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珠江晚报
作者:张若渔
为了帮助7名日本乘客赶上飞机，8月22日，齐齐哈尔驶往大连方向的2220次列车临时停车一分钟。此事经媒体报道之后，在市民中引起极大关注。(新华网10月23日)
为了帮助乘客赶飞机而临时停车，"这在中国铁路史上闻所未闻。在世界史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做不到的……这也是铁路的又一创举。"受到高规格礼遇的杉本洋江先生感激之情溢于言表，但他未必清楚，此事将会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投射怎样复杂的情感。
综合坊间舆论，争议至少集中于三点:其一，铁路是否也会为普通中国乘客临时停车？其二，铁路的临时停车行为是否具有足够明晰的依据和足够清醒的判断；其三，为了少数人的方便是否能牺牲多数人的权益？
就" 其一"而言，中国铁路似乎既可以为了外籍乘客赶飞机而备极关怀地临时停车，也可以把一个公民曹大和绑缚起来看着他挣扎、痉挛并慢慢死去。同一个铁路，却有 着两张截然不同的面孔，在很多时候它是面目可憎的，坐火车几成普通中国人的梦魇，然而在某些时刻，它又会突然地制造一场惊喜，尽管此次事件未免有些惊大过 喜。也因"变脸"的速度太快，使人们有理由比较亦有权利怀疑，乘客的国籍、身份因素左右了铁路部门的考量。也就是说，惊喜抑或礼遇只属于那些VIP乘客， 于普通乘客毫无干系。
就"其二"而言，中国铁路临时停车其实不是太少而是太多，其中缘由大多 皆是因为"让车"之故，而因乘客原因停车如同凤毛麟角。问题在于，如果铁路确需因人而停，那就必须有一套标准去裁量，既不至于为了个别乘客些微小事而贻误 正常班车时间，也不至于仅仅为了维护火车运行时间表而置乘客生命健康或其他重大情况于不顾。坐火车出行，往往费时劳神，乘客偶发状况在所难免，铁路部门对 此长期置若罔闻，构成火车运行风险控制机制的真空地带。此次"轻重缓急之争"的本质，与其说是争议，不如说是对铁路舒展人文关怀的万千期待。
就"其三"而言，关键看临时停车的动因是否足以令人心悦诚服。乘客是一个统一体，利益血脉相连，只要铁路部门有恰当的理由，多数并非不能服从少数，因为我们都可能是那少数中的一员。
纵观以上三种争议不难看出，其实所有的意见都指向铁路规则的健全和乘客权益的维护。就比如此事，如果列车并没有晚点45分钟，那这一幕就不会上演，也就不会引起舆论议论纷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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卑躬屈膝，还发生在东三省？神奇的土地。
来源：南都周刊
郎咸平，公司治理学者，金融学专家。
南都周刊编辑／吴金 文／陆新之
郎咸平，公司治理学者，金融学专家。
陆新之，财经作家，财经出版物策划人。
几 乎每天都会上台湾媒体头条的陈水扁家庭涉嫌贪腐案，在坊间引发了针锋相对的争论:一种观点认为，扁案证明了民主体制解决不了贪污问题。另一种观点则认为， 台湾虽然出了陈水扁这种“妖蛾子”，但民主体制有自我纠错的能力。经济学家郎咸平先生持前一种观点，他进而提出，用一套严谨的工序将权力流程化，即可以防 治贪腐。问题真的这么简单吗？
陆新之:台湾阿扁一家人的丑闻，你怎么看？
郎 咸平:我们对这个事件的评论很多，有一个本质的意义我们忽略了，那就是陈水扁的心态，他就是一个过去台湾那种黑道老大的心态，弟兄们都是我养的，因此我搞 一大堆钱来，给你几百万，你们去竞选，所以基本上在民进党这么多的竞选公职人员当中，大概都收过陈水扁的钱，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贪污受贿的问题，而是一个黑 道老大作风的问题，掏出所有的资源给你们，你们去竞选，就变成这么样一个团队。
陆新之:你说的这个让我想到，台湾社会表面上看是民主、有选举，可是你到最内部的核心，说白了还是刘、关、张《三国演义》那一套。
郎咸平:没错。中国虽然有几千年的文官制度，但是最大的问题是潜规则在运作，而不是规则。规则是摆在表面上给人家看的，拿潜规则给人家运作，台湾也是一样，虽然台湾经过所谓的体制变革，但是我跟你说潜规则的意识并没有改变，那种黑道老大式的作风没有改变。
陆新之:民主改革也不能改变潜规则？
郎 咸平:我们很多人说，体制要怎么样才能防止腐败，都搞错了。我最近提出一个新的思维，就是现在我们国内的官员，部分人贪腐，绝对不是全部，但是每个人都很 忙，一个礼拜干八天，一天干十四五个小时，到底是什么让部分人贪污的？我的结论是:公共产品的供应不足导致这点。什么叫做公共产品的供应不足呢？就用彩电 为例，在我们国家彩电脱销时期，100台彩电有1000人要，所以我们售货员就很忙，一千个人忙得不得了，一个礼拜干八天，可是更重要的是什么？当决定这 台彩电卖给你，你给售货员一个选择的权利，他就可以收到十块钱好处。只要这个售货员有选择的机会，他就必定贪污。如果你把他选择的权利给剥削了以后，他就 不会贪污了，他就没有可能贪污。
我再举个例子，你看新加坡按照国际来评比，它是最清廉最高效 的政府。为什么这么清廉？只有一个原因，什么原因呢？建立起一套流程工序，把领导的选择权全部分散掉。举个例子，那就是设立一个规则，什么规则呢？你不是 有一个彩电吗？不是有一千人要嘛，好了，设立一个规则，什么规则呢？那就是先来先到，我就收这一百个人，你们进来别人都回家。100个人要100台彩电， 因此公共产品的供需就平衡了。
陆新之:不过我们早就在实施招标的方法，但是问题是招标它有猫腻啊。
郎 咸平:招标不行，因为缺乏一个法制化可执行的流程工序制度。为什么我们官员这么忙？原因就是1000个人要100台彩电，今天你用抽签的方式选择100个 人的话，你就不忙了，同时由于100台彩电给100个人，你也没有选择的机会，因此你没有贪污了。看看香港，香港就是有这种制度，因此香港的官员5点钟准 时下班，一年还有一两个月的休假。
陆新之:土地在香港招标是最公开的。
郎 咸平:香港是最公开透明的，香港土地怎么批复？第一人只收照片，你照片交了没有，交了，OK。第二个人，说看看你营业执照有没有，有的话合不合规定，合的 话，OK，盖个章，叫第三个人。第三个人再查，查一个证明，OK。到最后一个人，记录什么？公开竞价。领导就不需要批了。领导不需要批，它就没有选择的机 会，因此他不可能贪。
陆新之:说白了好像是分工明确。
郎咸平:分工明确，不需要绕这么多、经过这么多的痛苦之后来做这件事。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就要把领导的选择权力工序流程化，分几个关口，这个过程必须要有正义的过程，严格的法制规定。
比如在香港办一个证件，所有的公务人员就像机器一样。到这儿来给我一个表格贴照片，然后到下一个窗口。
陆新之:对，你给他贪，他都不敢贪。
郎咸平:他敢怎么办？有一个工序，有很强的法制的监管，所以这就是程序的正义。虽然像机器人一样。但是反贪腐特别有效。
(本文系陆新之与郎咸平的对话，发表时有较大删节，由陆新之供稿。文章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科隆大学东亚系现代中国专业的大学生们10月23日至28日举办了一个"素颜中国－中国纪录片电影节"，共放映了11部电影，其中除了最后 一部是剧情片"安子"，其它10部都是纪录片。11部影片中，除了"北京798艺术工厂"为德国人弗里克制作，其它均为中国独立电影人作品。这些影片在中 国基本上属于"小众"电影，几乎不会在电影院里看到，因此能在德国看到，实在要感谢那几位组织了这一电影节的汉学专业德国学生。每晚放映前，都有一位学生 为观众介绍一下影片所涉及的历史与社会背景，从而使那些对中国不太了解的德国观众能更好地看懂影片。介绍《我虽死去》的那位德国小伙子说："我相信今晚你 们没有白来，这是一部看了不会让你后悔的电影。"
《我虽死去》是独立电影人胡杰第二部关于文革中个人命运的纪录片，第一部《寻找林昭的灵魂》就已经引起很大反响。《我虽死去》讲述的是前北京师大女 附中党总支书记、副校长卞仲耘女士文革中被摧残致死的事件，影片的主要叙述者是卞仲耘的丈夫、今年已经87岁的王晶垚老先生。王晶垚老先生收藏了有关他妻 子遇害的大量历史证据，影片就是通过他的叙述、回忆和展示，重构了40前(影片拍摄于2006年)一个生命个体、一个家庭如何在人性丧失的疯狂时代被毁灭 的。
影片虽然是站在今天的位置回看历史，但采取的是黑白片的形式。编导胡杰应该更多的是出于对死者的尊重和对血腥的不忍再现，才采取了黑白两色，而不是 刻意营造一种历史片的效果。1966年8月5日，也就是毛泽东写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著名历史一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党总支书记 兼副校长卞仲耘在校内被造反的女学生活活打死，她也是文革中第一位遇害的教育工作者。学生打老师是文革的标志性暴力特征，因为它标志着对讲究"师道尊严" 的中国传统文化道德的根本性破坏。卞仲耘是被一群女学生用人格侮辱的方式活生生打死的，是什么把花季少女转眼变成如此残暴冷血？这是这部电影提出的一个没 有得到解答的问题，也是中国官方迄今回避和拒绝寻找答案的问题。
当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做研究工作的王晶垚在妻子遇害后，用老式120相机拍摄了卞仲耘的尸体和丧事处理过程，也用照片记录了红卫兵抄家时贴在 他家里的语言下流恶俗暴戾的大字报。影片一开始就平静地展示出一幅卞仲耘半裸尸体的照片，效果却十分震撼。在那样的时刻还顾得上用心地摄记录惨不忍睹的一 幕幕，乍看上去王晶垚似乎有着超乎常人感情的克制与冷静。但是随着影片叙事的展开和深入，观众理解到，王晶垚在看到血淋淋的妻子尸体那一刻，心就已经在悲 恸中死去了，因此他是带着死而后生的勇气，直面痛苦，为历史为后人留下证据。卞仲耘在屈辱中暴死给老人留下了什么样的心理与心灵创伤，在影片中有一个镜头 表现得最清楚。王晶垚将胡杰的摄影镜头引向当年旧居的书房兼卧室，他指着窗口说，他在妻子遇害后的头几年，每天都盼望妻子熟悉的身影能出现在窗外楼下，就 像她活着的时候每年上班下班那样。说到这里，老人痛哭失声，一个85岁的老人的痛哭！
在王晶垚和死者的教师同事林莽老先生的回忆与陈述中，卞仲耘被屈辱虐待致死的细节过程渐次剥开。王晶垚将尘封了40年的箱子在镜头下展开，一件件晾 出妻子的遇害时粘满血迹和粪便的衣物和随身用品，那个在外力作用下变了形的手表的指针停在下午三点四十分，那是一个鲜活的个体生命被暴力无端扼杀的时刻， 那是一个家庭生离死别的时刻，那是一个人性扭曲畸形的时刻，那是中国被钉上历史屈辱十字架上的时候。这是他40年来第一次打开箱子。打开箱子，无异于撕开 伤口。曾经在学生时代就投身革命的知识分子王晶垚对着镜头说，妻子死后，本来是无神论的他开始对基督教的画像有了个格外的热爱和理解，他感觉身上背负了一 个十字架，背负着中国人承受的苦难和集体罪恶。他坚强地活下去，就是为去揭露这段历史。无独有偶，胡杰第一部文革纪录片中的林昭也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称自 己是"为奉着十字架作战的自由志士"。人性的沦丧和宗教精神的缺失是否有某种必然的关联？看过胡杰的两部文革纪录片，就不能不去思考这一问题。
文革时北师大女子附中可谓是"贵族学校"，学生中差不多有三分之一是中共最高层干部的女儿，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子女都曾在这里就学。2007年，北师 大附属实验中学，即原北师大女子附中举行90年校庆活动，当年红卫兵造反派头头宋彬彬为毛泽东献红卫兵袖章的照片被当成学校辉煌历史来炫耀，而这件文革象 征性事件发生在宋彬彬的校长被打死后两周，宋彬彬本人也是红卫兵暴行的主要责任人之一。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校庆活动中，宋彬彬的照片和受难者卞仲耘的照 片一并刊登在《校史》和《图志》中，前者被冠以"知名校友"的荣誉光环，后者只被轻轻一笔带过。王晶垚老人给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校长袁爱俊写了一封抗议公 开信，但并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在胡杰拍摄这部纪录片时，当年的参与过施暴的女学生中没有一人愿意接受采访，时至今日更没有一名当年的女学生出面对卞仲耘之 死表示过道歉，与事件有关的责任人中更没有一人被追究过法律责任。
文革历史的伤痕并没有愈合。没有反省，没有忏悔，没有道歉，没有纪念，这就是中国对待文革的态度。凡是看过这部纪录片的人，肯定都会感到悲伤、愤 怒、无奈和迷惑。王晶垚老人执着探寻的是中国人的集体灵魂和良心，寻找的是正义和人性。然而，文革中失去的人性并没有真正回归，而没有人性回归的现代化， 必然是一个灵魂、情感和心智都不健全的现代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虽死去》应该成为中国人必看的一部影像教材。被于丹通俗演义了一回的孔老夫子说过"不 知生，焉知死"，其实这话反过来对今天的中国也许更有意义：不知千百万中国人是如何死去的，怎知现在的中国人是怎么活的？！
影片快结束时，老人表示要将他收藏的遗物和证据都交给文革博物馆。但文革博物馆在哪里呢？它什么时候能建成呢？它还会有机会问世吗？
德国之声 / cid：据cid报导，德国人不出家门也可以享受中国的"删索"（Zensur- cencorship）了，他们只要到http://chinachannel.hk这个网站去下载一个附加工具，就可以使自己的火狐浏览器得到在中国一 样的配置。然后，如果你输入一个搜索概念，就会通过一个中国服务器过滤。比如输入达赖喇嘛这样的概念，就会找不到你要找的文章了。
此外，在安装这个东西后，你也上不了在中国被删索的那些西方敏感网站了。
卤水烧开后，我看见一个黑色东西浮上来，用勺子捞出来，才发现是老鼠，爪子通红；
老板专门购买过期泡面和过期火腿，有时候过期一年的东西都买回来，因为价格很低；
白切鸡很容易变质，7天左右就会散发异味。这时，厨师就会利用爆炒、糖醋等手段将臭味掩盖；
今天说出这些，是对以前的弥补，希望大家能重视自己的身体。
———小陈
(因食物中毒事件离开从事6年的餐饮业 )
他15岁步入餐饮行业，6年后毅然放弃稳定的厨师工作；他曾因菜没有炒熟致使20多人食物中毒；他，终于良心发现，自曝行业内幕：一盆水至少洗几百个碗，洗菜更似“过水”，卤水一年才换一次，过期食品、变质肉类继续提供给消费者，用的油几乎是低质油，甚至是地沟油……
洗菜 其实是“过水”
从2001年开始，小陈先后在福州、漳州、厦门三地从事餐饮行业，包括快餐店、小炒店、大排档、高级西餐厅和准三星酒店。“不管是什么餐饮店，潜规则都是一样的。”
小陈最先是在福州一家准三星酒店当学徒。他说，第一次洗菜的时候，他按照家里的常规程序仔细清洗着，谁知道被厨师长骂了一顿，“怎么这 么慢？”“后来，厨师长当场叫来一个阿姨，现场‘教学’。阿姨把水池的水灌满后，把菜放进去，就捞了出来，然后再放另外的青菜，洗完所有的青菜，那池水的 颜色就变成黑色了。”小陈说，只有青菜才“过水”，白菜、包菜都不洗，木耳等也从不洗。
小陈去过的另外一家餐饮店，生意很红火，洗碗成了一项“大工程”。“第一个大水池盛满水和洗洁精，第二个水池是清水。一餐的三四百个碗先放在第一个水池里，用抹布随便擦一下，然后在第二个水池里过一下水就好了。”小陈说，洗到最后，第二个水池的水都呈油黄色。
卤水 一年才换一次
小陈在该酒店做了一年多。每天早上，小陈都要到厨房把卤水烧开，用来卤肉类食品。“卤水一般都不会换，在那一年多，只换过一次。”据小陈透露，一桶卤水原材料要300元左右，因为材料比较贵，所以一般很少更换。
“有天早上，卤水烧开后，我就看见一个黑色东西浮上来。起初我以为是药材包，后来用勺子捞出来，才发现是老鼠，爪子都被烧得通红。”小陈吓得把勺子连同老鼠扔在一边。
“我想卤水可能要换了，就马上把情况告诉厨师长，谁知他说：‘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后来，厨师长让小陈继续把卤水烧开，然后把冰冻的鸡腿扔进去。“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吃卤味了。用来捞老鼠尸体的勺子，师兄半个月都没拿过。”
“第一次知道餐饮内幕，会不会良心不安？”“多少会有一点，但很多东西不是刻意去做的，比如洗菜，一天洗那么多，仔细洗根本没办法。”小陈说，师兄弟们经常讨论这些事情，但大家都说：“反正不是我吃，又吃不死人”。
臭肉，那就爆炒或糖醋
一年后，小陈来到厦门一家高级西餐厅，开始做“砧板”工作，主要是配菜。三个月的时间，小陈发现，高级餐厅在食品原材料上控制比较好。“这家西餐厅采购的东西，质量都比较好，不新鲜的食品很少购买。”
但餐饮业毕竟是餐饮业，免不了要遭一些“潜规则”控制。“在操作程序上还是避免不了一些问题，比如说配菜的盘子从来不洗，生熟不分，”小陈说，厨房的“白切鸡”都是事先做好了放在冰箱里的，顾客点的话就拿出来加热一下。
“夏天，白切鸡很容易变质，7天左右就会散发异味。这个时候，厨师就会利用爆炒、糖醋等手段将臭味掩盖。变味的白切鸡加辣椒炒，做成重口味的宫爆鸡丁；臭肉，一般会先拿去冲水，然后泡醋，最后煮烂或是炸熟，做成大家喜欢吃的糖醋肉……”
2003年，小陈去了漳州一家超市的快餐店，他说快餐店的“原材料”更加糟糕，都是超市卖不出去的快要烂掉的海鲜和肉类。“快餐店的肉很多都是发臭的，油也是用变质的肥肉炸出来的。”
“超市的肥肉和猪肉当天没有卖出去，就冰冻着，第二天再继续卖。肉一旦发臭，就会拿到快餐店去炒。肥肉就会炸成油炒菜，油渣加在菜里面来替代肉，这样看上去肉比较多一点。”
厦门的一些餐饮店，通常都是购买高级西餐厅炸过多次的油。“红烧鱼等是需要油炸的，这些油都是重复利用，直到出现恶心的黑色，然后再用 来炒菜，所以，有时候炒的菜看上去都黑黑的。”小陈说，“有的时候也会用地沟油，或者两块钱一斤的劣质油。那种劣质油一到冬天就结冻，米黄色，比正常颜色 会黄一些，根本不是猪油的颜色。”
采购，过期火腿1斤3毛
2005年，小陈再次回到厦门，进入一餐饮公司。该餐饮公司专门承包学校或者工厂的食堂。“我被分配到杏林一家中专的学校食堂做厨师，同时还供应附近一家工厂的快餐。这里情况非常严重。”
“学生和工人消费都不高，要赢利的话，必须控制成本，老板专门购买过期泡面和过期火腿，有时候过期一年的东西都买回来，因为价格很低。”小陈算了这样一笔账：市场上火腿1元/根，而过期的火腿0.3元/斤；泡面一包0.5元，而购买过期的仅需2.5元/箱
“最少一次采购，过期泡面买了30多件，火腿近700斤。如果生意不好，消费完这些过期食品需要一个月；生意好，半个月就要重新采购 了。”那么，这些过期食品都是从哪里来的呢？小陈说，厂家一有“旧货”，一般会放到某批发商处，批发商就到处联系餐饮公司，超低价卖出。“这些都很隐秘。 ”
“学校采购的猪头皮问题也很大，一整个猪头皮才手掌般大小，就证明这头猪非常小。一般来说，商贩也不会卖小猪，那么，这些猪很有可能 就是病死的小猪。”小陈曾听采购人员说，这些都是从私宰场购来的，猪头皮1.5元/斤(市场价4.5元/斤)，排骨2元/斤(市场价大约9元/斤)。“排 骨煮出来的颜色白白的，很不新鲜。”
中毒 因为烂凤尾菇 不宜久炒
2006年5月，小陈所在的学校食堂购来的凤尾菇烂了，应该存放三四天了。“平时炒凤尾菇的时候，炒的时间会长一点，要等熟透了才能吃。但是，因为那次凤尾菇太烂，下锅炒了片刻，老板就要我捞出来。老板说：‘再炒下去，都糊了，谁还吃啊？’”
当天中午1点多，学校的3名学生因此食物中毒，而吃到该快餐的20多个工人也同时中毒，其中，6个严重的被送进医院抢救。“那天中午，老板叫我们把过期的泡面和火腿从学校厨房仓库撤回我们住的宿舍。”
小陈说，他们都以为是过期食品出的问题。那天，他们撤回了400斤过期火腿和6大桶方便面。“搬完东西之后，我们马上把学校食堂卫生问题处理好，所有的调味料都盖好，提前煮好的食品都放进冰箱里，生熟分开，主要是怕防疫站的过来检查。”
“下午4点，老板回来后说是凤尾菇出的问题，那是我炒的菜。那一刻，我整个人都懵了，第一次碰到这样的事情，心里很难受、很不安。”
“除了原材料之外，餐饮从业人员自身的卫生素质也是很大一个问题。有一个50多岁的老师傅，炒菜的时候经常用手抹鼻涕，又不洗手，还经常对着菜打喷嚏；传菜员有时被顾客弄得心情不好，就会故意在菜里吐口水……”
中毒事件发生后的半年，良心不安的小陈辞去了工作，再也不涉足该行业了。“今天说出这些，是对以前的弥补，希望大家能重视自己的身体。”
传媒怪象: 封口来钱 假记成堆
42岁的《西部时报》驻山西记者戴骁军9月25日晚在山西霍宝干河煤矿完成了职业生涯中最为惊心动魄的一次拍摄，从而曝光了中国传媒耻辱的一幕：一场矿难发生之后，真假记者争先恐后地赶到出事煤矿——不是为了采访报道，而是去领取煤矿集团发放的“封口费”。
戴骁军事后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拍完以后，自己后背都发凉。也许还没等矿方人员打你，那些记者都会打你。”
见识众人排队领钱事情的缘起是，他接到干河煤矿矿工举报，41岁的矿工吉新红在矿内闷死，并于22日下葬。事发后，煤矿未向上级报告，反而为闻风而来的各地的所谓“记者”发放“封口费”，多则逾万元，少则几千元。
戴骁军与一名同行驱车25日傍晚前往霍宝干河煤矿。眼前的一幕让他叹为观止：十多间办公室，坐着一群群正在闲聊的“记者”，通道上挤满 了排队的人。经过两道登记程序后，三楼办公室还有一群人围着一张办公桌再次登记，然后拿着纸条到另一间办公室“办事”。这间办公室就是“封口费”发放现 场，“众人排队，一人点钱”。
瞬间抢拍绝尘而去
这名新闻老兵退回到楼梯口设置好相机，重返办公室后“卡嚓卡嚓”连拍两张照片，就迅速退到通道，对着排队的人群又是“卡嚓”几声连拍三张。
仅用一分钟时间，他就跑到办公楼大厅进门登记处，一只手抓到桌子上的“山西霍宝干河煤矿有限公司办公楼来客登记簿”猛翻，另一只手握住相机猛摁快门，还未等一旁的保安缓过神来，四张登记名册也成了图片证据。
煤矿办公大楼前，泊满了各路“记者”的汽车。戴骁军在几十秒钟之内提着相机飞奔至停车位，对着几辆标志显着的汽车一阵狂拍，随即登车绝尘而去。
首次图文曝光陋习
“封口费”尽管大家听说多年，但一直没有“一图胜千言”的组合式报道。戴骁军当然也明白，此类新闻在传统的出版媒体难以刊登。9月27 日晚上，他在“直播客”网站实名注册，并在当晚把一张图片与一篇文字稿发至网络，各网站纷纷转帖，影响日益放大。几天后，帖子被删除，但这一消息已公诸于 世，无法再遮掩了。
据知情人说，山西有三多：煤多、矿难多、假记者多。真假记者经常一起排队领取矿难矿主的“封口费”，而假记者往往比真记者挣钱更多。报道引述山西交口县某乡镇负责人说，他们那里“黑口子”每吨煤的“封口费”成本为50元。
在山西新闻界流传着两个广为人知的“封口费”传奇故事：一个假记者下午六时进山，翌日早上八、九点钟下山就带下来八、九十万元。还有一个假记者坐的士进矿山，下山便开着一辆名贵房车。
矿山周边农民或无业游民也靠“封口费”致富。发生矿难后，最早获悉线索与内情的是这些人，他们马上向报社报料：“某矿出事故，你们来采访，能给我分多少钱？”
由此，在煤矿事故之后形成了一个个黑色的利益链。线人提供信息给假记者，后者得利之后再分钱给前者，但钱不能白给，假记者又把此信息群发给其他同行，从中提成。据知情者透露，线人的回扣在10%至30%之间。
中央派员查“封口费”
矿主也算过一笔账：如果一次性死亡五人，那么，煤矿需赔偿矿工家属100万元，且被国家罚款500万元。如果私下通过与矿工家属协商赔 付100万元，再花上几十甚至逾百万元“封口费”瞒下此事，对矿主来说还是省了几百万元，最重要的是煤矿不用停产整顿，还可以继续出煤，一天的利润不可估 量。
《中国青年报》就山西煤矿发放“封口费”一事，电话采访了山西省新闻出版局报刊处处长戎晓峰，他说，山西省有关部门已就此展开调查，并将召开会议深入部署调查与整改工作。中央有关部门调查组已经抵达山西调查“封口费”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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