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媒称就要砸自由派锅 中共管控高校分裂
近两个月来，中国高校意识形态之争再掀波澜。今年9月1日，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在党媒《求是》上同时以《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做好高校意识形态工作》为题，就加强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表态。10月15日，中办印发《关于坚持和完善普通高等学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实施意见》，明确再以公开文件形式收紧高校意识形态。随后11月，《辽宁日报》发表系列宏文《老师，请不要这样讲中国》，同期，公安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守田因"这样讲中国"被处分，《环球时报》发表评论表示，就是要砸了自由派老师的锅……一时间向左的意识形态狂澜席卷高校，令坊间舆论忧心忡忡：失去思想自由的大学将使中国失去未来？
大学行政化，中国思想的最大枷锁
回顾历史，这种担忧并非没有根据。2005年，钱学森对时任总理的温家宝发问："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包括钱学森等在内的两弹一星功勋，为新中国作出杰出贡献者无不是民国教育培养出的人才。因而时至今日，中国人仍时时怀念民国时期的大学风采。
民国大学的风采是独善其身的自由。虽然时局动荡，当权者干涉，但大学一直在洪流中保持独立。民国的大学校长不但要有社会声望、学术声望，还必须有社会理想，不能兼任政府官员。七七事变前，胡适提出"教育独立"，大学校长不能由官员兼任写入教育法。因此，在胡适任校长的中国公学和北大，民主和开明的学风备受后人怀念，"学校不挂国民党旗，星期一上午不上国民党纪念周。学校办公室前，树有许多木牌，给学生贴壁报用。那些壁报，有左派办的，有国民党员办的，有国家主义派的，有无党无派办的。胡适一视同仁，准许学生各抒所见"。
当时的国民政府并非不对大学的意识形态进行管控，保护老师和学生成为民国校长的一大职责。不论是胡适、蒋梦麟、蔡元培还是梅贻琦，民国大学校长无不将"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作为立校基础，因此大学里教授和学生不仅是教书匠和啃书人，他们更承担着知识分子的使命，他们不可能不为社会说话，更不可能只做一个混饭吃求苟安的角色。民国的校长深知这个道理，所以每当教授和学生被捕，他们首先是以"学者"的身份去解救师生，而非以"官员"自居。正是由于具备这样独立的品格，民国时期的大学"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大学独立于官场之外的情况就发生了变化。20世纪50年代，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一切国家运转都依靠行政命令指挥，大学也被纳入其中，从此，高校行政化体制一直维持至今。当大学校长、教授都被纳入政府体制之内，大学的独立精神自然无存，不仅这些校长、教授保护不了自己与学生的思想自由，甚至连人身自由也一度丧失。在反右和文革中，大批校长、教师遭到批斗，或下放农场、工厂进行劳动改造，或直接被打死、逼死。
保持独立的民国大学，在战火纷飞的动乱中尚能自保，而行政化后的中国大学，在相对和平的年代中却惨遭倾覆之浩劫，可见行政化对大学的危害之深。然而，在改革开放之后，虽然中国经济已经大范围地去行政化向市场转变，并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大学的去行政化一直没有跟上。
致使中国大学生的创造力、国际化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制约。一直以来，行政权力为大学一切运作的主导，不论是教学还是科研事宜，均是官大者说了算，并不由学者、科学家左右。而官员先是党员，党员端着中共的饭碗，必然不能砸中共的锅，因此他们管理下的学术必然不能走出中共意识形态的框架，这也是9月3所中国顶尖高校共同在党媒上"表忠心"的根本原因。
因此，"去行政化"是诸多抱有"大师梦"的大学教育者共同的愿望。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称："在我看来，高校去行政化是中国教改最关键的部分。如果高校不去行政化，其他各种措施都是隔靴搔痒，修修补补。搞学术的人不占主导地位的话，学术机构就会萎缩，就会丧失活力。那还谈什么诺贝尔奖，还谈什么大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副校长顾也力则认为，去行政化与办学自主权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问题，"高教法规定的七个办学自主权，现在几乎没有一个在实施。比如办学、招生、专业设置等自主权，统统没有。解决了去行政化，才会有自主权"。
可以说，这些"去行政化"的期盼背后，是对"去意识形态化"的渴望。在高压的意识形态管控下，中国的大学陷入一元化的僵化思维无法创新，严重制约了中国大学的发展。
加强意识形态管控，矛盾的高校改革
曾令人欣喜的是，去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指出："加快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加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力度，推动公办事业单位与主管部门理顺关系和去行政化，创造条件，逐步取消学校、科研院所、医院等单位的行政级别。"然而三中《决定》公布至今，高校"去行政化"并未看到更多切实的进展，没有实现人们心中期待的"让教授治校，以学术为导向治校"，反而迎来了"让党治校，以意识形态为导向治校"。
2013年5月1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非公开发表的《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该文件要求高校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必须做到"七不讲"，即：不准对学生讲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公民权利、党的历史错误、权贵资产阶级、司法独立。"七不讲"立刻引来诸多批评之声。舆论普遍认为，追求真实、思想独立是大学安身立命之根本，学术自由、思想自由是大学价值观念之核心。教师必须"科学研究、学术交流，并在学术活动中充分发表意见"，"七不讲"无疑为大学教师设置了不合时宜的"禁区"，为正常的教学设置了障碍，不仅钳制了学者的研究，也束缚了学生的思维，令本该百家争鸣，碰撞出思维火化的大学，成为一滩僵化的思维死水。
更令舆论绝望的是今年9月至今的这一系列再次大幅加强意识形态管控的动作，与三中《决定》中将"去行政化"定为高校改革的方向看起来相互矛盾，使人们更无法不忧心中国大学的未来。
然而"去行政化"的同时加强"意识形态化"，这种操作手法对中共而言并不矛盾，甚至可以说的常用方式。
在刚刚过去月余的四中全会上，"依法治国"被上升到新高度，四中《决定》宣布，推进"依法治国"，首先要求中共"依宪执政"，以后所有公务员就职前必先对宪法宣誓。然而在将法治、将宪法摆到如此高位的同时，四中《决定》处处强调党对法的领导，宪法对党的意志的体现。
不仅是"依法治国"，中共在其他方面也无不熟练的运用着一对对矛盾关系。一方面在各项改革中回应民众呼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另一方面处处强调党的领导，对新闻、出版、网络言论的管控不断收紧，网络大V、异见人士、维权律师纷纷遭到打压，甚至连无关政治的境外生活喜剧片也遭严格审查，这些行为无疑与"现代化"格格不入。
改革向右与管控向左之间的偏差，产生了现实中的种种矛盾，中国的种种秩序在这些矛盾中撕扯、重组，而高校仅是其中之一。
博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