有两万，说："加上各根据地就是十万特务大军。"王实味是一大冤案。毛泽东后来也批评说不应枪毙王。但王实味直到上世纪90年代才完全得到平反。
对延安的政治生活和对萧军来说，王实味事件都是分水岭：延安的气氛从此分为前后截然不同的两段，萧军则因这一事件从受欢迎受尊重到陷于孤立。
萧军不是党员，不属于整风对象，可以相对逍遥。在抢救运动中，上级也要求他写自传（其实是交代问题，他没写）和为一些被抢救者写材料，但他只愿当个旁观者。整风转为抢救，和他原来的期望背道而驰，他实际上成了整风的反对者。他对运动本身和被抢救者的表现都感到反感："抢救削尽作为人的尊严，党员尊严，逼他们捏造，承认各种可耻的卑劣的事。党跨进新的'危机'……一些人显出一种卑微、自惭的样像。"
从批判王实味的方式到给王戴上托派和国民党反革命的帽子，萧军都旗帜鲜明地反对。萧军直接批评积极分子们在批判大会上不讲道理。他去见毛泽东直陈己见。他替王实味向毛泽东转信。他坚决回击中央研究院给他的108人签名"抗议信"，针锋相对地写出一份"备忘录"加以反击，并把"备忘录"交给毛泽东和中央。其结果是，从1942年6月初直到1945年11月萧军离开延安前夕，萧军和毛泽东再没有谈过话，尽管在这期间萧军除了继续给毛送材料，还一再写信给毛，表示想同他见面谈谈。他几次猜想毛该见他了，但几次都是希望落空。
萧军同王实味性格不合，两人并没有什么交往。替他说话，只不过出于萧军对人对事一向好打抱不平的性格。他列举自己来延安想做的事就包括"替延安的一些委屈文人伸冤"。墙倒众人推，他不参与。此即萧军之为萧军：侠义肝胆，同情弱者。
在毛泽东长时间不理会的情况下，萧军提出率领妻儿到农村自食其力。组织部立即同意，但王鹤寿连张介绍信都不给他开。他相当狼狈，在乡下只待了4个月，又要求回到延安。回来前后，他甚至改变自己决不入党也反对妻子王德芬入党的态度，表示自己也考虑申请入党。实际上这时萧军和共产党的距离更远了，甚至自称在感情上已同党决裂。
萧军最后还是留在延安，没有一走了之，是因为他也没有其他出路。他对国民党更不适应，和共产党还保持着一些共识，特别是对毛泽东仍然是崇拜的。结果，他同共产党共处了一辈子。这是出于历史条件，与他个人对一些"党人"的好恶无关。
萧军是个人英雄主义者，想改造延安，只能处处碰壁。
萧军带着很大的抱负来到延安。自称"喜欢实际权柄"，"寄托于文学，就要从文学里表现我的雄心和抱负"。他"要做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家"，"当文化上的统率者，和一切恶劣的文化战斗"，寄望于通过文学改造人们的人格和灵魂。
延安作家主要分两大摊。一摊是以周扬为首的鲁艺派。开始时这一派主要是些教员，作家不多。人数虽少，他们却处于领导地位，亦即坚决捍卫和推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所定方向的地位。他们先是在根据地，解放后则在全中国代表主流，一直到现在。另一摊是以丁玲、萧军为代表的杂牌军，以"文抗"（即文协）为根据地，聚集了除鲁艺外的延安所有作家。作家间思想作风不一致，连各派内部也是四分五裂，只是在组织管理上把他们放在一起，同灶吃饭，等等。文化人在一起本来就容易发生争论。这个看不起那个，那个看不起这个，还互相到上面告状。例如同属党员作家的丁玲和周扬，一辈子都势不两立。萧军和丁玲相互间也有矛盾，但是他们在周扬面前却保持统一战线。
刘英和我谈到过一些延安文艺界的情况。她说："那时候要搞文艺学校，学生来了学什么，人们都到我们这里来，找闻天问。最后要搞鲁艺，院长谁来当？那时康生已经到枣园了，他要闻天当。闻天说：不行，我兼职太多，不合适，你来当。在鲁艺问大家的意见，大家还是赞成闻天当。他的威信不一样啊！当然应该是他当啊！后来叫周扬来当院长。周扬是文化人，在白区'左'了，和冯雪峰弄不到一起，调进来了。回来后也是'左'的。在延安时，周扬的处境很难，他和闻天谈得来。闻天反对'左'，是支持冯雪峰的。冯雪峰非常崇拜鲁迅。闻天也很尊重鲁迅，说鲁迅是对的。冯雪峰和闻天很好。是闻天派冯雪峰去上海的。冯雪峰每次回来闻天都同他谈话，一谈就谈老半天，谈鲁迅。但是冯雪峰既看不惯周扬，又不赞成统一战线，说打了半天，还搞统一战线？他就跑了，不干了。但不干了也没做坏事情，就是消极了。这个人很极端，也容易动感情。……在陕北，文化人喜欢闹意见，互相斗得不得了。这个人来告状，讲那个人；那个人又来告状，讲这个人。丁玲，还有别人，都跑到闻天这里来，很复杂的。"
萧军来到延安后，对共产党和"党人"感到失望，说他们"染上了统治阶级习气，官家的流氓习气"。他看不惯延安的等级制、特权、"有权者自肥"、"谄上"等现象。萧军写到的这些现象多有所本，基本上属实，有的观察还属于见微知著。只是有些地方，他在度上把握得不够准。譬如官僚主义和腐败确实存在，但是他对实际情况了解得还不多不深。在有些方面，他有片面和夸张之处。比如他讨厌"谄上"，但不宜把这一点和人皆有之的向上之心混为一谈。有人在工作不称心或未受提拔时会"谄上"，这不是延安创造的，在延安也尚未形成传统和普遍化，用"新兴官僚主义"名之就不准确。"新兴官僚主义"有，但不限于"谄上"，甚至不以"谄上"为主要内容。他对外国专家的举止看不惯，也有点狭隘。
延安的缺点不少。确实存在不平等，等级制，特权制，保密制，以及派性和山头这些现象。这些既是旧社会遗产，在共产党内也难免。但是应该说，那时的特权还很有限，只表现在津贴和饭食有些差别，穿衣分四兜两兜，中央领导抽纸烟大家抽树叶之类。萧军连这点特权都感到不满，这同王实味和我们大部分知青的认识一样。后来批评这类意见属于绝对平均主义，有一定的道理。萧军认为党说的许多话是空的，还只对人不对己。我也同意萧军这一感受。
萧军想从文学入手，来改造延安的人，甚至改变毛泽东。他说："作为作家，培养灵魂，使他伟大、崇高、纯洁。""我对中国共产党起了改造火种的作用。""对人不独使他知道，而且要使他改变。"在延安，他最佩服的是毛泽东。但他认为毛也有不足之处，说他"不是哲人、学者，是农民性中国式的自然主义式的领导者，单纯的政治家"，"缺乏深沉的思维力和预见的眼光，没建立起自己对一切事物的思想体系"，因此需要提高，他自己理应提供帮助。他甚至把重点放在改变毛泽东上，说："射人射马，擒贼擒王，必须先改变了他，才能改变所有党员们的卑俗倾向。"
其实，萧军只看到和相信毛泽东的一言一行，并不了解毛。他不知道，共产党说的和做的不一致，正是从毛泽东那里来的。例如毛泽东整风时动员大家写反省笔记，说自己也要写，结果大家都写了，没有写的只有他一个。又如他宣布"知无不言，言者无罪"，实际上恰恰相反，他整的人多是以言获罪，包括胡风。
萧军更不了解毛泽东以帝王自命的实质。他的一些开玩笑的话语和举止，也能反映他内心。在毛泽东没有当上名正言顺的最高领袖时，他就把当选为总书记的张闻天称为"皇帝"、把刘英称为"娘娘"，把他们的住处称为"皇宫"。他有一次和丁玲开玩笑地草拟官员以至三宫六院的册封名单。从毛泽东的一生追求来看，他继承的确实就是打江山坐江山这个中国皇权传统，他要搞的就是独裁专制。萧军想通过改变毛泽东，把"党人"改造成能摒弃谋私利、丑恶、卑俗、行帮气和官僚气等腐败现象，成为能代表正义感、公道、高尚、纯正、有教养等的新生力量，无疑只能是乌托邦式的幻想。
萧军多次主动要求会见毛泽东，毛泽东一段时间也乐意同他畅谈，而且谈得很随便。萧军可以闯到毛泽东的住处，或见面谈话或把信和材料留下。从1941年7月直到1942年春末夏初开始批判王实味这近一年里，毛泽东和萧军接触相当频繁，还多次长谈，萧军常常为之感动，对毛泽东的评价远在对其他领导人之上。他们谈话的题目相当广泛：鲁迅、延安的作家们、《红楼梦》等中国旧小说、各自的为人之道、中共历史、政治、国内国际时事等等。萧军既谈自己对各种问题的想法，也把自己所写的和他认为毛泽东应该读的书籍、杂志和文章拿给毛泽东看，其中就包括《简爱》。听说毛泽东一生读过的外国文学著作一共只有两本，一本是法捷耶夫的《毁灭》，另一本就是萧军借给他看的《简爱》。
萧军以为，毛泽东发起整风，是他提的意见起了作用。他说："和毛泽东谈话，发动了他们反'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建立'普遍检查制度'。"其实毛泽东的目的是要把所有延安人都改造成党的驯服工具。这和萧军反对奴性、提倡独立精神、保持和珍视自己的人格等主张完全相反。
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萧军也以为和他提出意见的关系很大。其实不然。起决定作用的是，毛泽东认为通过整风和文艺座谈把作家们的思想统一起来的时机成熟了。他自己对此做了长期准备，花时间通读《鲁迅全集》，就是证明。准备开会，毛泽东需要更集中地了解一下延安文艺界的情况。在这一方面，萧军的作用和其他作家的作用并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以萧军当时的非党员作家身份和在延安文艺界的影响，他无疑成为毛泽东一度相当重视的听取意见对象。毛泽东曾几次专门约萧军谈话，要他找材料，还要他推迟其他安排来参加座谈会。
但这一切，同毛泽东愿不愿意采纳萧军的主张，完全是两码事，何况这时萧军已在王实味问题上同党分道扬镳。
同整风运动一样，文艺座谈会的结果和萧军的愿望南辕北辙。毛泽东通过座谈会定下强调写工农兵的党性和阶级性、文艺作品主要应歌颂光明等文艺方针，是给作家们的思想和行为加上紧箍咒。萧军不能唱反调，一再说毛泽东讲得好，但他的不同意见是明摆着的。在日记里，他写下了他的真实想法：强调个性自由，提倡"建立独立的文艺，重文艺才能"，强调文艺工作者"要有骨气，应有品格，自尊，勿甘心丧失自己人格与独立精神"。认为"延安妨害我精神上的自尊"；断言："有才能和骨气的作家，一定不属于国民党，共产党"。针对阶级性，他强调"以天下人管天下事看一切"，提出文艺的立场是"为民族求得解放，为人类求得解放"。针对主要写光明面，他提出"要保持自由攻击恶的自由"，"应写暴露缺点的作品"。而且这些主张，他大都表而出之了。
通过座谈会，在文艺界进一步树立了以周扬为首的鲁艺主流地位。无论哪一派的作家，又都先后皈依了毛泽东的讲话思想。萧军没有入流，在中国文艺界的地位从此不可避免地被边缘化，对党的文艺路线和文艺事业，哪里还能谈得上发挥什么影响呢！
萧军的理念和性格，决定了他生前最后30年的悲惨遭遇。他始终坚持独立思想。不能公开表达，仍在日记里淋漓尽致地流露无遗。对于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和萧军的本人思想，他通过这部日记给后人留下了一份珍贵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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