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9月10日星期一

把脉“劳教”

把脉"劳教"  

2012-09-04 15:17:31|  分类: 默认分类|字号 订阅

叶竹盛

刊《南风窗》2012年第18期,以刊出为准


劳教被屡屡推向中国公共舆论的风口浪尖。

今年8月初,湖南省永州市"11岁幼女被迫卖淫案"受害女孩的母亲唐慧因不服法院判决,多次上访,要求严惩罪犯,最终却被劳教一年半。消息经微博和媒体曝光后,此案将之前的"一元劳教案"、"一坨屎劳教案"等等积聚的公众不满情绪集中爆发出来。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官微介入"唐慧劳教案"的报道,更把媒体关注引至高点,对地方政府形成了巨大压力,短短8天内,劳教决定即告撤销。

2003年,就在孙志刚惨死在收容所的同一年,辽宁省葫芦岛市劳教所也发生了一起惊动了中央领导人的事件。劳教人员张斌连续28天遭受劳教大队长张树利和其他人员虐待,最终受折磨致死。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专门批示了此案。后经过审理,张树利以故意伤害(致死)罪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与"孙志刚案件"一样,"张斌案"也促使人们开始反思惨剧背后的制度。然而,与迅速被废止的收容遣送制度不同的是,在过去近十年间,劳教制度依然屹立不倒,并且在之后许多年里伴随着诸多不堪的事件,每每成为公众舆论声讨的对象。

今天,唐慧案能否给这一制度的变革带来契机?


背离初衷

劳动教养制度最初从前苏联引入中国时,其主要目的是改造政治上被定性为落后与反动的分子,在当时国家负责一切的年代,劳教也是解决他们生计的一个途径。

1955年,《内务部、公安部、财政部关于编制劳动教养计划中的若干问题的通知》中规定:"被劳动教养人员的生活待遇问题,目前可暂按被劳教分子的原工薪的百分之七十计算,包括他们家属的生活供给在内。"

195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中,劳动教养就被定性为:"对于被劳动教养的人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一种措施,也是对他们安置就业的一种办法。"

"文革"结束后,新一代领导人强调社会秩序,尤其是大中城市的秩序问题。1979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恢复正常工作后通过的第一批法律中就包括了一份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的决议,其中规定"劳动教养收容大中城市需要劳动教养的人"。此时劳教并非一项普遍适用的制度,而仅限于大中城市。

1980年,《公安部关于做好劳动教养工作的报告》中,同样将劳教定位为一种强制教育改造的措施,但不再强调是安置就业的办法,而是将劳教作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种办法"。劳教的功能悄然发生了转变。

在高度计划经济体制下,农民不存在就业问题,因此旨在解决轻微违反者谋生问题的劳教制度并未延伸到农村。在将劳教定位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措施之后,它就开始蔓延,直至今日成为了一项在全国普遍适用的制度。据司法部数据,截止2008年,全国共有350个劳教所,几乎所有地市级行政区都设有劳教所。

1981年,公安部发布了《劳动教养试行办法》,规定了在六种情形下的罪行,如果不够刑事处分的,则适用劳教。湖南省劳教局管理处干部贺柏林总结了湖南省劳教人员涉及的"罪错"名称共有60多种,主要包括"三非"人员、涉毒型、财产型、滋扰型等四类。

根据2004年湖南省针对劳教人员的调查显示,2003年被劳教的人员中,30%属于吸毒、贩毒等涉毒分子;56%属于抢劫、诈骗、盗窃等财产型违法分子;另有10%则涉及聚众斗殴、侮辱妇女、妨碍公务等滋扰型;还有不到2%左右属于"三非"人员,也就是涉及从事非法宣传、扰乱社会秩序、危害国家安全等人员。贺柏林所列的60多项"罪错"在现行《刑法》中几乎都能找到对应的罪名。

经过几十年的演变,劳教已从最初的政治教化和生计扶助的手段转变成了与《刑法》类似的旨在维护社会秩序的制度。然而,《刑法》是法治体系中的重要法律,劳教制度却在中国法治化大趋势之下,显得与现行法律格局格格不入。

"法网"之外

媒体曾报道过一个案例,张某因偷盗两根项链,被抓获后,公安机关认为不构成犯罪,决定处以劳教,但是张某却对此决定提起行政诉讼,认为自己已经构成犯罪,要求追究刑事责任。张某的怪异做法背后其实是合乎理性的逻辑。

中国的法制惩罚体系涵盖了从24小时到无期徒刑,乃至死刑的几乎所有幅度,可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仅就惩罚幅度而言,劳教制度在这张法网中似乎显得多余。行政拘留为1至15天,最多不超过20天;刑法上规定的拘役为一个月到六个月,有期徒刑为六个月以上,直至无期徒刑和死刑。唯一的空白幅度是21天至一个月这一微小区间,相比之下,劳教的惩罚幅度却长达一年到四年。

《劳动教养试行办法》中规定"不够刑事处分"的才劳教,但实际上劳教的处罚却常常比刑法更严重。张某的小额盗窃在刑法上的处罚一般是半年以下的拘役、管制,或者六个月到一年的有期徒刑,并且需要经过严格的审判程序,而劳教的结果却是不可预期的,有很大的随意性,甚至有可能总共被关押几年。张某的个案折射了劳教制度与刑罚体系无法对接的现实状况。

另外一个体现劳教制度在现行法律体系中尴尬地位的是,除外交豁免权等特殊情况外,《刑法》适用于所有在中国领土上犯罪的包括外籍人士在内的人员,《行政处罚法》中所规定的行政处罚措施也一律适用于中国领土上的外籍人士,但被定性为行政处罚措施的劳教却仅适用于本国人士。

更受诟病的是,不像刑事惩罚,劳教制度中缺少必要的制衡机制。按照规定,由公安、司法、民政、劳动等部门共同组成的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才是做出劳教决定的部门,但实践中劳教的审批机构设置在公安机关,因此公安一家实际上掌握了劳教的"独断权",劳教委员会形同虚设。

《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中规定检察院是劳教的监督机关,这个外部监督机制也很少发挥作用。曾供职于深圳市人民检察院监所监察处的邓象伟统计,他所在部门在2001至2003三年中,仅发出过七份要求复查劳教案件的检查建议书,其中五份获得改正或撤销。

另一个外部监督机构是法院。被劳教对象对劳教决定不服的,可以到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这一制度安排的效果也不尽如人意。对于农村的劳教案件,公安部甚至直接发文对法院提出要求,1998年,《公安部关于劳动教养范围有关问题的通知》中写道:"人民法院在受理劳动教养行政诉讼案件时要充分考虑农村的实际情况,慎重对待,不要轻易做出劳动教养审批部门败诉的决定"。

2005年,江苏省扬州市公安局下发文件,要求"涉及劳动教养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案件的撤销率不超过5%"。这一指标在表面上意在减少劳教决定的错误率,但为了达到指标,也可能使得办案人员"有错不纠"。

缺少监督与制衡的情况下,许多劳教决定显得很随意。根据邓向伟观察,劳教审批存在很大的随意性,如果严格遵照《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等法规,"劳教人员将至少下降40%至50%"。

2005年,公安部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劳动教养审批工作的实施意见》,其中规定,"公安机关对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不得降格予以劳动教养;对依法应当予以治安管理处罚或者作其他处理的,不得升格予以劳动教养;对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不得批准劳动教养;对不能在法定羁押期限内侦查终结的犯罪嫌疑人,不得以劳动教养变相延长羁押期限。"这些"不得"直指劳教决定中存在的各种问题。

根据江西公安高等专科学校项金发教授的分析,公安机关做出劳动教养的决定之所以经常出现证据不足的情形,是因为个别民警在办案过程中,认为劳教案件是小案件,"只有大概事实清楚了,不要抓错了人,就可以了,不愿意像办理刑事案件那样去认真仔细地调查收集相关证据,有些民警甚至认为劳教案件不需要全面的证据,只要有部分证据就够了。"

项金发还透露,甚至出现过检察院因证据不足退回补充侦查和法院以证据不足不能定罪的案件,报劳动教养后都能获得批准的"怪现象"。根据项金发的观察,有的公安机关把已构成犯罪的刑事案件降格为劳教,以教代刑。"有的地方以所外执行作为创收的手段,变相地收钱放人。"邓象伟说,有的地方检察院调查发现,大部分所外就医和所外执行人员均已离开原居住地,很多人员甚至下落不明。


改革破局


国务院1991年发布的白皮书中专门介绍了中国施行的劳教制度。其中披露,中国平均每年新收容5万多被劳动教养人员。这份白皮书中也强调了劳教良好的改造效果,"其中不少人已成为国家建设的有用之材",因为根据调查统计,在当时"解除劳动教养后重新违法犯罪的,仅占7%左右"。

在种种原因之下,劳教制度如今已经难以再取得这样良好的改造效果。根据2004年湖南省的调查,2003年湖南省被劳教人员中"二进宫"以上的高达38%,如果再加上劳教释放后又因犯罪被判刑的人员,重犯率则更高。

重犯率升高的一个原因可能是劳教内部管理的异化。2003年的"张斌案"中,劳教大队长用以虐待张斌的理由便是"干活不出力"。根据《劳动教养试行办法》,被劳教人员每天应有至少3个小时受教育时间,而劳动时间则不高于6个小时。

但现实中,根据中央司法警官学院劳动教养管理系陈继锋的研究,劳教人员超时劳动问题普遍存在。他从某劳教所了解到,劳教人员每周劳动时间高达76.5小时,平均每天超过10小时,相比之下,每周仅有4小时学习时间。贺柏林提出,劳教所如果将生产当做谋取单位生存和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手段,教育改造工作自然就被淡化了。

自张斌之后,劳教所之内常传出"离奇"的死亡案件。例如2008年的"冲凉死",开封劳教所二大队大队长杨某称学员穆大民多天没洗澡,让两名学员架着穆大民,在自来水龙头下冲水。当时气温很低,冲完水后穆大民倒在地上,丧失知觉,随后死亡。杨某后被刑拘。

2010年4月,在唐山市荷花坑劳教所服役的董雄波在身体极度透支的情况下死亡,年仅37岁。身高180的董雄波死亡时体重仅余35公斤,双腿细如竹竿,肋骨根根分明惨不忍睹,被称为"骷髅死"。

不论从法治化还是监督制衡、内部管理等角度看,劳教制度存在太多问题。因此多年来,改革乃至废止劳教的各种呼声不断。2003年的"张斌案"虽然没有像"孙志刚案"一样推动相应制度的废除,但的确引起了决策层的重视。

2004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劳教制度改革列入了议程,立法规划中列入一部旨在取代劳教制度的《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此后在第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规划上也列入了这部法律,甚至提上了2010年4月份的人大常委会第14次会议审议。但时至今日,这部法律迟迟未能出台,连草案也尚未向社会公开。

据参加过草案讨论的专家透露,这部法律将弱化劳教制度的强制性,而强调"矫治",因此其中规定矫治最长不应超过一年半,场所不应设置铁窗、铁门,也不得强制连续劳动,矫治对象周末可以回家探亲,平时还可以请假等等人性化和富有弹性的制度安排。这部草案最大的突破在于劳教的部分"司法化"。现行劳教制度之下,法院仅在行政诉讼阶段介入劳教决定,而《矫治法》草案则规定不服矫治决定的人可以直接到法院申述,由法院裁决是否应该矫治。

但据参与过草案讨论的重庆大学法学院院长陈忠林介绍,这部法律的立法进展缓慢,主要分歧在于司法部门和公安部门之间,谁来主导决定权。

无论如何,我们对这部新法充满期待。

香港推迟开设受争议的国民教育课

 
 

Sent to you by monokeroz via Google Reader:

 
 

via Solidot by blackhat on 9/9/12

面对数万抗议者的抗议,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宣布取消了限期各学校最迟在2015年开办"德育及国民教育科"的要求。梁振英表示,他希望各学校自行决定是否在今后几年内开办这门课。但抗议者要求永久撤销"国教科"计划。上周六晚间数万香港民众举行大规模和平集会,指责"国教科"是洗脑和政治灌输。在集会前,有谣言称政府派人假扮抗议者,寻机捣乱,让警方找到理由驱散人群。梁振英公开否认:"我们没有这样一个清场的意图或计划。"



 
 

Things you can do from here:

 
 

王垠: 对博士学位说永别

对博士学位说永别

 (2012-09-08 23:01:45)
分类: 教育
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我决定再次"抛弃"我的博士学位。这是我第三次决定离开博士学位,也应该是最后一次了。这应该不是什么惊人的消息,因为我虽然读博士10年了,可是我的目标从来就不是博士学位。我在寻找更重要的东西,而且那个东西已经被我找到了。所以我的"博士生涯"其实完成了它的使命,基本上可以圆满结束了。

如果你从我之前的博文判定我现在生活在我所向往的环境中,那么你就误会了。虽然我学到了我想要的东西,但是却发现学术界不再是我向往的地方。相反,它阻碍了我的前进,让我很不开心。很显然,博士学位这个东西其实已经被学校和学术界作为利用廉价劳动力的"无形锁链"。你想要"博士"的头衔,那么就廉价给我们干活吧,能出论文的就出论文,能写代码的就写代码。这种如意算盘,就像是卖天上的星星一样。给我十万块钱,我就发给你一张证书,证明你拥有某星系的第N号小行星。博士学位的证书,跟这小行星的所有权证书,有什么不一样吗?

可惜的是,我根本不需要"博士"这个头衔来显示自己的价值,所以我抛弃学位,离开学校,离开学术界,是一点都不心痛的。


思想的监狱

如果你以为学术界意味着思想的解放,对真知的分享,那么你就错了。涉猎不深的人往往有一种美好的幻觉,以为老师都是在无私的传授知识,而同学们都在无拘无束的讨论。可是等你深入到一定程度,就会发现其实很少有人对于知识是无私的,连世界顶尖的科学家们也不例外。他们"分享"给你的东西,往往是一堆琢磨不透的符号和公式,他们提出一堆可怕的术语。他们告诉你的只是思维的"结果",而不是思维的"方法"(也就是所谓"直觉")。等你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得到同样的东西,却发现这些大师们其实一直把直觉隐藏在很深的地方,故意的让你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他们甚至会诋毁直觉本身的价值,试图让你相信他们没有通过使用直觉就想出了那些公式,试图让你相信只有那些吓人的公式,定理和证明才是可靠的,而直觉是不可靠的。可是真正的直觉却是非常强大的,只要得到了它,你就可以完全的理解那些公式,而且会知道它们是怎么来的,甚至发现里面存在的问题,进而想出新的公式。

然后你就会恍然的发现,你曾经认为的"思想的天堂",其实是"思想的监狱"。你会发现你心目中的很多大师们其实不是真正的科学家,而是政治高手。你会发现身边有很多人其实是故意在你面前提起一些术语,以此来显示自己的"高深"。当你直言不讳的道出这些东西背后的秘密,他们就不说话了,然后就对你怀恨在心,希望你早点消失。当你给那些提出这些术语的大牛们发email,试图核实这些术语背后的直觉,他们会很快的停止回复你的邮件。当你试图从教授们口中得到这种直觉,他们会不耐烦的对你说:"你问这种问题有什么意义吗?这东西就是这样的!" 这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他们害怕了。他们害怕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胁,他们害怕这种直觉一旦被大多数人掌握,他们就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学术权威"了。人们就会说:"那个东西其实不过是……"

这就是我这些年来所亲身经历的。我的同事们其实都不知道,他们所景仰的大师们提出的看似高深的理论,好些已经在我心目中死掉了。对我来说,它们不过是用一堆吓人的数学公式,翻来覆去的表达一些用几句话就可以说清楚的东西,而且它们好多其实已经被更加简单的东西所超越。所以大师们常做的一件事就是招收"门徒",只要有人愿意做他们的接班人,把自己的工作"基于"他们的理论,他们提出的复杂而空洞的概念就可以一直存活下去,而他们就可以保持自己的地位。所以你就发现一些可笑的现象,本来一个新概念跟某个老概念没有关系,却被生拉硬拽在一起。本来一个概念可以被独立的理解,却被牵扯到一堆别的概念中,被搞得纷繁复杂。

这就是为什么我曾经提到,我经常用两个星期的时间就"灭掉"了某些领域长达20年的研究。这并不说明我是天才,而只是说明很多人在玩弄学术的把戏。看透了这些把戏并不能带来实际的效益,却可以让我自己节省下时间来解决真正重要的问题。但是我看不到学术界在这方面有任何改进的希望。所以,为了思想的自由,我不能生活在学术界。


论文的游戏

我曾经以为我的专业(程序语言)是计算机科学里面论文水分最少的地方,但是其实并不是这样的。程序语言专业的论文与其它专业唯一的区别是,这个领域的人玩的把戏更加巧妙。这些论文动不动就触及 Church,图灵这样的人物提出的概念,所以就算里面没有任何新的内容,你早就被吓倒了,就别提看出里面的把戏。可是由于我看穿了一些核心概念的本质,所以经常浏览一些论文都发现其实没有任何新东西。这些论文有些甚至来自某些本领域众所皆知的"巨星"。由于他们地位显赫,这里我就不点名冒犯了。

很常见的一个套路就是,把一些很简单的"程序"用一堆"数学符号"改头换面,把它们叫做"逻辑"或者"类型系统"。人们都崇拜数理逻辑,因为他们看不懂那一堆的符号和推理规则。可是经过自己的努力,我却看透了很多逻辑学家的把戏。我也可以玩这种把戏,设计出新的逻辑,可是我也知道,其实我们并不需要这些逻辑。可是关于"程序逻辑"的论文,仍然频繁的出现在最高档次的学术会议。从开头就能猜到结尾,一点悬念都没有,让我觉得非常无聊。

上个学期,我跟导师做了一个学期的研究,内容是关于"类型系统"。说是"跟导师",但是其实他只起到绊脚石的作用。他不但没有真正的参与讨论,而且明显的对于我深入的发现有抵触情绪,并且不断的打击我。我用于"说服"他所使用的精力,比我用来研究的精力还要大好几倍。到头来我却发现,原来他根本没有听我在说什么!我总是发现一些复杂的类型系统的功能,要么就是完全不可能实用,要么就是可以用已有的简单的方法实现。所以这些发现其实是"杀死"了好几个发展了几十年的领域,把它们归并为同一个非常简单的东西。可是他总是对我说:"你的这些想法有什么用吗?" 在他的这种打击之下,我到最后都没心思写论文了。然后我才发现,原来他所要的,并不是深入的简单的理解,而是别的东西。很显然,导师们只是把学生作为可能给他带来论文和经费的人。他们更喜欢那种看不透事物本质的,对什么"新概念"都持手舞足蹈态度的学生。因为这些学生可以很快的制造出更多更复杂的新概念,写出看似高深的论文,然后从 NSF 等研究机构要到钱。

所以说,深入本质的认识,其实在学术界是不受尊重的。因为深入的认识往往是很简单的。如此简单的东西,似乎每个人都能做,又怎么拉得到经费呢?


政治的泛滥 

通常都认为学校是简单的做学术的地方,有学问的人总是说得起话,可是在研究生院里却不是这个样子的。只要你会玩游戏,会找"靠山",你就有可能"出人头地"。

我可以不谦虚的说,我是这里最好的学生。我身边的同专业同学,没有一个可以超越我所能做到的事情。而他们能做的事情,却没有一件是我不能做的。在 Dan Friedman 的两门高难度的程序语言理论课程(B521, B621)都得到 A+, 在 R. Kent Dybvig 的 Scheme 编译器课程(P523)得到 A+,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他们。在两个星期之内,完全凭自己的思考写出正确的 CPS 变换(10多年的研究成果),以及 ANF 变换(我导师的最重要成果)。多次在两个星期之内"灭掉"某些领域20多年的研究。对很多东西有自己独到深入的见解。在工程上,Google 的那个项目,以及我自己的一些项目,都是我自己独立完成的。我拿到问题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靠自己的力量解决它,而不是去套用现有的答案和理论,所以我经常对问题有异常简单的解决方案。

可是这所有的一切,都没有让我受到同行们的尊敬。相反,由于我喜欢说真话,他们恨我又怕我。他们怕跟我讨论他们的研究,因为我总是能很快的看出它们的本质,所以跟他们说话总是感觉隔着一层什么东西。那些精于玩弄政治的人,显然更加得到人们的赏识。我本来不想把这些"业绩"摆出来的,实际上我一直很谦虚,都没有在人面前提起过这些事情。可是显然在美国,谦虚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因为在 Friedman 和 Dybvig 的课程上挣扎不堪的同学,因为在某些会议发过一点文章,现在很是趾高气昂,逢人便说自己在哪里哪里发表了论文。他们喜欢厚着脸皮的说出一些早就被我看透的术语,说出来的时候声音都在打颤。可是这些招数居然挺有效果,他们俨然被教授们当成了"好学生",比我说得起话很多。

可是他们为此也失去了很多。我本来可以帮助他们的,可是由于他们的自私和自大,失去了得到我的帮助的机会。他们的论文(甚至博士论文)里面的内容,其实好些是我几年前就得到了的结果,只不过我懒得为这些鸡毛蒜皮的东西写论文,我本来可以把这些东西免费送给他们作为论文发表。记得 Friedman 的最难的程序语言理论课程(B629)快到期末的时候,课上的几个同学想做一个暑期项目,试图改进 miniKanren (Dan Friedman 设计的逻辑语言) 的效率。我早在前一个学期的 B521 就已经重新实现了自己的 miniKanren,并且加入了一些扩展的功能(比如 constraint logic programming),所以我一听到这个计划就告诉他们,miniKanren 所使用的 substitution 的数据结构是 association list,查找时间是线性的,显然效率很低。使用另外一种"函数式数据结构",比如函数式的平衡树就会好很多。可是当他们听到这些的时候,居然保持了一种可怕的沉默,就像我并不存在于他们面前!一年多的折腾之后,他们发表了一篇论文,里面的基本内容就是我告诉他们的那些话。署名和"致谢"里面都没有我。我根本不在乎这么小的想法,因为本来一句话就说得清楚。可是他们一点谢意也没有表达,倒在我面前炫耀,实在很无语。如果他们愿意多向我请教,恐怕发表那论文需要的时间不是一年,而是一个月。

另外还有好几次类似的情况,我都不想说了。后来我才从一个同学口中得到一些真正的信息。他说,某些人喜欢在听到别人好的想法的时候,进行故意的打击,或者漠不关心的样子。等别人对他们自己的想法失去兴趣之后,他们却把那想法拿出来署上自己的名字发表。这种事情就曾经发生在他的身上。他的导师一直打击他,以至于他写出来的论文两年都没有发表。等他决定离开之后,却发现自己的想法被导师和另外一个人发表了。没有署上他的名字。

这就是我越来越不喜欢跟人讨论的原因,因为很多人得到了想法,就会想把它们据为己有,以此出名,最后却连个谢字都不说一声。这种鬼鬼祟祟的现象不只存在于我的身边,而且存在于整个学术界。经常感觉跟某些人交流,信息是有进无出,就连名校的教授也不例外。比如我曾经跟某"牛教授"交流,他说对我的想法很感兴趣,等我告诉了他,就再也没有收到回信。这也许是学术产业化不可避免的结果。学术界不做产品卖,就得拿"想法"出来卖。可是想法这个东西是如此之奇怪,你一旦告诉别人,别人就有了这个想法,你又如何证明这个想法是你的呢?所以学术产业化的结果就是一个没有思想交流的世界。我一次次的试图与人交流和分享,却一次次上当和失望。

有这样的政治和勾心斗角,我留在这里还有什么意义呢?我在这里,以至于整个学术界,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值得合作的人了。而我也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思想其实已经大大超越了很多名校的教授,所以我其实不再需要跟他们交流。


未来计划

由于之前的导师的诡异行为,这学期我更换了导师,所以暂时还待在学校里。不过我对学术界已经完全失望了,所以目前的打算是准备找个工作,然后离开学校。

显然,我所学到的知识可以轻而易举的给我带来高薪的工作。可是我也清楚,其实程序语言归根结底就是那几个小把戏。所以我更愿意探索更加广阔的世界,学会新的东西,找到真正值得合作的人,创造真正的价值。另外,我也会逐渐把我知道的这些"把戏"以直观而容易理解的方式公诸于众,让权威们的神秘面纱都随之消失。


专注于事物本质,探幽入微,自然和正常人渐行渐远。
突变基因很多,基本都已失败告终,存活的往往带来积极改变。
王垠是人类的一个突变基因。

2012年9月9日星期日

新Apache补丁将忽略IE10的Do Not Track设置

 
 

Sent to you by monokeroz via Google Reader:

 
 

via Solidot by blackhat on 9/8/12

Apache HTTP Server项目联合创始人、Do Not Track(DNT)标准作者之一的Roy Fielding为Apache HTTP Server写了一个补丁:如果访问Web Server的浏览器是IE10,它将忽略其DNT设置。微软的IE10默认启用DNT,认为这能更好的保护用户隐私。微软的做法既没有与其它浏览器开发商保持一致,也没有得到在线广告商的认可。DNT标准提出者Mozilla认为,在用户设置前DNT应该既不处于激活状态也不处于非激活状态。数字广告联盟(Digital Advertising Alliance)采纳了这一立场,表示只认可默认不启用的DNT设置,换句话说它将忽略默认启用DNT的浏览器。Apache项目似乎也认为微软的做法伤害了它。Fieldin表示不能容忍对开放标准的故意滥用,认为DNT是以非默认选项的身份存在,因为只有在接收方认识到有真实的人进行设置后,DNT才能真正保护用户的隐私。Fieldin的补丁引发了争论。



 
 

Things you can do from here:

 
 

王垠“对博士学位说永别”

 
 

Sent to you by monokeroz via Google Reader:

 
 

via Solidot by blackhat on 9/8/12

去MIT试试 写道 "曾经退出清华大学博士课程的王垠在博客上宣布第三次放弃博士课程,并永远告别博士学位。他离开学术界的原因包括认为学术界是思想的监狱,故作高深很流行;为发表论文而用数学符号包装简单的程序以得到研究经费;学术圈勾心斗角和占据别人思维成果的政治等等。他认为博士学位其实已经被学校和学术界作为利用廉价劳动力的"无形锁链"。"



 
 

Things you can do from here:

 
 

2012年9月8日星期六

You'll never be Chinese - Why I’m leaving the country I loved


Mark Kitto and family; Photo: Eric Leleu



Death and taxes. You know how the saying goes. I'd like to add a third certainty: you'll never become Chinese, no matter how hard you try, or want to, or think you ought to. I wanted to be Chinese, once. I don't mean I wanted to wear a silk jacket and cotton slippers, or a Mao suit and cap and dye my hair black and proclaim that blowing your nose in a handkerchief is disgusting. I wanted China to be the place where I made a career and lived my life. For the past 16 years it has been precisely that. But now I will be leaving.

I won't be rushing back either. I have fallen out of love, woken from my China Dream. "But China is an economic miracle: record number of people lifted out of poverty in record time… year on year ten per cent growth… exports… imports…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saved the world during the 2008 financial crisis…" The superlatives roll on. We all know them, roughly.

Don't you think, with all the growth and infrastructure, the material wealth, let alone saving the world like some kind of financial whizz James Bond, that China would be a happier and healthier country? At least better than the country emerging from decades of stultifying state control that I met and fell in love with in 1986 when I first came here as a student? I don't think it is.

When I arrived in Beijing for the second year of my Chinese degree course, from London University's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SOAS), China was communist. Compared to the west, it was backward. There were few cars on the streets, thousands of bicycles, scant streetlights, and countless donkey carts that moved at the ideal speed for students to clamber on board for a ride back to our dormitories. My "responsible teacher" (a cross between a housemistress and a parole officer) was a fearsome former Red Guard nicknamed Dragon Hou. The basic necessities of daily life: food, drink, clothes and a bicycle, cost peanuts. We lived like kings—or we would have if there had been anything regal to spend our money on. But there wasn't. One shop, the downtown Friendship Store, sold coffee in tins.

We had the time of our lives, as students do, but it isn't the pranks and adventures I remember most fondly, not from my current viewpoint, the top of a mountain called Moganshan, 100 miles west of Shanghai, where I have lived for the past seven years.

If I had to choose one word to describe China in the mid-1980s it would be optimistic. A free market of sorts was in its early stages. With it came the first inflation China had experienced in 35 years. People were actually excited by that. It was a sign of progress, and a promise of more to come. Underscoring the optimism was a sense of social obligation for which communism was at least in part responsible, generating either the fantasy that one really could be a selfless socialist, or unity in the face of the reality that there was no such thing.

In 1949 Mao had declared from the top of Tiananmen gate in Beijing: "The Chinese people have stood up." In the mid-1980s, at long last, they were learning to walk and talk.

One night in January 1987 I watched them, chanting and singing as they marched along snow-covered streets from the university quarter towards Tiananmen Square. It was the first of many student demonstrations that would lead to the infamous "incident" in June 1989.

One man was largely responsible for the optimism of those heady days: Deng Xiaoping, rightly known as the architect of modern China. Deng made China what it is today. He also ordered the tanks into Beijing in 1989, of course, and there left a legacy that will haun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o its dying day. That "incident," as the Chinese call it—when they have to, which is seldom since the Party has done such a thorough job of deleting it from public memory—coincided with my final exams. My classmates and I wondered if we had spent four years of our lives learning a language for nothing.

It did not take long for Deng to put his country back on the road he had chosen. He persuaded the world that it would be beneficial to forgive him for the Tiananmen "incident" and engage with China, rather than treating her like a pariah. He also came up with a plan to ensure nothing similar happened again, at least on his watch. The world obliged and the Chinese people took what he offered. Both have benefited financially.

When I returned to China in 1996, to begin the life and career I had long dreamed about, I found the familiar air of optimism, but there was a subtle difference: a distinct whiff of commerce in place of community. The excitement was more like the  eager anticipation I felt once I had signed a deal (I began my China career as a metals trader), sure that I was going to bank a profit, rather than the thrill that something truly big was about to happen.

A deal had been struck. Deng had promised the Chinese people material wealth they hadn't known for centuries on the condition that they never again asked for political change. The Party said: "Trust us and everything will be all right."

Twenty years later, everything is not all right.

I must stress that this indictmen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the trajectory of my own China career, which went from metal trading to building a multi-million dollar magazine publishing business that was seized by the government in 2004, followed by retreat to this mountain hideaway of Moganshan where my Chinese wife and I have built a small business centred on a coffee shop and three guesthouses, which in turn has given me enough anecdotes and gossip to fill half a page of Prospect every month for several years. That our current business could suffer the same fate as my magazines if the local government decides not to renew our short-term leases (for which we have to beg every three years) does, however, contribute to my decision not to remain in China.

During the course of my magazine business, my state-owned competitor (enemy is more accurate) told me in private that they studied every issue I produced so they could learn from me. They appreciated my contribution to Chinese media. They proceeded to do everything in their power to destroy me. In Moganshan our local government masters send messages of private thanks for my contribution to the resurrection of the village as a tourist destination, but also clearly state that I am an exception to their unwritten rule that foreigners (who originally built the village in the early 1900s) are not welcome back to live in it, and are only allowed to stay for weekends.

But this article is not personal. I want to give you my opinion of the state of China, based on my time living here, in the three biggest cities and one tiny rural community, and explain why I am leaving it.

* * *
Modern day mainland Chinese society is focused on one object: money and the acquisition thereof. The politically correct term in China is "economic benefit." The country and its people, on average, are far wealthier than they were 25 years ago. Traditional family culture, thanks to 60 years of self-serving socialism followed by another 30 of the "one child policy," has become a "me" culture. Except where there is economic benefit to be had, communities do not act together, and when they do it is only to ensure equal financial compensation for the pollution, or the government-sponsored illegal land grab, or the poisoned children. Social status, so important in Chinese culture and more so thanks to those 60 years of communism, is defined by the display of wealth. Cars, apartments, personal jewellery, clothing, pets: all must be new and shiny, and carry a famous foreign brand name. In the small rural village where we live I am not asked about my health or that of my family, I am asked how much money our small business is making, how much our car cost, our dog.

The trouble with money of course, and showing off how much you have, is that you upset the people who have very little. Hence the Party's campaign to promote a "harmonious society," its vast spending on urban and rural beautification projects, and reliance on the sale of "land rights" more than personal taxes.

Once you've purchased the necessary baubles, you'll want to invest the rest somewhere safe, preferably with a decent return—all the more important because one day you will have to pay your own medical bills and pension, besides overseas school and college fees. But there is nowhere to put it except into property or under the mattress. The stock markets are rigged, the banks operate in a way that is non-commercial, and the yuan is still strictly non-convertible. While the privileged, powerful and well-connected transfer their wealth overseas via legally questionable channels, the remainder can only buy yet more apartments or thicker mattresses. The result is the biggest property bubble in history, which when it pops will sound like a thousand firework accidents.

In brief, Chinese property prices have rocketed; owning a home has become unaffordable for the young urban workers; and vast residential developments continue to be built across the country whose units are primarily sold as investments, not homes. If you own a property you are more than likely to own at least three. Many of our friends do. If you don't own a property, you are stuck.

When the bubble pops, or in the remote chance that it deflates gradually, the wealth the Party gave the people will deflate too. The promise will have been broken. And there'll still be the medical bills, pensions and school fees. The people will want their money back, or a say in their future, which amounts to a political voice. If they are denied, they will cease to be harmonious.

Meanwhile, what of the ethnic minorities and the factory workers, the people on whom it is more convenient for the government to dispense overwhelming force rather than largesse? If an outburst of ethnic or labour discontent coincides with the collapse of the property market, and you throw in a scandal like the melamine tainted milk of 2008, or a fatal train crash that shows up massive, high level corruption, as in Wenzhou in 2011, and suddenly the harmonious society is likely to become a chorus of discontent.

How will the Party deal with that? How will it lead?

Unfortunately it has forgotten. The government is so scared of the people it prefers not to lead them.

In rural China, village level decisions that require higher authorisation are passed up the chain of command, sometimes all the way to Beijing, and returned with the note attached: "You decide." The Party only steps to the fore where its power or personal wealth is under direct threat. The country is ruled from behind closed doors, a building without an address or a telephone number. The people in that building do not allow the leaders they appoint to actually lead. Witness Grandpa Wen, the nickname for the current, soon to be outgoing, prime minister. He is either a puppet and a clever bluff, or a man who genuinely wants to do the right thing. His proposals for reform (aired in a 2010 interview on CNN, censored within China) are good, but he will never be able to enact them, and he knows it.

To rise to the top you must be grey, with no strong views or ideas. Leadership contenders might think, and here I hypothesise, that once they are in position they can show their "true colours." Too late they realise that will never be possible. As a publisher I used to deal with officials who listened to the people in one of the wings of that building. They always spoke as if there was a monster in the next room, one that cannot be named. It was "them" or "our leaders." Once or twice they called it the "China Publishing Group." No such thing exists. I searched hard for it. It is a chimera.

In that building are the people who, according to pundits, will be in charge of what they call the Chinese Century. "China is the next superpower," we're told. "Accept it. Deal with it." How do you deal with a faceless leader, who when called upon to adjudicate in an international dispute sends the message: "You decide"?

It is often argued that China led the world once before, so we have nothing to fear. As the Chinese like to say, they only want to "regain their rightful position." While there is no dispute that China was once the major world superpower, there are two fundamental problems with the idea that it should therefore regain that "rightful position."

A key reason China achieved primacy was its size. As it is today, China was, and always will be, big. (China loves "big." "Big" is good. If a Chinese person ever asks you what you think of China, just say "It's big," and they will be delighted.) If you are the biggest, and physical size matters as it did in the days before microchips, you tend to dominate. Once in charge the Chinese sat back and accepted tribute from their suzerain and vassal states, such as Tibet. If trouble was brewing beyond its borders that might threaten the security or interests of China itself, the troublemakers were set against each other or paid off.

The second reason the rightful position idea is misguided is that the world in which China was the superpower did not include the Americas, an enlightened Europe or a modern Africa. The world does not want to live in a Chinese century, just as much of it doesn't like living in an American one. China, politically, culturally and as a society, is inward looking. It does not welcome intruders—unless they happen to be militarily superior and invade from the north, as did two imperial dynasties, the Yuan (1271-1368) and the Qing (1644-1911), who became more Chinese than the Chinese themselves. Moreover, the fates of the Mongols, who became the Yuan, and Manchu, who became the Qing, provide the ultimate deterrent: "Invade us and be consumed from the inside," rather like the movie Alien. All non-Chinese are, to the Chinese, aliens, in a mildly derogatory sense. The polite word is "Outsider." The Chinese are on "The Inside." Like anyone who does not like what is going on outside—the weather, a loud argument, a natural disaster—the Chinese can shut the door on it. Maybe they'll stick up a note: "Knock when you've decided how to deal with it."

Leadership requires empathy, an ability to put yourself in your subordinate's shoes. It also requires decisiveness and a willingness to accept responsibility. Believing themselves to be unique, the Chinese find it almost impossible to empathise. Controlled by people with conflicting interests, China's government struggles to be decisive in domestic issues, let alone foreign ones. Witness the postponement of the leadership handover thanks to the Bo Xilai scandal. And the system is designed to make avoidance of responsibility a prerequisite before any major decision is taken. (I know that sounds crazy. It is meant to. It is true.)

A leader must also offer something more than supremacy. The current "world leader" offers the world the chance to be American and democratic, usually if they want to be, sometimes by force. The British empire offered freedom from slavery and a legal system, amongst other things. The Romans took grain from Egypt and redistributed it across Europe.

A China that leads the world will not offer the chance to be Chinese, because it is impossible to become Chinese. Nor i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entirely averse to condoning slavery. It has encouraged its own people to work like slaves to produce goods for western companies, to earn the foreign currency that has fed its economic boom. (How ironic that the Party manifesto promised to kick the slave-driving foreigners out of China.) And the Party wouldn't know a legal system if you swung the scales of justice under its metaphorical nose. (I was once a plaintiff in the Beijing High Court. I was told, off the record, that I had won my case. While my lawyer was on his way to collect the decision the judge received a telephone call. The decision was reversed.) As for resources extracted from Africa, they go to China.

There is one final reason why the world does not want to be led by China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from its very inception, encouraged strong anti-foreign sentiment. Fevered nationalism is one of its cornerstones. The Party's propaganda arm created the term "one hundred years of humiliation" to define the period from the Opium Wars to the Liberation, when foreign powers did indeed abuse and coerce a weak imperial Qing government. The second world war is called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To speak ill of China in public, to award a Nobel prize to a Chinese intellectual, or for a public figure to have tea with the Dalai Lama, is to "interfere in China's internal affairs" and "hurt the feelings of the Chinese people." The Chinese are told on a regular basis to feel aggrieved at what foreigners have done to them, and the Party vows to exact vengeance on their behalf.

The alternative scenario to a world dominated by an aggrieved China is hardly less bleak and illustrates how China already dominates the world and its economy. That is the increasing likelihood that there will be upheaval in China within the next few years, sparked by that property crash. When it happens it will be sudden, like all such events. Sun Yat Sen's 1911 revolution began when someone set off a bomb by accident. Some commentators say it will lead to revolution, or a collapse of the state. There are good grounds. Everything the Party does to fix things in the short term only makes matters worse in the long term by setting off property prices again. Take the recent cut in interest rates, which was done to boost domestic consumption, which won't boost itself until the Party sorts out the healthcare system, which it hasn't the money for because it has been invested in American debt, which it can't sell without hurting the dollar, which would raise the value of the yuan and harm exports, which will shut factories and put people out of work and threaten social stability.

I hope the upheaval, when it comes, is peaceful, that the Party does not try to distract people by launching an attack on Taiwan or the Philippines. Whatever form it takes, it will bring to an end China's record-breaking run of economic growth that has supposedly driven the world's economy and today is seen as our only hope of salvation from recession.

* * *

Fear of violent revolution or domestic upheaval, with a significant proportion of that violence sure to be directed at foreigners, is not the main reason I am leaving China, though I shan't deny it is one of them.

Apart from what I hope is a justifiable human desire to be part of a community and no longer be treated as an outsider, to run my own business in a regulated environment and not live in fear of it being taken away from me, and not to concern myself unduly that the air my family breathes and the food we eat is doing us physical harm, there is one overriding reason I must leave China. I want to give my children a decent education.

The domestic Chinese lower education system does not educate. It is a test centre. The curriculum is designed to teach children how to pass them. In rural China, where we have lived for seven years, it is also an elevation system. Success in exams offers a passport to a better life in the big city. Schools do not produce well-rounded, sociable, self-reliant young people with inquiring minds. They produce winners and losers. Winners go on to college or university to take "business studies." Losers go back to the farm or the local factory their parents were hoping they could escape.

There is little if any sport or extracurricular activity. Sporty children are extracted and sent to special schools to learn how to win Olympic gold medals. Musically gifted children are rammed into the conservatories and have all enthusiasm and joy in their talent drilled out of them. (My wife was one of the latter.)

And then there is the propaganda. Our daughter's very first day at school was spent watching a movie called, roughly, "How the Chinese people, under the firm and correct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and with the help of the heroic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successfully defeated the Beichuan Earthquake." Moral guidance is provided by mythical heroes from communist China's recent past, such as Lei Feng, the selfless soldier who achieved more in his short lifetime than humanly possible, and managed to write it all down in a diary that was miraculously "discovered" on his death.

The pressure makes children sick. I speak from personal experience. To score under 95 per cent is considered failure. Bad performance is punished. Homework, which consists mostly of practice test papers, takes up at least one day of every weekend. Many children go to school to do it in the classroom. I have seen them trooping in at 6am on Sundays. In the holidays they attend special schools for extra tuition, and must do their own school's homework for at least a couple of hours every day to complete it before term starts again. Many of my local friends abhor the system as much as I do, but they have no choice. I do. I am lucky.

An option is to move back to a major Chinese city and send our children to an expensive international school—none of which offer boarding—but I would be worried about pollution, and have to get a proper job, most likely something to do with foreign business to China, which my conscience would find hard.

I pity the youth of China that cannot attend the international schools in the cities (which have to set limits on how many Chinese children they accept) and whose parents cannot afford to send them to school overseas, or do not have access to the special schools for the Party privileged. China does not nurture and educate its youth in a way that will allow them to become the leaders, inventors and innovators of tomorrow, but that is the intention. The Party does not want free thinkers who can solve its problems. It still believes it can solve them itself, if it ever admits it has a problem in the first place. The only one it openly acknowledges, ironically, is its corruption. To deny that would be impossible.

The Party does include millions of enlightened officials who understand that something must be done to avert a crisis. I have met some of them. If China is to avoid upheaval then it is up to them to change the Party from within, but they face a long uphill struggle, and time is short.

I have also encountered hundreds of well-rounded, wise Chinese people with a modern world view, people who could, and would willingly, help their motherland face the issues that are growing into state-shaking problems. It is unlikely they will be given the chance. I fear for some of them who might ask for it, just as my classmates and I feared for our Chinese friends while we took our final exams at SOAS in 1989.

I read about Ai Weiwei, Chen Guangchen and Liu Xiaobo on Weibo, the closely monitored Chinese equivalent of Twitter and Facebook, where a post only has to be up for a few minutes to go viral. My wife had never heard of them until she started using the site. The censors will never completely master it. (The day my wife began reading Weibo was also the day she told me she had overcome her concerns about leaving China for the UK.) There are tens, maybe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mainland Chinese who "follow" such people too, and there must be countless more like them in person, trying in their small way to make China a better place. One day they will prevail. That'll be a good time to become Chinese. It might even be possible.


China's new intelligentsia: Despite the global interest in the rise of China, no one is paying much attention to its ideas and who produces them. Yet China has a surprisingly lively intellectual class whose ideas may prove a serious challenge to western liberal hegemony, says Mark Leonard

New fiction from China: Raising Whales by Xiang Zuotie is an absurdist take on China's get-rich-quick fever, as a landlocked village slowly runs out of containers to house its growing whale farm

The Key to China: To grasp the new spirit of this country, Julia Lovell recommends this fresh, contrarian short fiction

China: at war with its history: The Chinese leadership refused to commemorate the centenary of the overthrow of the last imperial dynasty. Obsessed with survival, will it allow challenges to its version of the past? Isabel Hilton reports

2012年9月6日星期四

ENCODE:人类基因组百科全书

ENCODE:人类基因组百科全书

blackhat 发表于 2012年9月06日 14时04分 星期四   Printer-friendly   Email story   
来自基因研究的一小步部门
生物技术科学
人类基因组包含了人类的全部遗传信息,当研究人员在1990年代测序基因组时,他们主要关心是的那些编码蛋白质的基因。当人类完整基因组被破译出后,科学家吃惊的发现编码蛋白质的基因只占整个基因组的不到3%,其它数十亿碱基对似乎没有用。美国资助的一项大型研究Encyclopedia of DNA Elements(ENCODE)发现,这些碱基对实际上对人体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们帮助决定了基因的开或关,让一个细胞成为肾脏细胞,而另一个细胞成为脑细胞。这项研究将能帮助研究人员深入理解基因和疾病之间的联系。ENCODE项目的442名研究人员在《自然》(6篇)、《基因组研究和基因组生物学》(24篇)上共发表了30篇论文(全部可免费下载)。在人类基因组的30亿碱基对中,他们发现约八成的基因组具有生化活性,76%的基因组DNA能被转录成RNA,识别出DNA中有400万个地方能作为开关控制基因活性。ENCODE创造了一个地图展示不同碱基对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