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成平：日本产业转移为何避开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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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成平：日本产业转移为何避开中国？
蔡成平：日本产业转移为何避开中国？
  (2011-0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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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蔡成平
　　“日本震后产业转移：中国内地被战略性地排斥！”——前不久，这一报道引起普遍关注，在中国网络上被疯狂地转载，《朝日新闻》、日文yahoo等日本媒体则在4月21日做了专门的转载。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冯昭奎则忧心忡忡地呼吁：“切勿让日本产业转移避开中国！”
　　追求精益求精是日本国民性的重要部分，这使得日本在产业领域、尤其是传统产业界拥有不可撼动的技术优势。日本中高端产业的转移，涉及诸多高精技术，自然会成为各国纷纷争夺的“香饽饽”，蠢蠢欲动的无疑首属韩国，4月18日，《朝日新闻》报道称：韩国三星、现代等企业在海外急剧扩张的同时，技术高精化方面遇到发展瓶颈，韩国向日本政府提交日本产业转移至韩国的非正式议案，韩国愿意为日本产业转移提供全面的土地和资金支持。
　　中国既是日本汽车等产业最大的销售市场，也在为日本产业提供大量廉价劳动力，日本产业转移的首选似乎应是中国，早前一些分析员甚至已翘首期待日本产业大转移为中国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提供外部动力。
　　但是，日本企业研究院执行院长陈言分析称，中国不会是日本产业转移最大的受益者。日本为什么要战略性地避开中国呢？
规避“中国风险”
　　早稻田大学经营学教授林志行指出：“对日本产业界而言，既要强化亚洲战略，同时又必须考虑如何规避‘中国风险’。”日本一直将亚洲视为其产业战略非常重要的一环，从二战时提出“大东亚共荣圈”到目前热衷推动“东亚共同体”，都能隐约看出日本人对东亚整合的痴迷与执着。
　　而“中国风险”（China Risk）这一概念，在日本国内并不算新鲜。林志行教授称：“在日本产业界进军中国市场的最初阶段，最担心的‘中国风险’是政治风险，即担心在社会主义体制下，积累的私有资本是否会被突然‘公有化’。日本产业界对中国大约60年前戏剧性的‘公有化改革’，是耳熟能详的。”
　　但是，日本产业界“目前最担心的‘中国风险’是行政干预下中国经济运行上的不确定性，或者说是行政干预本身”，林志行教授尖锐地指出。
　　庆应大学神保谦教授认为：“从宏观层面上讲，首要的‘中国风险’是中国经济走向不明朗，中国经济是在过度行政干预下运行的，并没有遵循市场规律，这导致产业界和学界按照基本原理和要件来预测中国经济时，经常会出现预测错误，……（因而）会警惕性高很多。”
　　另外，在微观层面，日本产业界最警惕的无疑是技术流失。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海外调查部中国东北亚课课长真家阳一也分析称：“按照惯例，日本产业界在全球布局时，一般都只把中低端环节放在海外生产，高端精密科技领域往往是放在日本国内的，这主要是为了防止技术泄密，同时避免移转到海外后，可能出现不可控的因素。”
　　日本企业研究院执行院长陈言说：“在日本人的潜意识里，想到中国就想到‘污染’、‘腐败’这样的词。”但污染、腐败等诸多社会弊端，对日本产业是否转移到中国，所起的影响是有限的，更糟的是，在日本产业界的潜意识中，想到中国更多的会想到“仿制”、“狡猾”等字眼。
　　2010年高达机器人巨型塑像侵权事件，曾在日本被大肆报道，高达机器人在日本乃至世界范围内都有超高的人气。中国山寨版高达机器人塑像和日本巨型高达RX-78塑像的相似程度极高，中方坚称是“自主原创设计”，但遭到日方仔细到近乎苛刻的比对，中方机器人肩膀部位绘制的EFSF和WB标志，正是日本高达文化中的“地球联邦宇宙部队”和“白色基地”之意，中方机器人甚至直接使用了“高达”这一称呼，这对“中国形象”造成的影响是非常恶劣的。
　　真正让日本产业界无法释怀的是中国高铁也处处仿日。包括外观在内都极像日本新干线的中国高铁，被日本产业界习惯性地称为“准新干线”。日本新日铁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管理层透露称：“中国决定大举推进高铁建设后，日本和德国为了中标，推进高铁技术出口，竞争异常激烈。中方对日、德采取忽冷忽热战略、交替性亲近一方疏远一方，最终从日本和德国技术人员处获得大量技术信息。日德如同相争的鹬蚌，实质性好处很少，却都有不同程度的技术泄露。”
警惕“中国冲击”
　　除了极力规避“中国风险”（China Risk）外，日本产业界也高度警惕“中国冲击”（China Shock）。据笔者观察，日本国内对中国经济的看法只有两种比较极端的声音：“中国崩溃论”和“中国崛起论”，很少能听到较为理性的声音。
　　在“中国崩溃论”方面，最近的一次“中国冲击”是2010年上半年风起云涌的“罢工潮”。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内，廉价劳动力是中国的一大比较优势，且几乎是“绝对性”的比较优势，对劳动者实行“铁血式管理”是中国快速崛起的要因之一，这在中日经济学界、企业界都存在普遍共识。
　　但中国从“世界工厂”向“世界市场”转型的趋势日益明显，廉价劳动力会逐渐变为仅是“相对优势”之一而已。在2010年的“罢工潮”中，约七成罢工事件发生在日系工厂，成为日本国内持续关注的焦点。参与解决广州本田罢工事件的知名律师村尾龙雄对笔者表示：“在华日系企业负责人的思维仍有些僵化，罢工发生后，他们给政府打电话，希望像以往那样依靠与政府长期建立的‘关系’，迅速以行政手段解决。但仔细观察便知，在2010年罢工中，中国政府机关基本上持中立的态度，想靠行政镇压手段解决，已越来越不符合现实了。”
　　在“罢工潮”冲击下，日本国内认为“北京模式”趋向终结、中国比较优势正在丧失的声音渐强，呼吁日本产业界“不要将鸡蛋全部放在一个篮子中”的舆论也空前高涨，分阶段分步骤地将海外产业重心从“中国布局”转向“东南亚布局”，成为日本产业界的热门话题。
　　与“中国崩溃论”相对应的是“中国崛起论”，这种论调也从“2010年钓鱼岛撞船事件”带来的“中国冲击”体现了出来。
　　钓鱼岛撞船事件对日本产业界所造成的冲击效应远比想象得严重。当时中方采取中断稀土出口、强化通关限制等一系列经济反制措施，让日本产业界着实体会到了切肤之痛，日本经济过度依赖中国的这一现状暴露无疑，这也促使日本产业界不得不重新思考在全球的产业布局。“中国风险”、“中国冲击”演变成“经济上受制于中国”的同义语，充满了浓浓的“中国威胁论”的味道。
　　日本对“经济上受制于他国”所持的高度敏感，来自二战时的惨痛教训。实际上，日本主流意见迄今仍认为，日本战败的原因并非广岛遭遇原子弹、东京遭遇大空袭，而是美国为首的盟军切断了日本海上资源运输线，扼住了日本经济的咽喉，导致日本犹如无血可输的伤员坐以待毙，这样的潜意识在日本社会是根深蒂固的。正因如此，相对于其他的发达国家，日系企业在全球范围内拔营扎寨，但日本国内市场却让外国企业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进军日本市场的外国企业大多铩羽而归。
　　此外，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此次产业转移属于迫不得已之举，且涉及许多高端产业和高精技术的移转。在日本，联合东南亚、南亚诸国共同应对中国的“岛链制华”战略，虽然最近几年很少见诸报端，但这种思维和战略设想在政界及产业界却根深蒂固，将技术转移至同样拥有廉价劳动力成本优势的东南亚，恐怕要远比转移至中国更具有战略价值。
中日经贸合作仍应加强
　　当然，中日经贸合作并不会因日本的提高警惕而中断。日本众议院议员河野太郎对笔者表示：“在节能环保、新资源、新能源、新材料、水处理基础设施、半导体、电子器件、精密机械、防灾等技术领域，中日两国有着广泛的合作前景，合则两利。”
　　的确，灾后日本对中国经济的依赖性会进一步加强，对日本产业界而言，放弃中国市场是死路一条，日本经济要想短期内真正摆脱依赖中国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中国不但要从“世界工厂”转向“世界市场”，在发展模式上，也应该转向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可持续的发展模式，这就决定了与日本加强合作是必不可少的，中国需要拿出足够的合作热情，为日本产业技术转向中国而铺好路、打好桥。
　　作者是日本亚太政经调研中心理事长
《联合早报》

从广州看中国公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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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广州看中国公民社会
从广州看中国公民社会
  (2011-05-20)
 
早报导读   ［外地社论摘刊］走出李光耀的影子
淡马锡控股：积累储备金都获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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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莉明：改善交通问题是首要任务

　　社论 2011年5月20日
　　最近，广州市建设委员会拟投资人民币1亿5000万元提升光亮工程项目，引发市民不满。先是有市民在微博上号召千名广州市民剃光头抗议，接着又有大学生在网上发起“征集千枚大拇指”行动，目的都是促请当局公开与工程有关的信息详情，充分征求市民意见后，再做出决定。
　　“征集光头”与“征集大拇指”之类反映了公民主体意识觉醒的市民行动，在广州市甚至广东省境内，并非新兴事物。近些年来，广州市已经发生过好几起市民主动参与公共事务的事件，例如2009年的番禺区居民群起反对政府兴建番禺垃圾发电厂事件，2010年亚运会前夕发生的“撑粤语”千人街头运动等等。
　　互联网技术发达造就的“网络民主”，固然是广州市民得以针对个别市政项目畅所欲言的重要原因，但并非关键因素。从近年来此起彼伏的广州市民抗议行动，最终都没有演变成中国其他地区常见的“群体性事件”，足见广州市党政机关乃至更高一级的广东省，在处理这类事件上表现出了相当克制，愿意与民间妥协的开明政风。
　　纵观百余年来的中国近现代史，不难发现广州无论是在政治还是经济方面，都是一座“得风气之先”的先进城市。在省会城市带头影响下，广东省也就成了近百年来中国“得风气之先”的省份，其在引领中国改革开放方面的作用尤其明显。改革开放初期作为定点试验经济特区的四大特区，除厦门以外，深圳、珠海、汕头都在广东。而对中国当代史最具影响力的，莫过于邓小平1992年的“南巡讲话”，其讲话内容也是从广东经验开始谈起的。
　　近年来，广州在社会管理方面又迈出了“摸着石子过河”的步伐，那就是积极探讨公民社会并从深圳市开始进行试验。2007年9月，积极推动公民社会的香港中文大学教授、中大公民社会研究中心主任陈建民应邀到广州出席“岭南大讲坛・公众论坛”，以“从公民社会走向和谐”为题发表公开演讲，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关键在于，这场学术演讲的主办单位是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
　　更早之前的2002年，深圳市福田区景洲大厦的业主以直选方式产生了业主委员会，这个被视为公民社会先河之举，2010年终于获准在市建设局备案，确立了法律地位。2008年，深圳市政府首次把公民社会建设写入市政府工作报告。
　　2010年在广州举行的亚运会，总共有将近59万名志愿者投入服务，人数远远超过往届亚运会。这场大规模的群众总动员，为以非政府组织为代表的公民社会团体提供了难得的发展契机，广为当地媒体报道的“赵广军志愿服务工作室”就是一例。
　　不过，尝试以公民社会来解决社会管理问题的“广东模式”，并不像以“唱红打黑”为社会管理主轴的“重庆模式”那样深受中共高层青睐。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周本顺在最新一期中共机关刊物《求是》杂志上发表的文章《社会管理不能落入“公民社会”陷阱》，更是以空前强烈的语气全面否定公民社会，称之为西方国家为中国人设计的“陷阱”。
　　无论周本顺所言是否个人观点，其党内身份和发表文章的刊物特点，已经足以令人产生诸多联想。譬如否定公民社会是否代表中共的官方立场？在这个问题上是否出现了中央与地方之争？又或者说，中共内部在社会管理问题上，是否已经出现了以进一步改革开放为代表的“广东模式”和颇具左倾色彩的“重庆模式”的两条路线之争？
　　从以往的历史看，中共每逢换届，尤其是涉及领导人代际更换之际，都会出现一些激烈的斗争。不过，无论中共最终选择何种社会管理模式，都会在明年的十八大之后尘埃落定。而中共最终所做出的抉择，不仅对中国，对世界的发展也有深远影响。
《联合早报》

三聚氰胺赔偿基金“谜”失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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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防火墙之父 武大演讲遭扔鞋

中国防火墙之父 武大演讲遭扔鞋

（2011-05-20）

　　（武汉讯）中国国家防火墙之父、北京邮电大学校长方滨兴昨天在武汉大学演讲时，遭反对互联网审查的学生扔鸡蛋与拖鞋。

　　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方滨兴的武汉大学之行出发前就已在网上引起关注。许多网民呼吁前往武汉大学抗议。多名网友在微薄Twitter（推特）上交流方滨兴在武大的讯息，得知其在武汉大学电脑系有一场公开演讲活动后，前往现场。

　　据抗议者在Twitter以及中国微博的说法，现场有学生准备了鸡蛋，抗议者先向方滨兴投掷了鸡蛋，但未投中。随后，抗议者脱下脚上鞋子，向方滨兴扔去，并击中了他。报道称，第一支鞋打中了，第二只鞋被一男一女护住了。

　　现场的武汉大学保安与学校职员与抗议者发生了冲突，有十余人追出，准备抓住扔鞋的抗议者，但在在场学者的阻拦下，此人顺利离开现场。

　　扔鞋的抗议者离开武汉大学后，有在场学生尾随其离开，并给他买了一双拖鞋。而在场的学生则对鞋子拍照留念。

　　有在场的武汉大学师生透露，事发后，电脑学院门口出现警车，武大副校长赶到现场，而拍照的武大同学被劝阻。目前还没有抗议者被抓或者被学校处分的消息。

中国限制VPN使用

中国限制VPN使用

blackhat 发表于 2011年5月14日 20时32分 星期六         
来自安全DNS部门

英国《卫报》报导了最近中国发生的大规模国际出口受限问题。不过它并没有提供新内容，仅仅是汇总了中国网站上用户的推测和传闻。例如学术机构和企业IT部门告诉用户不要使用VPN访问境外网络信息，要求他们只访问工作相关的网站，否则会影响到整个机构和其他用户，导致网络出口被封。政府无法监控用户经过VPN访问的内容，因为VPN的流量是加密的。这可能是它采取这一极端措施的原因所在。一种推测认为过滤系统能识别出VPN或代理服务器的特征指纹，当发现特征指纹后就在ISP的路由黑洞列表中屏蔽该IP地址，在短时间内阻止其访问境外网站。

连坐确实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