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目前的贫富分化日趋严重 |
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贫富分化的现象也日益触目惊心。一边是大都市中灯红酒绿，一掷千金的奢华；另一边则是街边流浪的儿童，和没 钱治病，在家等死的穷人。这种贫富分化的状态已经引起了整个社会的关注。中国领导人近来也一再表示，经济发展的同时要注意社会公平。在2007年秋天举行 的第二届中欧论坛上，中国贫富分化问题是讨论的重点之一。
BBC记者嵇伟采访了参加讨论的数位学者。探讨中国面临的挑战 - 贫富分化。
中国的贫富差别问题从1990年代初开始尖锐化，而且越来越可能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最大因素。2003年中国媒体透露的统 计数字显示，中国的十万亿元银行存款中，有百分之八十为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二十的人所拥有。与此同时，据2007年夏天亚洲银行发表的一份报告推断，中国目 前生活在世界银行设定的日均一美元贫困线以下的人数为三亿，是官方统计的三倍。这种巨大的贫富分化主要体现在社会群体之间、东西部之间和城乡之间。造成这 些差别的原因诸多，1980年北大区人大竞选的十位竞选人之一、SEE生态协会执行理事杨利川认为，首先是传统的体制与政策原因：
杨利川：过去结构上的这种贫富差距本身就很大。比如，从50年代以来，计划经济所造成的城乡差别，剪刀差的问题，城市人口所占有的资源和农村人口所占有的资源非常不一样。那么改革开放以后，实际上最初是农民先富起来的，后来城市人才富起来。
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后，在财富分配问题上采取的是 "结果 公平法"，虽然导致了城乡差别，也抹煞了个人奋斗致富的机会，但老百姓获得的份额尽管少得可怜，却是相对平均的。这种情况到1978年开始改变。北京工业大学中国经济转型研究中心主任黄海峰认为，改革开放之后，地域经济尤其是东西部的悬殊越来越大。
黄海峰：中国的几十年的经济改革开放中，确实存在着，特别是区域之间的贫富悬殊问题。先从东部开始，然后往西部逐渐 发展。东部的发展，长期以来作为一个重点，经济也积累到了一定的程度，所以东部比西部地区显得富裕程度更高些。如果这种贫富悬殊过大，就会造成社会的不公 平，以及社会内部的冲突。
东西部差别的急剧增大，再加上传统的城乡差别，是造成1980年代末开始的民工潮的主要原因。华南师大政治与行政学院副教授、《市民》杂志副主编唐昊认为，这一正在为改变贫困生活状况付出最大努力的群体，并没有获得应有的权利。
唐昊：在户籍制度，劳动保护等各个方面，对于民工是没有保障的。这些制度上的安排，会使他们的生存和发展的能力受到 限制。民工抡着20磅重的大锤砸废铁，然后再送进高炉口。这种非常繁重的劳动，砸碎一吨废铁，价钱只是两元人民币，但即使这么低的工资也有人抢着去做。就 是因为农民工在这里的待遇再差也要比在老家种地收入高。
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提倡致富机会公平或者程序公平，但唐昊认为，这一貌似公平的竞争机会，其实是建立在不公平的起点上的，他以下岗工人为例。
唐昊：下岗工人这一群体，在以前几十年中，以低工资这样的形式为企业和国家的财政税收做了贡献。而企业的剩余利润很 大程度上是被以财政利润上交的方式拿走了。这样工厂的福利，再发展的基金以及工人退休 和治病所需要的费用，工厂实际上是难以支付的。而在新的一轮改革过程中，工人又面对下岗，工人群体是在改革中受损失比较大的一个群体。这种损失以剥夺他们 未来发展的机遇作为表现形式。包括他们没有更多的余钱去进修，也没有更多的资金去投资或者是创业。他想要改善自己的生活获得再发展的权力，是相当困难的。 所以他们作为一个群体在经济上，社会生活中就被边缘化了。
有一些看起来可以享有较好的发展机会的群体，实际上也被剥夺了公平发展的机会，比如中小型的民营企业。唐昊说：
唐昊：民营的中小企业承受着世界上最重的国家税收负担之一，使得中小企业背上一个很沉重的包袱。所以中小企业在中国近几年来，是以每年减少八十七万家这一数字来逆发展。
资源分配与发展权不公平的背后是特权与腐败。
浙 江林学院旅游学院客座教授、从事生态旅游开发的陈旭军认为：一部分人迅速的富起来，并不是靠正当合法的手段。他们在资源分配当中，在改革开放的第一阶段， 他们可能取得一些特权，像政策啊，批文啊等等。现在也有一些人通过垄断的政策和地位，比如说，国有的垄断企业。还有一些是通过不和法的，比如说，权钱交易 等等。
特权与腐败不仅仅体现在获取与分配金钱和物质资源方面，还体现在象教育和医疗等公共服务体制方面。杨利川指出，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这些方面所反映出的社会价值的不公，可能激化社会矛盾。
杨利川：这些年来，在教育问题上，很多人说上学上不起，在医疗问题上，说看病看不起。总体上，我认为是资源的垄断造 成的。比如，教育的官场化，医疗资源过多的垄断。国家又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所以监管不利，它又卖药又卖医疗器材，同时它本身又作为一个监管单位。在教育 方面的腐败也是非常严重的，垄断了教育资源。现在愈来愈多的人要上大学，更不要说所有的人都要上医院。这是资源的分配问题，如果上学上不起，上医院上不 起，甚至有的农村孩子考学已经考上，却没有经费上学，有自杀的呀。家长自杀的，孩子自杀的事例都有。这不就是激化社会矛盾吗？
教育历来被中国人看作是个人发展最重要的途径，黄海峰解剖教育机会的不均等所带来的发展机会的不公正。
黄海峰：任何国家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会带来很多社会的变迁。这个社会变迁呢，我们称作社会分层，就是很多人在这个过程中可能有了更多的受教育的机会，他就可能作为自富阶层。但另一部分人，由于生活在西部或边远落后的地区，他可能享受不到这种社会经济增长的经济利益。
对比上海与河南中学生的教育投资，唐昊认为，中国目前的教育体制会使现在已经很大贫富差距拉得更大。
唐昊：教育，本来是作为最底层的民众包括他的子女向上流动的最有效的一个机会。中国的教育体制，以前很大程度上保障 了这种公平的受教育机会，但今天这个教育上的差距已经相当大了。一个上海的中学生，在他身上每年的教育花费是一个在河南的中学生每年教育花费的58倍。可 想而知，享受着不同程度教育的孩子在他以后的成长中差距会有多大！还有户籍制度，就业机会等等这些方面的限定都会使得现有的贫富差距有愈来愈大的趋势。这 个差距达到一定程度的话，那么可能会产生无法预料的整体性的事件，还有个人化的反社会的事件。
中国的贫富差别有极端化的倾向。有些地方十几岁的女孩没有衣服穿，冬天一家人只有一床破被子。许多穷人得了重病没钱去医 院，只能在家等死。但另外一个中国，数万元人民币一件的睡衣和几百万美元一只的手表不愁没有顾客，劳斯莱斯车的购买量已经超过日本，中国的奢侈品市场正在 以每年百分之20到30的超速增长，可望在不久的将来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一。这种分化造成了社会阶层间的紧张对立关系。
陈旭军：相对贫困阶层，他们的忍受程度已经到了一个比较危险的境地。在他的权益不能得到很好保障的情况下，这就很容易形成一种紧张对立的关系，比如，有民工拿着炸药进到矿主办公室，大家同归于尽，以死来抗争。
按照唐昊的看法，即使中国目前的贫富分化日趋严重，这 并不是导致人们不满的最根本原因。
唐昊：中国的贫富差距，目前来讲并不主要是物质差距上的问题。差距本身呢，也许可以通过种种方式来化解的。引起社会 矛盾的原因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第一个是贫富差距本身的存在。第二个是改善这种差距呢，是遥遥无期的。人们不一定会因为贫富差距而产生不满，却会因为对 贫富差距结果的固化而产生绝望，而导致不可预测的行动。
孔子曰，不患贫而患不均。个人发展的起点与规则的平等，在任何国家都是社会公正的核心所在，是保障社会稳定与否的关键之一。黄海峰认为，缓解社会矛盾，必须平均权衡各阶层的利益。
黄海峰：社会的紧张和冲突可能会在某些时候产生，所以政治家应该考虑到权衡社会的资源以及社会关系的和谐化。就希望通过法制的框架以及构建一种良好的社会体系的框架缓解这样的社会问题。
陈旭军指出，消除导致贫富分化的腐败与特权，对中国政府自身大有好处。
陈旭军：逐步地消除建立在一种不光明，不光彩黑暗的权钱交易上的那种特权，是对中国健康发展的一剂良药。我想政府也想解决这个问题，他也同样面对自己的生存和发展问题。
草根民众对贫富差别扩大化、固有化以及可能发展为代际传承的担忧，也是胡锦涛政府提出创建和谐社会、避免社会冲突的一个根本原因。黄海峰相信这也许能解决中国目前的社会矛盾：
黄海峰：和谐社会的概念，如果落实到具体行动上的话，通过法律，通过制度的建设，在通过成立在各行业协会的中介组织，通过一种政府引导，企业承担责任，公民参与的一种三位一体的机制能够克服目前的一些问题。
用各方的声音监督和制约政府，是陈旭军衡量和谐社会的标准。
陈旭军：一个健康和谐的社会，是各利益的相关体都能充分地表达他们的愿望。而这种愿望也被其他的族群，包括政府，包 括社会的各个阶层所能接纳和尊重。各方面的声音得到充分表达，就能够形成社会的一种制约的力量，对于一些不那么好的决策，这个社会就有一种健康地反省的能 力和纠错的机制。
但是中国被一些国际组织列为全世界新闻自由最差的国家之一，北京当局近来拆除上访村、加强对政治异见人士的压制等，都在某种程度上说明，和谐社会的构建还有漫长的路要走。那么怎样才能更实际的解决中国目前由日趋严重的贫富差别导致的社会问题呢？唐昊这样回答：
唐昊：很简单，就是还给每个社会群体公平发展的权力。这需要靠外在的制度来保障，政府需要保障所有这一切的行动不受干扰。
农民是中国贫富分化现状中最大的受损群体，根据中国官方学者的报告，中国农民的生活水平比城镇居民落后七年。曾经担任过副县长的杨利川在推崇用民主和法制制衡权力之外，还提出土地制度和土地资源的改革。
杨利川：一方面，还是应该加强民主的建设，对权力的制约。我说的民主，不是指的一般的发扬民主，还是要从政治体制上 根本的改变，比方落实选举制度，落实法制的基本规则，包括司法的独立。真正使得权力得到制衡，资源的分配能够有民主的制衡。另外，就是逐渐地开放一些农村 的资本市场，包括土地制度的进一步改革，使得资源的分配在更大的范围内能够达到平均化，达到一个合理的流动。
对于如何消除贫富差别，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有一点许多学者都同意，那就是，一个以消灭剥削阶级、实现社会大同为奋斗目 标的政党，在它统治的国家，贫富分化程度应该相当小。所以如果不及时调整与消除这种日趋极端化的贫富差别现状，中国政府面对的可能不仅仅是受损群体的不 满，而且还将面对建政理论根据的挑战。
采访录音 
博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