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2月2日星期二
腐败结构未解决，窝案串案陆续来
DWNEWS.COM-- 2008年12月1日6:3:57(京港台时间) --多维新闻网
东方日报神州观察/湖南长沙、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日前分别对郴州市原市委书记李大伦、原市委副书记、市纪委书记曾锦春、原郴州市长周政坤受贿案，作出一审判决。这一“郴州史上最大”腐败案，牵涉整个郴州官场，有一百五十八人遭到查处，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二○○二年夏天，包括郴州市环保局、林业系统的局长、副局长、总工程师在内的一批官员，因受贿案中箭，在当时被称为“郴州史上最大的腐败窝案”，但这一纪录很快就被郴州原市委书记李大伦为首的特大腐败案刷新。
这种一大批官员层层贪腐、环环相扣的窝案、串案，成为近年内地官场腐败的一大特色。像郴州这样从市委书记、市长到小科员，“一根肠子烂到底”，已经不是新鲜事。这类官场集体腐败，到底是体制出了问题，还是中国的官僚结构存在甚么重大缺陷？
据内地媒体报道，不少省部级以上贪官，大都由担任处级干部时，开始踏上腐败之路。令人不解的是，中国的官场对这些“贪心”日渐坐大的小贪官，不仅未有给予 应有的惩罚，反而给他们“带病提拔”，一路平步青云，像前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的腐败之路，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沆瀣一气买官卖官
这些腐败官员有自己的一帮“哥们”，他们沆瀣一气、买官卖官、“有福同享”，形成一个犯罪共同体。一旦东窗事发，往往就成为令人震惊的窝案。
二○○七年，震惊全国的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腐败窝案，作出一审判决，阜阳中院先后三任院长被判入狱。案件涉及的官员达八、九百人之多，其中，副处级以上官员二百多人，其中不少人涉嫌行贿买官。
奇怪的是，判决后一年多，一些行贿者却毫发无损，仍然戴买来的乌纱帽。这些买来的乌纱帽不仅没有被摘掉，还“保值、升值”。
处级干部职务犯罪案件高发，是内地官场腐败的特点之一。处级干部虽然是相对较低级别官员，没有决策权，但他们却是决策后的具体执行者，作为上情下达的中间层，处级官员的意见往往最有分量，亦因此成为他们以权谋私、贪污腐败的“最大本钱”。
这些人挂在嘴边的是“没有好处不办事，好处不够难办事”，把部门的权力化作个人“生财之道”。
有专家指出，目前“现官不如现管”、“官大不如管大”的制度，让处级官员们手中的自由裁量权过大。在上级官员过于宏观的指示下，政策的模糊性和解释权，给处长们留下了很大的欺上瞒下，甚至是上下其手的空间。
如果是位于交通、财政、规划等要害部门，处长的权力更大得可怕，他们的一句话可能涉及成千上万的资金和项目，权力很容易搭上“利益快车”。
由此看来，处级领导腐败是一种结构性腐败，其根源在于中共体制内部的权责失调，窝案、串案只是这类腐败的典型反映。这种体制不改变，窝案、串案仍将陆续发生。
孙立平：中国寡头统治之社会结构已定型
DWNEWS.COM-- 2008年11月30日23:2:54(京港台时间) --多维新闻网
来源：金羊网
作者:孙立平，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
几 年前的时候，我曾经提出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四个可能趋势，即结构定型、精英联盟、寡头统治和赢者通吃。从今天来看，这四个趋势有的要更为明显，有的若隐若 现，但这四个趋势对中国未来走向会有根本性的影响。如果我们将中国转型社会中的精英问题放到这样一个基本的背景中去认识，也许可以把握得更为准确一些。
结构定型
社会结构的定型化不是一种反常的现象而是一种正常的、常规的现象。除非在大的社会变革时期，社会结构的常态是定型的，而不是变动不居的。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其社会结构也大体处于定型的状态。只不过在这些国家定型的结构是与较为顺畅的社会流动机制并存的。
就 目前开始逐步定型下来的中国社会结构而言，这样的几个迹象是需要给予足够注意的。第一，阶层之间的边界开始形成。最显而易见的是不同居住区域的分离。如果 说由居住分区形成的阶层边界是可见的，那么，由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成的阶层边界则是无形的。但这种无形的边界，不仅可以作为阶层边界的象征，而且，如法国著 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所说，还是阶层结构再生产的机制。第二，内部认同的形成。阶层内部认同的形成是与阶层之间的边界联系在一起的。因为人们正是从这种边界 中萌发“我们”与“他们”的概念和意识的。在1991年，上海市社会科学院曾经对上海市民的阶层意识进行过调查，得出的结论还是“有阶层化差别但无阶层化 意识”。而在1996年的武汉进行的调查则表明，绝大多数市民具有阶层认知，其中3/4的人认为自己是处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当中。第三，阶层之间的流动开 始减少。在80年代，包括在90年代初期，阶层之间的流动是相当频繁的。但到了90年代中后期，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的表现之一是社会中门槛的 加高。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的时候，只要很小的资本就可以进入一个经营领域。现在的一些大房地产开发商，有的当初就是借几万元钱就进入房地产领域的， 而在今天，已经完全没有这种可能。第四，社会阶层的再生产。也就是说，过去人们常说的农之子恒为农商之子恒为商的现象开始出现了。十几年前，我们社会中有 了“第二代富人”的说法，近几年中又有了“第二代穷人”的说法，这说明社会地位的继承和世袭的现象开始出现。
从上述几个方面判断，可以确认社会结构的定型化过程已经开始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呈现。
随 着社会结构的定型，一种影响、左右社会发展进程的机制，甚至扭曲改革的机制已经在开始形成。我们在现实的生活中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当一种改革措施或一 项政策出台前后，社会上特别是知识界往往出现很大的争论，其中的一些争论会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比如改革与保守，左与右等，但在这项措施或政策实施之 后，人们会发现，无论这些措施或政策的取向是什么，在利益结果上几乎都没有太大的差别，该对谁有利还是对谁有利，该对谁不利还是对谁不利。即使是那些在价 值或意识形态上会有很大差别的措施和政策，其最后的利益结果也还是差不多。在这种现象的背后的，实际上是一种扭曲改革的机制已经在开始形成。由于这样一种 扭曲改革的机制的形成，一些旨在促进社会公平的改革措施，往往在实践中收到的是不公平的社会效果。在极端的情况下，就是将改革的措施转化为一种腐败的手 段。在最近几年间对改革的反思和有关争论，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发生的。
精英联盟
相 对稳定的精英群体的形成，是社会结构定型化的组成部分之一。新时期精英的形成是伴随改革开放和由此导致的社会转型而来，而在社会结构定型化的过程中，精英 中不同部分所结成的联盟关系是一个更值得关注的现象。分析一下历史就可以看出，在80年代，当体制外精英刚刚开始出现的时候，曾经使得体制内精英感到极不 适应。怀疑和恐惧构成了双方关系的基本内容。当时一些重大事件的发生，事实上与这种怀疑和恐惧是有直接关系的。怀疑和恐惧减少了对话和沟通的可能。
但到了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双方关系已经在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复杂的联盟与冲突的模式。在此背景下，体制内精英和体制外精英的关系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在 这个过程中，如下的几个因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一，80年代末开始形成的“稳定话语”，形成了经济精英与政治精英联盟的基础。80年代末的事件使双 方共同认识到，“不稳定”既不利于统治和权力，也不利于商业活动。因此，保持稳定是双方共同的利益之所在。第二，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80年代末事 件的基本背景之下，中央政府一度采取压制私营、民营和乡镇企业的政策。但在地方利益的驱动下，一些中层政府官员立场鲜明地站在了后者一边，于是有“几不变 ”政策的出台。由此，在地方和基层的层面上，经济精英与政治精英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此后，在“下海”过程中，一些官员或有极强官方背景的人变为商人，促进 了体制内与体制外的亲和性。第三，新保守主义的形成，则标志着一部分知识分子对这个联盟的加入。实际上，后来由于政府的政策取向等原因，自由主义（主要是 经济学中的自由主义）以更大的规模加入了这个联盟。
值得注意的是，在最近的几年中，在精 英联盟不断发育的同时，精英和大众之间的裂痕也在进一步的加深。典型的是对一些改革措施的争论。很难说争论双方谁对谁错，因为这是不同的利益。在最近的几 年中，在国企改革、医疗教育改革、房地产热以及其他一些有关改革和社会政策的看法和主张上，精英和民众之间的分歧甚至裂痕已经大大地加深。在网络上，人们 可以看到对精英的奚落和羞辱越来越多，而精英本身似乎也变得越来越专横和霸道。当房地产商说，我们是给富人盖房子而不是给穷人盖房子的时候；当北京的出租 车公司所有者说，换什么样的车型是我们公司的事情与消费者无关的时候；当有知识精英说普通老百姓反对我的观点恰好说明我正确的时候，我们既可以体会到精英 的霸道与专横，也可以体会到精英与大众的裂痕在加深。裂痕的加深会导致“上层阶级化、下层碎片化”的结构形成。而在结构的层面上，则会显现出“上层寡头 化，下层民粹化”的特征。应当说，这是值得警惕的趋势。
寡头统治
精 英寡头化是资源高度集中和精英力量不受约束的必然结果。在当今世界上，有两个地方的寡头问题成为引人注目的现象。一个是拉丁美洲。拉丁美洲的寡头统治有着 复杂的历史原因，其中一个重要背景就是大地产制度。到18世纪末的时候，大地产制已经在拉丁美洲占据了支配地位，大农场主、大牧场主垄断了大部分的土地资 源，他们不仅掌握着最多的经济资源，而且对对政治事务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力。另外的一个地方就是转型中的俄罗斯。俄罗斯的“寡头”主要是由在20世纪90年 代私有化过程中迅速暴富起来的大资本家构成。在俄罗斯的私有化过程中，那些控制石油、天然气、钻石、有色金属等重要资源的人逐渐成了经济寡头。俄罗斯众寡 头不仅控制着俄的经济，甚至逐渐将触角伸至政治领域，包括垄断、控制和操纵媒体，通过提供赞助等方式左右选举过程，干预决策、立法等，有的还亲自出任政权 机关要职。2000年5月，普京就任总统几个月后，便开始对经济寡头进行打击。到目前为止，俄罗斯的寡头力量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遏制。
最 近几年中，有关中国社会中精英寡头化的议论在开始出现。其中所涉及到的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在“做大做强”和“抓大放小”战略思想推动下，国有寡头企 业凭借垄断优势发育迅速，同时中小企业和个体户大量消失；在一些行业和领域中，资源积聚迅速，如在房地产领域中，“寡头垄断”这个概念已经是众人耳熟能详 的“口头禅”；在一些地方，已经形成的政商联盟掌握着行政经济等多方面的权力，在经济社会生活中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处于不受控制的地位。但同时也要看到，中 国转型时期精英联盟的寡头化，与俄罗斯社会中的寡头统治相比，有着明显的不同。中国寡头化精英并没有俄罗斯寡头那样巨大的财产，寡头发挥作用的制度化空间 也没有俄罗斯那样大。其实，中国精英寡头的问题之所以凸现出来，与其说是由于其自身的强大，不如说是由于其他群体社会与政治权利的被剥夺以及由此造成的无 力状态，以及其权力的靠山。
就现实的情况而言，精英联盟寡头化的结果之一，是侵占了其它阶层 的发展空间。这当中有两个迹象是值得警惕的。一是中小企业和个体户生存环境恶化。国家工商总局前几年发布的一组数据表明，1999年我国实有个体工商户 3160万户，到2004年这一数字下降为2350万户，6年间净减少810万户，平均每年减少135万户。另外一项研究表明，1994到2004年十年 间，全国有770万家个体户消失。相反，垄断行业占有了全民资源，却只向国家交纳所得税，剩下的利润全都留给企业。二是中产阶层在最近几年中开始成为掠夺 对象。在房地产热中，开始出现中产阶层成为掠夺对象的新现象。拆迁中的受损害者不仅包括城市的下层，也包括了一部分中产阶层。某大都市一个项目的拆迁过程 被人们称之为“一个中产阶级社区”的噩梦。他们所居住的小区，在没有履行合法程序的情况下，被强行拆毁。而从该小区250户居民的职业构成看，大多数从事 的都是公认的“受尊敬”的职业，有高等法院法官、局处级干部、军官、警官、医生、教师、作家、民营企业家、外资企业高级职员等。但即便如此，也没有避免被 强行拆迁的命运。而房价的上涨，也构成对中产阶层的直接影响。在许多大城市，不但普通市民，就是收入不菲的白领阶层，面对不断攀升的房价，也苦不堪言。对 于刚刚从学校毕业的年轻白领来说，存钱的速度往往赶不上首付上涨的速度。对于相当一些白领阶层成员来说，即使努力买了房子，经济负担的沉重也是可以想见 的。有专家指出，随着中国个人消费信贷（特别是住房信贷）规模的急剧扩大，一些大城市的居民已经悄然成为高负债一族。其中，上海和北京的家庭债务最高，分 别达155%和122%，已经超过2003年美国的平均家庭债务比例115%。结果，就是生活质量的明显下降。
赢者通吃
稀 缺的社会资源，从类型上说可以大体分为三类，一类是物质性的财富，即经济资源，一是政治上的权力，三是社会威望或社会声誉。在任何社会中，这三类资源都是 稀缺的，但在不同社会中，分配这些资源的原则是不同的。一种方法是弥散型分配，即分配不同种类资源时实行的是不同的原则。在这样的社会中，拥有某种资源较 多的人或群体不一定也拥有较多其他的资源。而在另外一种社会中，则可能实行一体化的原则。也就是说，各种不同的资源往往是集中同一部分人的手中。按照这两 种不同原则进行资源分配所产生的结果和社会影响是完全不同的。
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社会资源 的分配主要是一种弥散型分配。原来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比如农民、城市中没有固定职业者、两劳人员，其经济地位首先获得了改善。其中，中国社会中最早的“ 先富者”或当时的“万元户”，往往是从这些群体中产生的。但这些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声誉，却往往不能与他们拥有的财富成正比。社会中的相当一部分人，一方面 嫉妒他们的收入，另一方面又用歧视的眼光看待他们。而干部和国有企业的工人，在收入上往往低于这些“先富者”，但他们不仅享受着“先富者”不能享受的种种 福利，而且他们的地位和职业在当时看来是牢不可破的。因此，他们的社会地位仍然是高于“个体户”的。另外的一个群体则是知识分子。改革伊始，就倡导尊重知 识，尊重知识分子。在政治上，过去的“臭老九”成了“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社会和文化上，他们开始收到社会的尊敬，以至于当时社会中有“老九上了天”的 说法。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知识分子的经济状况却得不到改善。在这样一种资源配置的格局中，几乎每个群体都有自己可以自豪的，也都有自己感到失落的。
但 在90年代，情况发生了变化。如果说在90年代个体户这个阶层仍然存在的话，作为富人代称的含义已经不存在了。他们当中尽管个别的人可能发展成具有一定规 模的私营企业主，但大部分人回归到了较低的社会地位。更重要的是，在新富阶层迅速崛起的时候，个体户阶层已经逐步失去了在短时间内可以令他们颇为自豪的经 济优势地位。而城市中的工人，在改革的过程中不仅逐步失去了种种过去令人艳羡的福利待遇，而且其中有几千万人失去了过去以为不可能失去的“铁饭碗”。即使 是没有失去饭碗的，不仅也面临失去饭碗的压力，而且原来能够令他们自豪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也一去不复返了。在80年代初期收入迅速改善的农民，实际上在80 年代中期开始就过了短暂的黄金时代。上述阶层在今天能够令自己自豪的资本已经很少。但在另一方面，一个以拥有总体性资本为特征的阶层，迅速地吸收社会中的 种种资源。
值得警惕的是，赢者通吃开始扩散到社会生活许多方面。在前几年，伴随豪宅热，一些 地方的自然资源开始被瓜分和蚕食。在庐山莲花洞这个闻名全国的国家森林公园，这个历史上儒、释、道、天主四大教派的聚集地，园内居然兴建起大约50幢豪华 别墅，其房主大多是政府官员和富商。在北京的香山，有开发商说“要把这里变成京城的第二个富人聚居区。”在上海，市郊一处山林名胜周围就被圈走1000多 亩地，建造了100多栋超豪华别墅，一栋别墅的最低售价为1800万元，其中最大的一处竟占地20亩，标价1亿多元。此外，泰山、崂山等一些名山大川也已 成为开发商猎取的目标。当然，这只是表面性的特征。在这些表面性特征的背后，是赢者通吃的现象已经开始全面形成。 （原题为《社会结构定型与精英寡头统治的初步凸现》）
习近平错估中欧关系还是中国内政不稳？
DWNEWS.COM-- 2008年12月1日5:13:46(京港台时间) --多维新闻网
苹果日报李平/中国与欧盟近日冲突频频，从中欧会取消，到中国押后定购空中巴士，再到中国不理欧盟、美国交涉，处决被控为台湾充当间谍、曾旅居奥地利的科 学家伍维汉，双方关系陷入低谷。奇怪的是，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11月21日会见欧洲客人时还表示：“目前，中欧关系步入了最活跃、最富有成果的时期。”
是习近平错估了中欧关系，还是中共高层调整了对欧关系的战略？触发中欧对抗加剧的导火线，似乎是法国总统、欧盟轮任主席萨尔科齐坚持将在波兰会晤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但是，这一消息是在11月14日公布的，是在20国金融会之前，更在习近平的谈话之前。
北京要取消中欧会，必定要经过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这一决策最高层次研究，不会贸贸然行动，其战略意图何在？对萨尔科齐见达赖予以施压、报复，恐怕只是原因之一。要说报复，内地民众、舆论对京奥圣火今年4月在巴黎传递时受到阻挠一直耿耿于怀，如今也算是报了一箭之仇。
内政不稳对外越强硬
对外政策的调整往往是内政变化的体现，内政越不稳定，对外就越需强硬。在金融海啸击下，内地裁员潮、中小企倒闭潮频现，民怨载道，如果北京再以巨额外汇救援美欧，又不能在政治问题上企硬，中共领导人如何向民众交代？
因此，中欧关系的紧张可能是北京安抚内部的需要暂时占了上风。中共喉舌《人民日报》旗下环球网的调查显示，支持中国推迟中欧会的网民多达97.9%。令人担忧的是，网上充斥“中国腰板硬了”、“犯我国威者，虽远必诛”的言论，是否也为北京高层所认同？
“文革”中被破坏的珍贵文物清单
DWNEWS.COM-- 2008年12月1日10:37:43(京港台时间) --多维新闻网
中外文摘/“文革”中被破坏的珍贵文物清单如下：
1、炎帝陵主殿被焚，陵墓被挖。焚骨扬灰。
2、造字者仓颉的墓园被毁，改造成了“烈士陵园”。
3、山西舜帝陵被毁，墓冢挂上了大喇叭。
4、浙江绍兴会稽山的大禹庙被拆毁，高大的大禹塑像被砸烂，头颅齐颈部截断，放在平板车上游街示众。
5、世界佛教第一至宝，佛祖释尊在世时亲自开光的三圣像之一八岁等身像被捣毁面目。
6、孔子的坟墓被铲平，挖掘，“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的大碑被砸得粉碎!庙碑被砸碎了，孔庙中的泥胎塑像被捣毁。孔子的七十六代孙令贻的坟墓被掘开。
7、和县乌江畔项羽的霸王庙、虞姬庙和虞姬墓，香火延续两千年，“横扫”之后，庙、墓皆被砸成一片废墟。“文革”后去霸王庙的凭吊者，见到的只是半埋在土里半露在地上的石狮子。
8、在横扫一切的风暴中，霍去病的霍陵也遭了殃，香烛、签筒被打烂之外，霍去病的塑像也毁于一旦。
9、颐和园佛香阁被砸，大佛被毁。
10、王阳明文庙和王文成公祠两组建筑包括王阳明的塑像，全部在“文革”中被平毁无遗。
11、古城太原的新任市委书记三把火，第一把是砸庙宇，全市一百九十处庙宇古迹，除十几处可保留外，通通毁掉。他一声令下，一百多处古迹在一天之内全部毁掉。山西省博物馆馆长闻讯赶到芳林寺，只捡回一包泥塑人头。
12、医圣张仲景的塑像被捣毁，墓亭、石碑被砸烂，“张仲景纪念馆”的展览品也被洗劫一空。“医圣祠”已不复存在。
13、河南南阳诸葛亮的“诸葛草庐”(又名武侯祠)的“千古人龙”、“汉昭烈皇帝三顾处”、“文韬武略”三道石坊及人物塑像、祠存明成化年间塑造的十八尊琉璃罗汉全部被捣毁，殿宇饰物被砸掉，珍藏的清康熙《龙岗志》、《忠武志》木刻文版被焚烧。
14、汉中勉县“古定军山”石碑，也因诸葛亮是个“地主分子”而被砸毁。
15、书圣王羲之的陵墓及占地二十亩的金庭观几乎全部被毁，只剩下右军祠前几株千年古柏陪伴书圣失去了居所的亡魂。
16、文成公主当年亲自主持塑造的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二人的塑像(安放觉拉寺)，被捣毁。
17、合肥人代代保护、年年祭扫的“包青天”墓，也毁于一旦。
18、河南汤阴县中学生将岳飞等人的塑像、铜像，秦桧等“五奸党”的铁跪像，连同历代传下的碑刻“横扫”殆尽。
19、杭州革命青年砸了岳庙，连岳飞的坟也刨了个底朝天。岳武穆被焚骨扬灰。
20、阿拉腾甘得利草原上的成吉思汗陵园被砸了个稀烂。
21、朱元璋巨大的皇陵石碑被拉倒；石人石马被炸药炸得缺胳膊少腿；皇城也拆得一干二净。
22、海南岛的天涯海角，明代名臣海瑞的坟被砸掉，一代清官的遗骨被挖出游街示众。
23、湖北江陵名相张居正的墓被红卫兵砸毁。焚骨。
24、北京城内的袁崇焕的坟被夷成了平地。
25、黎平故里安葬的是明末名臣何腾蛟，他的祠堂中的佛像被扫了个一干二净，而且把黎平人最引以为荣的何腾蛟的墓给挖了。
26、吴承恩的故居在江苏淮安县河下镇打铜巷。他的故居不大，三进院落，南为客厅，中为书斋，北为卧室。几百年来，曾有无数景仰他的人来此凭吊此故居和他 的墓。可是“文革”时《西游记》成为“封、资、修”(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里的“封”，吴氏故居也就“被毁为一片废墟”。
27、红卫兵掘开蒲松龄的坟，教书匠蒲松龄真穷，墓里除了手中一管旱烟筒、头下一迭书外，只有四枚私章。他们对蒲氏私章不屑一顾，弃之于野。尸体被捣毁。
28、建于1959年的吴敬梓纪念馆在“文革”中被铲平。
29、山东冠县中学红卫兵在老师带领下，砸开千古义丐武训的墓。掘出其遗骨，抬去游街，当众批判后焚烧成灰。
30、张之洞的坟被刨开。张是个清官，墓里没一点珍宝，红卫兵将张氏夫妇尚未腐烂的尸体吊在树上。张氏后人不敢收尸，任尸体吊在树上月余，直到被狗吃掉。
31、北京郊区的恩济庄埋有同治、光绪两朝的宫廷大总管李莲英的墓，凿开的墓穴里，只有头骨，不见尸骸，衣袍内满是珠宝，后不知所踪。
32、河南安阳县明赵简王朱高燧的墓被挖毁。
33、黑龙江黑河县有座“将军坟”，因为属于“帝王将相”，也遭到严重的破坏。
34、宋代诗人林和靖(967-1028)的墓也在被毁之列。
35、清末章太炎、徐锡麟、秋瑾，乃至“杨乃武与小白菜”冤案中的杨乃武的墓，都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声中做了牺牲品。
36、一位年轻的中学老师领着一帮初中生以“让保皇派头子出来示众”为由，刨开康氏墓，将他的遗骨拴上绳子拖着游街示众。革命小将们一边拖着骨头游街一边 还鞭挞那骨头，好像相信康氏灵魂附着在骨头上似的。游完街，康氏的头颅被送进“青岛市造反有理展览会”，标签上写道:“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康有为的狗头”。
37、浙江奉化县溪口镇蒋介石旧居，蒋氏生母的墓被上海的大学生领导的宁波中学生掘开，其遗骸和墓碑都被丢进了树林。
38、南漳县为抗日名将张自忠建造的张公祠、张氏衣冠冢和三个纪念亭均被破坏。
39、杨虎城将军，虽被国民党处决，仍是红卫兵眼中的“国民党反动派”，墓及墓碑都砸毁。
40、新疆吐鲁番附近火焰山上的千佛洞的壁画，曾被俄、英、德等贪婪商人盗割，卖到西方。但那运到国外的壁画毕竟被博物馆珍藏，并未毁掉。而中国人自己干 的“破四旧”却重在一个“破”字:将剩下的壁画中的人物的眼睛挖空，或干脆将壁画用黄泥水涂抹得一塌糊涂，存心让那些壁画成为废物。
41、山西运城博物馆原是关帝庙。因运城是关羽的出生地，历代修葺保养得特别完好。门前那对高达六米的石狮子可能是全国最大的。“文革”时那对狮子被砸得肢体断裂，面目全非；母狮身上的五只幼狮都砸成了碎石块。
42、安徽霍邱县文庙，雕梁画栋、飞檐翘角，龙、虎、狮、象、鳌等粉彩浮雕皆为精美的工艺美术品。房饰浮雕在“文革”中统被砸毁。“文革”后省、县拨款数 万修葺，“尚未完全复原”。山东莱阳文庙，大成殿雕梁画栋、飞檐斗拱，气势雄伟……“文革”期间，大成殿被拆除。全国四大孔庙之一的吉林市文庙，“破四旧 ”中严重受损，荒废多年，“文革”后历时五年方修复。
43、唐代高僧褒禅结芦安徽含山县花山，死后弟子改山名为褒禅山。宋王安石游览此山，作《游褒禅山记》后，褒禅山遂名扬四海。因是“四旧”，褒禅山大小二塔被炸毁。
44、全国最大的道教圣地老子讲经台及周围近百座道观被毁。
45、宋代大文豪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经另一宋代大家苏东坡手书，刻石立碑于安徽滁县琅王牙山脚当初欧阳修作文的醉翁亭，存世已近千年，前去革命的小将不 仅将碑砸倒，还认真地将碑上的苏氏字迹凿去了近一半。醉翁亭旁堂内珍藏的历代名家字画更被搜劫一空，从此无人知其下落。
除了有计划的毁灭古迹，文物古董毁坏的更多:
北京名学者梁漱溟家被抄光烧光。“文革”过后梁漱溟回忆抄家时红卫兵的举动时说:“他们撕字画、砸石玩，还一面撕一面唾骂是‘封建主义的玩意儿’。最后是 一声号令，把我曾祖、祖父和我父亲三代购置的书籍和字画，还有我自己保存的，统统堆到院里付之一炬……红卫兵自搬自烧，还围着火堆呼口号……”
名满天下的上海书法家沈尹默是中央文史馆副馆长。他担心“反动书画”累及家人，老泪纵横地将毕生积累的自己的作品，以及明、清大书法家的真迹一一撕成碎片，在洗脚盆里泡成纸浆，再捏成纸团，放进菜篮，让儿子在夜深人静时带出家门，倒进苏州河。
作家沈从文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军管会的军代表指着他工作室里的图书数据说:“我帮你消毒，烧掉，你服不服?”“没有什么不服，”沈从文回答，“要烧就烧。”于是，包括明代刊本《今古小说》在内的几书架珍贵书籍被搬到院子里，一把火全都烧成了灰。
红学家俞平伯自50年代被批判后，便是钦定的“资产阶级反动学者”。抄家者用肮脏的麻袋抄走了俞家几世积存的藏书，一把火烧了俞氏收藏的有关《红楼梦》的 研究资料。当时，中国特有的刻瓷艺术家仅剩北京朱友麟一人。周恩来曾规定朱的作品是国宝，不得出口。可是前去抄他家的红卫兵将他的作品摔了个稀烂。不久， 朱凄惨地死去，国宝不复再现。
中国画院副院长陈半丁年已九十，批斗之余，作品被焚烧。上海画家刘海粟珍藏的书画被抄后，堆在当街焚烧。幸亏一位过路人以“工人”的名义镇住革命小将，打电话给上海市委，才派人制止。但已烧了五个多小时，焚毁的字画、器皿不计其数。
因江青点名咒骂了名画家齐白石，北京的红卫兵砸了他的墓和“白石画屋”。又逼着齐的儿子齐良迟刨平齐白石自书的匾上的字迹。上海画院75岁的画家朱屺瞻，家中收藏的名人字画被搜罗一空，七十余方齐白石为他篆刻的印章一个没剩。
1952年，国画大师张大干的前妻杨宛君将张在甘肃敦煌石窟现场临摹的260幅唐代壁画全部献给了国家，自己仅保留14幅张氏为她作的画。“文革”时抄家者光顾杨宅，那14幅画被搜走，从此全都没有了下落。
2008年11月30日星期日
赵牧：该解散不只是八一足球队
| 赵牧：该解散不只是八一足球队 | |||
 | |||
| |||
| 2003年8月4日10:45 搜狐体育 | |||
| |||
| | |||
| 早就有人说过，军队经商，国家必亡。这也是有许多历史事实可资借鉴的，它也不需要拥有高深的学问就可以判别，因为军队经商，必然要与民争利，而“争”的结果是什么，也是一目了然的。 一九八五年初，张爱萍将军听说国防科工委也成立了“公司”和“中心”，就这样说过：“什么公司，我看是借公肥私；什么中心，我看是以钱为中心。”这就是1998年7月22日，江泽民宣布“中国军队不再经商”得到普遍关注和获得舆论热烈支持的原因。 同理，八一足球队也早该解散了。该解散的自然也理当包括军内一切进入市场，参予职业化、商业化竞争的文体团队。但八一足球队为什么这么晚才解散，实在是很奇怪的事。 中国的军队体育运动队，有其形成的特殊历史。在计划经济时代，出现团级体操运动员，师级足球运动员，还不那么刺眼，其“特权”通常也仅限于伙食好，服装费用不需自己掏腰包。但在商品经济时代，一个身家百万甚至千万的军人身份的运动员存在，就非常古怪了。 去年，在NBA打球的王郅治拒绝回国参加亚运会导致的一场轩然大波，根源就是王的军人身份与职业球员的身份之间已经形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一事件不但把军队置于非常难堪位置，还把中国职业球员面对的病态的市场环境突显出来。 事实上，面临糟糕的市场环境的不只是体育界有军人身份的职业选手和职业队。我们还有大量的什么官阶甚高的将军歌唱 家，将军画家，将军摄影家，将军舞蹈家，这些人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的作为如何？瞧瞧那个以扮演领袖，前些年曾以频频四处走穴为其生活特征的古月(正军级)的 一些表演(《特型演员果然特殊 古月合肥耍“派头”》)。 我们的军队需要专门供养这样的人吗？这些人的存在，对于提高中国军人的素质，提升中国军队的形象，提高中国军队的战斗力究竟有什么用？答案显然是定的，那么在他们身上消耗的军费又有什么意义。 八一足球队解散了，早该解散了。该解散的我看不只是八一足球队。（赵牧） 2003年8月2日 | |||
朱军与高俅有什么区别？
朱军与高俅有什么区别？
《艺术人生》主持人朱军满是得意地掉了个包袱——“无意”中泄露了自己的官品——司局级身份，这条新闻引起不少网民的好奇。
这原本没什么好奇的，猜想好奇的多半是没有“体制内”经历，或不熟悉“体制”的年轻人。
这些人若是看到本文的标题——“朱军与高俅有什么区别？”恐怕更会惊跳到半空中去。
这里不谈为人的善恶，只是从官本位的制度渊源及意识的角度聊聊朱军和高俅的相同与不同。把这两人放在一起说，也很有助于加深网友对何谓官本位的认识。
朱军与高俅有什么区别呢？如果打个比方，那就是高俅和朱军都是“官人”（有行政级别，隶属于某个统治集团。强调一下，这只是基于事实判断，而非道德判 断），他们的不同处在于，高俅身在“行政部门”，那个官是实的，有行政的实权；朱军官则是虚的——在“事业单位”——没有行政权力，但待遇相当于司局级。
别小看这个等同于某某级的虚职，那可是很多体制内人相当看重的。想当年那个以扮演老毛而出名的演员古月，他在合肥对保卫部门大发脾气时就说过这样的话：“我是军人，是正军职！”（参见《该解散的不只是八一足球队》），所以朱军“失口”能露出那么小人得意的神色，不足为怪。
“待遇相当于某某级”，这个说法的确容易把今天的年轻人搞糊涂。王志去丽江挂职副市长，就把好多人搞糊涂了，他们问：这王志算公务员吗？王志之前，牛群到 蒙城挂职副县长，好多人也糊涂过一回。糊涂的原因最大的可能是完全不明白“国家干部”为何物，也是因为中国推行的公务员制度刚刚起步，它与“国家干部”仍 然有着无法摆脱的关系，因此很容易引起概念理解上的混乱。
其实，直到今天，除了极少数的地方政府在尝试民主选举外，中国各级政府机构的官一向都是组织任命、不容旁人置喙的。王志去丽江当官，有什么可大惊小怪？那 王志原本就是“官人”——组织上的人（事业单位的正式编制）——是当然的“国家干部”，组织上安排一个事业单位的“国家干部”到行政单位公干，实在是它生 杀予夺的权力，这事不但以前全盘如此，今天也仍然比比皆是。
下面说说何谓“国家干部”？、
通俗地说：但凡有资格“吃财政饭”（“吃皇粮”）的，就是“国家干部”。
“国家干部”又分“行政编制”和“事业编制”两部分。属于“行政编制”的即现在通称的“公务员”。需要补充的是，在计划经济一统天下时，中国的所有企业也 都是国有或集体所有，因此企业的厂长或矿长什么的，也全是“组织部门”任命的，他们的身份也都是“国家干部”。这些不同编制下的“国家干部”，相互之间的 流动本来就是常态。
说起“国家干部”这套系统，它与中国古代的官吏选拔任命制度很多地方都十分相似。
统治者要管理和控制一个国家，不但要网罗各种人才，还要使其长期甘为被之驱使，这就需要吏部（相当于当今的组织部）有一套系统的选拔、任命和晋升办法，当然同时要有相应俸禄的安排。
比如中国大陆的大学生，过去是国家包办分配的，在包办分配的时代，大学生一毕业就自动成为国家干部（科级），这与古代的开科取士，中举或晋士进的读书人就 会得到相应的俸禄毫无二致。不过，现在大学毕业生实在太多，国家根本包办不了，“学而优则仕”已成明日黄花，遇到经济十分不景气的今天，其社会地位日益不 堪，甚至已经出现众多硕士生争先恐后卖猪肉的可怜地步了。
完全的计划经济体制和皇权政府都是全能型政府，所以需要选拔和包养的人才种类就更多， 举个最典型的例子，比如最具成为“自由职业”条件的诗人、作家，自1949年以后就由政府用作家协会这个组织系统地包养起来，在这吃皇粮的作家，同样有着 相应的行政级别；相同的还有体育系统、文艺团体，比如有人搜罗的这个不完全名单《中国演艺界、体育界人员军衔》，同样有不少人对其大惊小怪。可是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说到这，倒是可以提一提“破格提拔”，这破格提拔其实也是古已有之的事。不但破格提拔古已有之，而且设立临时的官府机构也是古已有之。比如我在《“戏子通天”及其他》 一文中提到过的李延年，此人因为音乐玩得好，当年甚得汉武帝赏识，便设了个临时的官封赏给他——“协律都尉”，这都尉相当于什么呢？大概相当于现在的大校 吧。那高俅原本也是个“自由职业”者，后来得端王赏识，被破格提拔当了官，这叫踢而优则仕。其实高俅如果生在今天，也是可能当官的，当然他最可能当的官是 足协主席——行政级别也相当于司局级。那王志是什么优而仕呢？这倒是个真命题。
把各种人才悉数这般纳入“组织系统”有何好处，古人就有过论述。用《管子·国蓄》中的话说，那就是：“利出一孔者，其国无敌；”其后《商君书·弱民》继承 此说：“利出一孔，则国多物。”但把这话说得最明白的也流传最广的是唐太宗那句话：“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矣”（天下英雄被我一网打尽，为我所用，为我控制 了）。
在中国连和尚都有行政级别也是不必奇怪的。既然和尚都可以有行政级别，朱军有个行政级别相当于司局级的身份有什么好奇怪的？所以，某日朱军突然奉组织之命 去某市挂职，或去某大型国企去任老总，奉劝网友不要再大呼小叫了。什么时候这种想让谁干什么，就让他干什么的情形被禁绝了，我倒是觉得网友真的可以惊呼一 下了。（草完）
补注：买官卖官盛行，是对政出一门的巨大破坏。这个事实的普遍存在，倒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瓦解着原先建立的“国家干部”体系的初衷。
本文上传第二天，就有“国家干部”工程在媒体上现眼，为本文提供了一个新鲜的注脚。南方都市报报道了一个【最牛民心工程】——6000多万元建设的老干部活动中心，非官免进。附链接【最牛民心工程】
博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