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为什么不关心政治？
傅国涌
前段时间，有媒体说，中国的“政治黄金周”到了，指的是中共开十七大，媒体又热闹了一阵子，每天把镜头对准北京的会场内外，对大陆的媒体，这是硬任务，是 不得不为之，对于海外的媒体，也许是可以提供一些聊胜于无的谈资，也许能捕捉到中南海人事变化的某些新动向。但是，对于泱泱大国的绝大多数人而言，这一切 都与自己毫无关系，这只是极少数人的会议，只关乎个别人的官运，毕竟权力舞台上的角逐、表演都和台下的芸芸众生无关。既然有遥控器在手，人们总还可以选择 娱乐、电视剧频道。看报纸，头版可以忽略，尽管其他版也没什么值得看。即便勉强被拉到台下，也是打瞌睡、嗑瓜子、玩手机游戏，各寻各的乐趣，打发时间，连 自发的掌声也不大有了。简单地说，今天的中国人普遍不关心政治，和政治远远地保持着距离。
政治是什么？孙中山先生说，政治是众人之事。这个“众人”当然是指普通人、大多数人。而在当代中国，政治已成为少数人、个别人特别是官员的专利，政治在一 般人心目中几乎成了各级官员大大小小的饭碗。换言之，政治是统治者的事，是被统治者无法分享、也无须参与的事。在这里，政治完全与权利无关，只和权力有 关。我们被告知生活在共和国，按照粗浅的政治学常识，在共和国，大多数人民参与政治的主要途径是间接的，也就是通过选择代表实现的，而不是直接参与立法和 行政过程。如果没有多数人的参与，共和国政府的合法性就会失去它唯一的正当来源。所以，选择代表的权利对每个公民而言都是神圣的、至关重要的。
根据现有的宪法，我们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号称是人民代表大会，即使是最基层的说是直选的人大代表，选民自发推荐的独立候选人只是凤毛麟角，多数还是官员事 先划定的，更不要说其他的限制。县级以上的人大代表按规定不是直接选举产生，而是间接选举出来的。这样产生的各级人大代表，多数还是各级官员，剩下的也是 官员选定的企业主、模范、明星等等。选择代表的权利对大部分普通人来说，基本上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可以说是虚设的。
如果说人大是橡皮图章，摆设的意义大于实际意义。那么，出现在宪法序言、代表着绝对权力的党无疑是钢铁图章。从去年起，有关中共十七大代表选举的文件就强 调要有“适当数量”的“双新”组织党员代表，私营企业主是“双新”组织最主要的部分，为了争取代表名额，有些地方的竞争极为激烈，曾见诸媒体的报道。结果 出来，除了民营企业主、一些明星，还有例如写“帝王”系列的作家二月河、宇航员杨利伟这样的代表，十七大代表中占大多数的仍是各级党政官员。在这个拥有 7000多万党员的这个大党，普通党员是否拥有选择代表的权利也是不言而喻的。
无情的现实告诉我们，在我们这里，权力的源头不是来自下面，而是来自上面，权力的正当性靠的不是民意，而是官意，官越大，官意越强。官权官授，大权授小权，层层授权，甚至是自我授权。
官、民之间有一条几乎难以跨越的鸿沟，这条沟正变得越来越深。官场是个相对封闭的圈子，普通人除了因为某种原因侥幸被看中，进入这个圈子，拥有了官的身 份，终生乃至世代都将与政治无缘。狭隘意义上的政治就是以权力为指向，以做官为唯一目的的，只是官员之间的游戏，是各级官场圈子内部的事，官员的进退也不 是凭民意，这种政治一般公民自然没有发言权，没有参与的可能。即使是只关乎权利、不关乎权力的广泛意义上的政治，也是不许关心的。普通公民能不能在公共场 合或公共媒体自由地表达自己的看法，可不可以按自己的意愿成立各种团体、组织，还有集会、游行等等，这些写进宪法的基本权利，我们真的可以去行使吗？答案 是否定的，即便是这些只和我们的权利有关的广义政治，我们也是不能碰的，一碰就会头破血流。说到底，现行体制绝对容不得普通公民以自己的方式自下而上地关 心政治，只允许以他们圈定的方式去关心，如果一定要以自己的方式去关心，那是要付出包括砸饭碗、入狱或其他难以想象的代价的。宪法第四十六条写得明明白白 的权利，在现实生活中都是禁区，都是不可逾越的天险，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结社自由、集会自由、游行示威自由，这一切都等于零。无论狭义政治还是广义政 治，都不能关心。久而久之，中国人清楚地看到政治的严酷性，还有多少人会去关心政治？
中国的“80后”一代可能是世界史上第一代以独生子女为主的群体，不久前，美国《时代》周刊亚洲版曾发表一篇报道，将他们称为“我”一代，以“我”为中 心，只为“我”而活，他们深受消费主义、互联网和电子游戏的刺激，喝星巴克，穿耐克，玩网络游戏，对政治丝毫不感兴趣。他们的回答是：“我们关注政治也对 政治起不到丝毫作用，还不如不谈它，也不参与进去。” 从1980年到1989年，中国大约有二亿四百万人诞生，这是《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数字，也就是 说“80后”这一代在数量上至少有两亿人，他们正处于青春年华，是我们这个转型时代极为重要的一代人。不少人担心这一代缺乏社会责任感，承担不起推动社会 变革的使命。往深一层想，这种情况难道是他们造成的吗？他们只不过是环境的产物，在他们成长的年代，政治是不许关心的，关心政治要冒很大的风险，这一切潜 移默化，已渗入他们的骨髓，避险是基本的人性，不能指望大多数年轻人逆流而行。不过，也不必太悲观，在1989年的抗议风暴发生之前，北京大学校园里对那 一代大学生也曾流行相似的评价，说他们分成了“麻派”（麻将）、“恋派”（恋爱）、“托派”（托福）。历史往往在人们忧心、焦虑乃至无比失望之时，悄悄地 开出了自己新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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