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恒均：为什么中国的改革鲜有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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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中国历史上起到改朝换代作用的"革命"——农民起义、武装叛乱、宫廷政变等相比，"改革"的目标正好同革命相反，是为了延续朝代。我们一般人印象中"革命"与"改革"都是为了"变化"，但中国两千年历史上的改革却只有一个目标：不变——维护体制不变的改革。中国历史上"改革"与"革命"相互辉映，一路赛跑。革命往往能够成事，中国因此成为世界各国中发生最多农民起义与朝代更迭的国家，改革却鲜有成功。

从现代文明的角度与尺度来判断，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几乎都可以归类为"失败"，从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为了生存而做的改变，经过商鞅变法、文景之治、王莽篡权、王安石变法、明清停止不前的"闭关锁国"到洋务运动等等，几乎没有一个可以称为成功，更有甚者，改革者的下场也都挺悲催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简单概括三条共性：第一，与世界各国有历史记载的"改革"相比，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几乎都是纯粹站在执政者（皇帝）立场上，对统治者如何控制民众、如何管理士农工商、如何剥削农民土地、如何征税充实国库的政策调整，几乎没有一次改革涉及到执政理念与执政者管理方式方法的，更无从民众利益出发的改革。

正因为历次改革都是以老百姓的利益为改革对象，而不是为了老百姓的利益去改变自己改革政权，从来不触及王权，牵涉到利益集团时也多因为权斗，所以相对于让一些人爱一些人怕的革命来说，老百姓对"改革"基本都保持了不冷不热的态度。没有民众支持的改革，一旦遭到利益集团与反对派的反击，也就立马一败涂地了。对于民众来说，历史上的历次改革，死不足惜。

第二，中国历史上轰轰烈烈的改革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改革者都不是最高执政者（皇帝），很多是被皇帝（临时）看重用来做改革的急先锋与失败后的替罪羊的，例如商鞅、王安石和洋务派等。掌握最高权力的"皇帝们"几乎都手持大权垂帘听政，同改革保持一定的距离，改革效果不错，成绩是他们的，改革不好，就牺牲掉改革者，进退自如。这使得所有类似的改革从一开始就三心二意，更不用说"顶层设计"了 。与此相反的是汉武帝与唐朝皇帝亲自掌管的一系列改革，成效也相对显著。

第三，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改革都是为了维系现有体制的"改革"，而不是改变现有体制的变革。有些改革即便失败，改革者被车裂（商鞅）与冷落致死（王安石），那些能够维系现有体制运转的措施也都被保留下来，为集权专制机器添加螺丝钉与润滑油。

以巩固专制集权为主的改革措施，往往会取得成功，例如管仲的盐铁专卖就延续至今，只不过变为"石油垄断"而已，但"分权让利与均富"等民间更期待的改革就常常被利益集团劫持或者被皇帝拦腰斩断。这使得历史上几场轰轰烈烈的改革，不管当初一些措施如何具有进步意义，十几年、几十年下来，改革的遗产就只剩下一些有利于剥削民众与控制国民大脑的糟粕了。

当然，中国历史上历次改革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延续了两千年的这个体制本身是根本无法改革与改变的，你能做的就是使之更加完善、更加精致，也更加邪恶。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两千年历史上的那些改革是不可能成功，也不应该成功的。

现在很多学者研究说如果孙中山不急于把革命搞成功了，清朝的立宪改革就有可能成功了。这些人学术想象力太丰富，却缺乏了文学想象力：你能想像秦朝到清朝的制度改革成功，我们今天每个人脑袋后都拖着一条大辫子，每天早上起来跪在地上跷着屁股对满人爱新觉罗氏跪拜且高呼万岁？期盼微服私访的皇帝弄大几个民女的肚子造几个"还珠格格"博得小民们由衷的爱戴？

改革是否成功同体制能否改变，当局是否愿意改变体制来追寻更高的目标有很大的关系。对于当今中国的改革者来说，除了历史这面镜子之外，地球上同我们有相同政治体制的前苏联、东欧的改革历程也可以借鉴。苏联、东欧的改革都走在中国前面，但都没有逃脱改革被革命取代的命运，改革者失去了改革的主动权，给后来的改革者留下教训，但社会主义国家里唯一拒绝任何改革与改变而延续至今的也只有朝鲜，目前几乎成为地球上的孤儿……

从中国历史与周边国家的改革看中国今天的深化改革，有理由感到忧虑与悲观，但并不是说没有希望与出路。改革既要顺应历史潮流，也要有"顶层设计"，还要有一把手亲抓的决心与坚强的领导核心。改革者必须以人民利益、民族前途与国家安全为最高目标，避免仅仅从执政者利益出发，更不能为利益集团服务。

这一点恰恰是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改革者都没有做到，也不想做到的。如果进入21世纪的今天，执政者还抱着历史上那些改革者的思想与思路，不是为了民族与民众的利益去大胆地改变、改革体制，而是竭力去维护现有体制，那还不如不做，否则，改革即便不失败，也会带来混乱，最终会加速革命的到来。

林彪笔记中的官场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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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笔记中的官场策略2014-04-09 07: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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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作为中共党史上极其特殊的政治人物，他的言行一直被历史爱好者研究，当然也包括鄙人，虽无甚研究成果，但不妨碍鄙人对林彪其人的好奇。今日读到一篇文章，与大家一同分享。

本文作者：吴思

在给杂志编稿子的时候，看到了共和国历史上正反两个有意思的故事。一个是《安徽日报》前副总编黎洪写的《我也批过彭德怀》，一个是《林彪与个人崇拜》。

黎洪的短文读来有一种痛彻肺腑的力量。他说，当年他仔细研读庐山会议文件，对批判彭德怀的决定怎么也想不通。他认为彭德怀说的都是实情，根本不是什么反丵党反社会主义。《安徽日报》的四个编委也找他发牢骚，很愤慨地质问凭什么说彭德怀里通外国。黎洪说，他和他们的想法完全一致，但是却严肃地警告他们，这话不能到外边说。黎洪说他不敢表达不同意见，还违心地批发了许多批判彭德怀的稿子，违心地表态坚决拥护党中央的决定。

四十年过去，黎洪已经是七十岁的老人了。回首往事，他在文章里痛切地责备自己，话也说得很重。他说：我在总的方面是奴性十足地服从谬误的，没有一次按照党性原则去坚持真理，反对错误。他说，当时在党员干部中，像他这样的至少要占到90%以上。黎洪设想，如果情况反过来，90%以上的人采取坚决反对的态度，中国的历史将是完全不同的另一个样子。

我非常敬重黎洪先生的忏悔诚意和忏悔深度。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当年他真错了么？他的设想真有可能出现么？黎洪讲得很清楚：个人甚至整个编委会的反对言论将给个人和报社引来灭顶之灾。实际上他也写道，有一个编委不听他的劝告，忍不住在外边说了些话，对批判彭德怀表示怀疑，结果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我想，那90%的人与他的处境相似，即使他们有不同意见，也不敢有任何公开的表示。他们是没有组织的，他们的不满只不过是个人的不满。没有组织的千百万不满，其力量与一个人的微小不满没有多少差别，难以对实际状况形成有效的影响。在这种情形之下，违心的表态，违心的拥护甚至参与，难道不应该看作人们合情合理的选择么？彭德怀在庐山的遭遇是一种标志。

这个标志表明：响应公开的号召，按照党性原则说真话，讲出亿万人正在因政策失误陷入饥荒的真相，已经遭到了严厉的禁止。违背禁令的结果，就是被宣判为人民的敌人、党的叛徒、国家的罪人，即使你的地位和功劳像彭德怀那么高，也逃脱不了身败名裂的厄运。与此相反，违背党性原则去奉承最高领导，说他是正确的，将他的胡作非为吹捧为英明伟大，不仅毫无危险，还有升迁的希望。

当然，这个标志的这种含义是得不到公开正式的表达的，这只是一种潜规则。但这种真实的规则是如此清楚，真实的奖惩是如此分明，实际情形又表明这个潜规则在《安徽日报》社的周围已经生效，在这种情况下，黎洪还应该拿自己的脑袋往花岗岩上撞么？当然，为了纸上写的漂亮原则敢于以死相拼，敢于将自己的脑袋磕碎在巨石上，这样的人是了不起的，这是不折不扣的道德上的圣人，是我们每个人学习的榜样。不过人们似乎不应该为了自己不是圣人而责备自己甚至痛骂自己。真正应该责备的倒是那些要求每个人都成为圣人的人。

在1999年第10期的《炎黄春秋》杂志上，刊登了冯建辉先生写的《林彪与个人崇拜》。文章很长，分析得也很透彻。但是给我印象最深的，倒是林彪自己写下的几句话。林彪写道："党性遵命性也。""遵命乃大德、大勇、大智。""民丵主集中制——服从——纪律。""勿讲真理而重迎合。""主席就是最大的群众，他一个人顶亿万人，所以和他的关系搞好了，就等于对群众搞好了，这是最大的选票。""决议不好也同意——头等意义，不然是书呆子。"

文章责备林彪，说他是两面派，为了个人得失不讲原则。这种责备当然是正确的。以道德的是非标准评判，林彪的这些话很没有廉耻。但是按照真假的标准判断，林彪是否说出了一种真相呢？我认为他所说的正是一种制度运作的真相，他描述了专制制度下的官场潜规则，以及适应这种潜规则的最佳策略。

潜规则是这样一种不明说的东西：用博弈论的语言来说，它是一种纳什均衡，在这种均衡之中，每个参与者都采用了利益最大化的策略，选择了最有利于自己的策略。从个人生存发展的角度看，每一方都找不出比这更好的选择了。所以这是一种最稳定的格局，尽管它未必是合乎理想的格局。无论任何人入局，从长远的观点看，他必然要采用这套策略，不如此行事的人将被淘汰出局。

1959年夏天，在庐山会议上收拾彭德怀的时候，最高领袖决心已定。他要踢开前进道路上的一切绊脚石，在个人专制的体制下，他也完全具备这个能力。这时候，无论是黎洪还是比他的地位高得多的中央委员们，合理的应对策略是不当绊脚石，因为绊脚石将被踢入监狱或劳改场。

林彪的对策更进一步，他积极主动地帮助最高领袖清除驾前的绊脚石。他在庐山上当面对彭德怀说："只有毛主席能当大英雄，你我离得远得很，不要打这个主意。我有暮气，但没有这个野心。"林彪的策略深得最高权力的欢心，他本人也因此取代彭德怀，于庐山会议之后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并主持军委工作。

从个人的角度看，林彪的策略无疑是成功的。如果我们跳出道德评判的圈子，把这当作一局棋来评论，显然各方的应对都是有道理的，但从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角度看，林彪的选择比黎洪的选择更积极主动，因此也更胜一筹。相反，永远坚持真理的要求，以人民利益为唯一宗旨的党性原则，则是一种注定被淘汰的自杀策略。当年宋襄公不肯向正在渡江的敌军发动进攻，渡江完成之后又不肯向没有列好阵势的敌军发动进攻，以为这样的策略不道德，毛丵泽东对这种以道德操守为核心的策略嗤之以鼻，说那是蠢猪的道德。林彪用"书呆子"这个词代替了"蠢猪"，不愧为毛丵泽东的爱将。

不喜欢林彪是可以理解的，把林彪看成一个傻蛋则万万不可。正统党史一直希望人们把林彪当成一个反面教员，的确，在这位反面教员身上，我们可以学到许多出乎意料的东西。

不仅是官场策略，更是生存策略。不仅是毛泽东时代，也是毛以前和以后。今日中国的普通人也熟知这些策略。

万古长如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