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和立：中国软硬兼施防动乱

林和立：中国软硬兼施防动乱
DWNEWS.COM-- 2008年11月28日5:12:36(京港台时间) --多维新闻网



苹果日报/形势在不断变化中。自诩财大气粗的中南海大佬声称金融海啸还未到肉，而且还用外储备购买美国国债。但事实是不景气已开始蚕食「世界工厂」，一批 批民工在春节前两个多月已回乡和失业农民争饭吃；在饼子越缩越小之下，官方所谓「群众事件」的大规模骚动无日无之。胡锦涛最近出访美国与南美前已留下八字 锦囊对付分分钟爆发的动乱：「硬的更硬；软的更软！」

「闯大祸」随时丢乌纱

在金融危机没有席捲全球前，中共政法委已下指示，从年初开始为「捍衞百年奥运」发动的空前保稳防乱工程不但要继续到明年「六四」二十周年，而且还要加码！ 例如在全国大、中城市安装在交通要点与政府设施附近的「天眼」，即微型「间谍式」摄录机将不断扩充；到后年年底，超过一百万台「天眼」将把在广东省内可能 发生的「异动」第一时间报料到公安与国安部门！十一月初开始，政治局负责安、检、法与组织工作的大员，马不停蹄地巡视各地，呼吁基层干部要把「稳定再稳 定」作为与挽救经济同等重要的大事；而「闯大祸」的地方书记或市长会随时丢乌纱帽！近期「干群」冲突频生的原因之一是地方领导为了把「动乱扼杀于萌芽状 态」，一有风吹草动便条件反射地动用荷枪实弹的武警与防暴装备重拳出击；结果是更多怨气沸腾的群众加入冲击党政办公楼、派出所等权力象徵的「打砸抢」行 动！

当然，胡温领导层也晓得打压越大，反抗越激的道理。在不断招聘「专政队伍」与进口防暴武器的同时，北京强调要尽力「疏导民情与减低民怨」。公安部长孟建柱 在全国视像会议表示要「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对社会稳定带来的新挑战」；他吩咐干警要「始终不渝地坚持打防结合、预防为主，专群结合、依靠群众的方针」。 同时老孟承诺「提高公安民警执法素养，并构建和谐警民关係」云云。问题是员警与和他们沆瀣一气的地方黑帮已彻底站在人民的对立面，所谓和谐警民关係不过是 海市蜃楼！

最令人担心的是，中共高干还是秉持「永不认衰」的办事态势。例如上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在国际记者会上号称「中国就业局势总体稳定」，而且 「中国没有发生大规模裁员和农民工返乡潮」等。但同时，十几个省市领导已「强烈劝喻」大企业不可以大规模裁员。例如山东省月初规定，企业一次性裁员四十人 以上必须报批。不少地方更慷慨地补贴愿意增聘人手的工矿企业！国务院的四万亿元救市方桉假如在短期内未能奏效的话，后果堪虞！

林和立中国问题评论

梁文道: 一条吞掉自己的大蛇

一条吞掉自己的大蛇(完整版 ) / 梁文道

2008-11-01 04:07 | 阅读(3425) | 标签: 时事观点

芬 兰的义务教育是一个奇迹。从公元两千年开始，芬兰总是在「国际学生评量计划」里头名列前茅；更令人吃惊、艳羡甚至恐惧的，是他们的学生还在不断进步，评分 一年比一年高。且不说其它项目，光看阅读；根据统计，百分之四十一的芬兰中学生最常干的休闲活动是阅读。这些孩子的阅读能力又怎能不高呢？为什么芬兰的教 育这么厉害？

这是很多人都想知道的谜题，所以每年都有专家学者络绎不绝地从世界各地涌至芬兰取经。然后他们发现，原来芬兰的秘诀之一在于 教师。芬兰教师的社会地位之高，是其它地区难以想象的。据当地媒体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年轻人最向往的职业是中小学的老师，一般普通小学老师受敬重的程度 尤胜于国家元首。而且他们的老师都像学者，几乎全部拥有硕士以上的学历，暑假的时候还要上大学继续进修。如果一个老师干了几年就辞职，他多半是跑去念博士 了。由于老师自己就是喜好学习并且擅长学习的人，所以他们才能教出世界上最优秀的学生。当然，也有不少老师后来进了企业，变身成为高薪人士。芬兰的大公司 最喜欢聘请教师，理由是能当老师的年轻人一定是这个国家最顶尖的人才。

如果一个总是对世界充满好奇心，总是奋发学习的人，就是未来知识时 代最需要的精英；那么中国一定是个很有希望的国家，因为我们也有一大批好学之士。和注重基础教师的芬兰模式不同，「中国模式」强调「学习型官僚」。你现在 去各大专院校的研究所点名，会发现登记册里没有几个中小学老师，倒是有不少在职官员，他们全都很踊跃地攻读着硕士博士，颇有学政合一的古风。

芬 兰教育以国际视野闻名，小学开始学英语，中学再加一门第二外语。他们还把全球的信息与知识自然地融入课程，例如在小学的数学课里要孩子计算各国摩天大楼的 高度，在初中社会科学的课堂上请孩子模拟演出联合国的工作情况，使他们懂得从不同国家的视角了解世界局势。除此之外，他们的教育部有种特别补助，尽量让年 轻人有出国游学的机会。当地一位官员解释，其实「在北欧，你已经找不到没出过国的中学生了」。相对地，在我们的「中国模式」底下，你则很难找到没出过国的 官员。1999年，两会代表开始关注中国干部公费出国何以花了两千亿元人民币；到了2007年，两会代表持续关注干部出国的总开支怎么会渐渐跳到三千亿 元。财政部的数字显示，2007年中国政府的教育经费大约是六千多亿人民币，占了GDP的百分之二点七。世界平均水平是百分之七，一般经济欠发达国家也有 百分之四点一。我手上一时没有2007年中国公务员吃喝、公交车和出国的开销统计，但我知道在04年的时候，这笔钱的总数就已经达到了七千亿元人民幤。如 果把这个账目也看成是种教育开支，那么我们的学习风气就算嬴不过芬兰，至少也叫做各擅胜场。

四川和重庆最近都有教师酝酿罢教，因为他们不 满自己的薪水太低，不只低到一个丧失尊严的地步，甚至连糊口也很困难。本来依照《义务教育法》的规定，义务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应该不低于当地公务员，但是 不知道为什么，这些愤怒的教师一个月却只有一千甚至几百块的收入，难道这就是四川和重庆公务员的薪资水平吗？亦或这是学习型社会之「中国模式」的另一个例 证呢？

老师不受重视，一般而言，就意味着孩子的教育不受重视，更意味着我们并不太担心我们的未来。很奇怪，虽然大家都说中国实行一胎政 策，人人都拿孩子当宝，但为什么今年各个事件都显示出了相反的讯息呢？先有一场专门震垮学校的地震，接着是一堆叫婴儿患上肾结石的奶粉；莫非我们的希望不 在下一代，而在我们自己的长生不老？我突然想起西洋传说中的那条「衔尾蛇」(ouroboros)，他太过饥饿，不惜从尾端开始吞吃自己；嘴巴叨着尾巴， 形成了一个圆圈，乃西方秘学的著名符号。这个符号有很多层意思，其中一层是：贪婪是种吞没自己的可怕欲望

华硕黄静案继续曝光

华硕黄静案继续曝光

matrix 发表于 2008年11月27日 08时30分 星期四
来自骗中骗部门

深情 写道 "华硕黄静案原来很不简单，根本不是一件简单工程CPU的索赔案，或者是自行调包CPU冒充诈骗案，而是成了案中案，一环套一环，成了一出酸甜苦辣的人生剧。不仅石家庄人黄静有假名龙思思和卢思思，重庆人周成宇竟然也有假名叶锦生和yjs9266。"

宇哥曾于98年因盗窃罪入狱二年六个月，曾于05年因假合同案被判刑后被取保候审。而这一切竟然都写在北京法院的官方网站上。令人惊讶的是叶锦生(宇哥假名)是个笔记本+手机极客，可以轻松更换手机和笔记本各种配件，会拆解笔记本和手机的主板。通过贩卖手机笔记本假货来牟利。在tompda.com卖假货竟然还卖出了名，荣登tompda.com骗子光荣榜。宇哥通过买手机换主板，然后退回坏手机，将好手机出售，或者向买家贩卖工程版CPU笔记本(卖工程版CPU笔记本1 卖工程版CPU笔记本2 卖工程版CPU笔记本3)牟利，真可谓买家卖家通杀。由于宇哥邮箱手机QQ资料全部曝光，导致其大量隐私被人发布到天涯。新浪也专门撰写了文章。至此宇哥所有行为被完全曝光。 宇哥一直暗恋黄静，在06年和黄静一起出事后，黄静躲了他很久，黄静母亲谎称黄静去了澳大利亚。宇哥痴心不改悬赏1000美金发贴寻人，最终找到人后创办asus315.com网站(网站所有人叶锦生截图)，最终有情人终成眷属。

杨佳新闻被谷歌收录在娱乐版

杨佳新闻被谷歌收录在娱乐版

matrix 发表于 2008年11月27日 09时50分 星期四
来自AI的娱乐部门

docong 写道 "当我打开google资讯的时候，杨佳26日上午在上海被以注射方式执行死刑[图]的新闻，赫然排列在娱乐版的是首条（截图）。"

我不知道Google的机器人用了何种算法，如此微妙的洞察了中国人的心理，抑或 大家正如毛主席老人家一样，“革命乐观主义是一贯的”。但是总有种情绪让我自己感到黯然，一个该死的人以一种不该的方式死了，这对于大家只是娱乐，只是玩笑。 我知道你们评论的人又会嘲笑我“爱上层楼”，但是who cares?

惊闻中国青少年读书太多太杂

惊闻中国青少年读书太多太杂 / 倾听远方

2008-11-24 12:40 | 阅读(1536) | 标签: 时事观点

我 是一个教书匠，常常听同事们发牢骚，说现在的大学生都不爱读书了，自己也常常为之处心积虑，变着法子让学生读书。本人所在的学院为了改变这个现象曾经出笼 了一个十分机械的、迫不得已的办法，我把这个办法叫做“强迫性阅读”，具体做法是要求学生每人每学期必须阅读几本名著，为了强制学生阅读，具体规定了学生 必须上交手写的阅读笔记或原著缩写本以证明的确阅读过——大学中文系已经办成这样，实在是无奈之至！当然，我还不能拿这个来谴责我们的学生，因为就是在我 的大学，连老师也不怎么读书了！
那还是3年前的一个暑假吧，我的一个同事曾经在找我借书的时候向我提过一个令我张口结舌的问题：你这些书都是怎么 来的啊？我以为她是在怀疑我的书的来路，我当即向她出示我的那些购书发票什么的，她知道我误会了，就说我不是说你偷书，我是说你怎么知道买这些书的……我 真的不知道她想问什么，我随口说，到书店啊，我们这里有好几个书店都卖好书的。她说，这些书店都在哪里啊？我当即晕倒！我和她都是86年分配到这个大学教 书的，而且她毕业的学校是国内响当当的名牌，到了21世纪了，居然、赫然、竟然不知这个文化区的书店地址！这也太离谱了吧？当然她随后的补充就更把我雷倒 了，她说：我从来不逛书店的……这话不是我瞎编的，与她同来的还有另外一个老师，当时那个老师也一脸惊诧。后来，这个同事顺利地当上副教授、硕士导师以及 读博、入党等等，借给她的书当然是没有读的，想必她也读不懂，可惜我一腔热血为她推荐的几本书！
说现在的人不爱读书不能凭感觉下结论，但数据终究 不是骗人的。《北京日报》2005年就报道过中国读书率持续下降的消息，报道称：中国国民图书阅读率连续6年持续走低，目前已低于50%。中国出版科学研 究所所长郝振省分析说：“从表面上看，近几年的图书销售额的确是在增长，但这种增长是微弱的、吃力的增长。２００５年的图书销售数量只比上一年增长了 １．２％，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大学扩招导致阅读人口的自然增长所带来的。销售额虽然比２００４年增长了８．７％，但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图书价格增长所致。 ”而且，与图书阅读率下降引起广泛关注相比，我国图书消费结构的不合理似乎尚未引起重视。２００５年，虽然全国出版图书２２２４７３种，总印数达 ６４．６６亿册，但其中有一多半是课本，约占图书总印数的５５％，而同期美国大中小学教材所占的市场份额仅为２０％左右。“我国人均图书消费不仅偏低，而 且不合理，课本比重明显过高。”郝振省说，如果不算阅读课本，我国的图书阅读率更低。
但是，面对这样的低阅读率，还居然有官员声称中国青少年的书 太多太杂了，该进行规范了。11月20日在北京举行的“文化环境保护工程征求意见座谈会”上，那个叫蒋建国的新闻出版署的副署长说：“现在青少年的阅读存 在两大问题：一是书太多了，二是书太杂了。这需要国家来整顿、治理、引导。但为青少年营造一个良好的文化环境，离不开社会、家庭的共同努力。”
我 们不禁要问：一、“太多了”是指的什么？是图书品种太多还是印刷数量太多？如果是品种太多，那么据统计数字显示的结构不合理、教材所占比例明显过高的说法 该作何解释？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仅仅才几十万种图书出版，其中一半以上为教材教辅，这个“太多”从何而来？如果是数量太多，那更是荒唐的说法，在２０世 纪８０年代，许多图书尤其是文学类书籍首印还可以达到数十万本，累计发行可以达到数百万册。而到了９０年代中期之后，一本书能卖到５万册就可以自称是“畅 销书”。像《于丹〈论语〉心得》这样狂销３００万册的图书在今天的中国图书市场上已是“凤毛麟角”，绝对称得上是“超级畅销书”。但是我们知道，于丹的书 畅销只与绝对权威媒体之力量、上主大国崛起之雄心、价值观输出这一盘大棋等等相关，不但跟这本破书本身的价值是毫无关系，而且与真正的阅读更没有关系…… 导致发行量减少现象的真正原因是阅读人口的锐减、好书太少和昂贵的价格，身为出版署官员的蒋建国对之作“太多”的评价，莫非是想我们退回文盲的蒙昧时代或 者只研读四书五经？
问题二：什么是太杂？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几十万种图书对于13亿人口已经是少的可怜，已经是严重的比例失调了，何来太杂的说 法？如果专指如今出现的那些所谓不良出版物，那也不能叫太杂，那也是一种“单一”，因为出版界惟利是图、见利忘义，竞相出版所谓奇幻、暴力、情色一类的东 西，害得大家天天“扫黄打非”忙得不亦乐乎，而真正有价值的图书反而得不到出版的机会，针对这样的情况其实我们更应该强调让图书更杂一些，让品种更多一 些。反过来看，我还是部分同意太杂的说法，那就是那些什么学者、教授、专家、领导们的那些垃圾，只要拿钱就能出的东西的确太多了，它们冲抵了图书市场的干 净领地、也横扫了斯文圣洁的殿堂，但是，这些都不是责备青少年读书太杂的理由，关键的问题是你拿什么去滋养他们求知的心灵？如果害怕太杂而叫大家只读宏文 四卷，只看八部样板戏，那岂不是因噎废食吗？就像滔滔江河浊流总有自我净化的时候一样，我相信读书的人自我净化的功能是强大的，就像我辈一样，不是从当年 追读《少女之心》已经净化到专门学习“三个代表”理论了么？
在如今精神贫瘠、信仰缺失、图书匮乏的时代说什么读书太多，实在是睁眼说瞎话，其内里 无非还是一个抢占意识形态高地的妄想，做过湖南省宣传部长的蒋建国，估计也不是一个读书的料，他把他曾经的工作性质以及工作内容带到图书界，这将是中国读 书人的一个大灾难。放眼中华5000年文明史，还没有哪个读书人抱怨书太多、太杂的（当然，始皇帝和大清皇帝、前朝上主除外），这个蒋建国估计会在历史上 留下名字，当然这个名字大概会和中国笑史联系在一起！
要言：
自古读书只嫌少
而今蒋氏独恶多
莫使大棒当空舞
且看愚民伎俩穷

贾樟柯访谈：中国电影毛病在哪里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11月26日09:14 中国青年报

贾樟柯在拍片现场 本报记者 贺延光摄

　 　徐百柯(以下简称“徐”)：《小武》拍出来10年了。11月23日在北京大学举行的纪念观影会上，许多人说自己是“小武”的老朋友，也有许多人是第一次 见到“小武”。10年间，《小武》从一个“暗号”变成了一个坐标。而我另一个感觉是，贾樟柯也越来越成为一个符号，或者说一个代名词。

　　贾樟柯(以下简称“贾”)：这也是我今天特别想和你谈的一个问题。刚碰着件事，前几天在重庆搞了一个高校电影研讨会，然后出了一条新闻叫“贾樟 柯老师狠批《赤壁》、《色，戒》等票房大片”。以为是说我，可我根本没看过《赤壁》，怎么评论人家呢。网上点开一看，哦，他没有讲清楚是“贾樟柯的老师 ”，北京电影学院一位教授的观点。本来和我没关系，不用提我，或者加一个“的”也行。但媒体做新闻的时候，就这么“含糊”了。

　　徐：在很多场合能见到一种表述，“像贾樟柯这种电影……”观众这样说，影评人这样说，制片方这样说，院线也这样说。在这个抬头后面，可以是各式 各样的见解，截然相反甚至风马牛不相及。我想每个发言者心里都有各自的解读，都希望用“贾樟柯”这个符号来表达他自己的美学趣味和文化立场。所以我很好 奇，你自己怎么定义自己的电影。“贾樟柯这种电影”，究竟是什么电影？

　　贾：像谁谁这种电影，那肯定是一批这样的电影。这可能意味着很多的标签，比如说“低成本”、“拒绝明星”、“广大观众不爱看”，或者应该说狠一 点，“靠出卖中国的苦难赢得国际认同”，还有一种就是“自私自利、只顾表达自我、不顾大众感受”，甚至是“潜在的不安全”。那“不像贾樟柯”的有哪些呢？ 商业电影肯定不像，主旋律电影肯定不像，然后，我也不知道了。

　　我们认识一部电影或者一个导演的时候，千万不要符号化，一符号就简单化了。比如说我拍电影这10年的关键词，有人一直在找，找到了两个，一个就 是边缘，一个就是底层。我非常不喜欢这两个词。很多没有看过我电影的人，都会说，哎呀你是贾樟柯，我没看过你的电影，但是我知道你，你是专门拍底层人的。 或者看过的，会说，哎呀我特别喜欢你，你拍的边缘人群真好。

　　我觉得边缘这个概念，首先带有少数群体的意思，起码在中文里面是这样子的。但从《小武》开始，我内心的感受，我的努力，与此恰恰是非常相反的。 我想拍大众，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状态。我翻看自己以前写的文章，大量的表述都是在讲中国城市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中，目前的城市人口还非常少。13亿人，当 时的统计是8亿生活在农村，最起码有两三亿生活在中小城市，大城市可能就是一两亿左右。当时的银幕空间里边，普通中国人的形象太少了，普通中国人真实的生 活呈现太少了。我是怀着这样一种心情拍摄普通人。那么，当这样的影片呈现出来之后，在银幕上就显得很“特殊”。

　　这种电影的遭遇，比如说被禁，比如说首先传出来这是部地下电影，因为体制不接纳所以它变成了地下。接下来就是海外得奖，再接下来就是秘密观看， 还有就是盗版DVD销售。整个话语就这样被“包装”起来，也包括《小武》，于是给人形成一种“边缘”的印象，就认为这个电影拍的是边缘人群。我觉得这是非 常大的误解。真正看过了就会知道，直到现在，我的电影里面都是主流人群——如果我们能从客观上理解这个国家，认为我们这个国家是13亿人的国家，而不是1 亿人的国家的话；是960万平方公里，再贫瘠的山村也住着人，而不光是北京CBD这一块，不光是浦东这一块的一个国家的话。我觉得他们是主流人群，怎么是 边缘呢？如果说边缘，那只是在中国主流电影状态的边缘，但这个电影里面讲述的事实、生活和人我觉得是主流的。

　　再就是底层的问题。事实上，社会一定是有一个结构的，如果我们不伪善的话，这个世界是不平等的。但当讨论电影的人谈到底层这个概念的时候，他把 自身认同于权力，认同于非底层，他会说“这个电影是关于底层人民的什么什么”。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事实上，甚至我电影里面那样的人，他也会说“那些底 层的人怎么怎么”。底层变成了一个虚的东西，所有人都不是底层，因为他总能找到“比我更惨的人”，所以这个社会文化中就变成了没有一个阶层是底层，也就不 存在这个社会对于一个人群的不公正。因为实际上对那个人群是没有人去认同的。

　　徐：这种符号化会困扰到你吗？

　　贾：一方面作为导演来说，我构筑我的作品，我拍我熟悉、我喜欢、我感兴趣的世界的时候，不会有什么困扰。符号化有两种情况，一种来自批评和不理 解，一种来自肯定。肯定也会产生符号化。比如说贾樟柯发现了县城，这是一个很好的评价，对我来说好像一个荣誉一样。但是你真的要永远拍县城吗，你的精神世 界就没有其他部分了吗，就不拍那些部分了吗？显然一个导演不能被这种肯定所命名，当然更不能被怀疑和不理解所命名。

　　但是另一方面，作为从事文化工作的人，会觉得很困扰。这个困扰来自我们该怎样工作，才能够打开一种壁垒。就是在简单的命名和简单地对生活的归纳 之外，给人们带来一个开放的心态，甚至仅仅是对他人和其他生活的一种好奇。我觉得现在连好奇都没有了。我们怎样用已知所有的媒介，来改变这样一个文化事 实？

　　我最难过、感情上最不舒服的一次经历，是在2002年戛纳电影节的时候，那一届带去的是《任逍遥》。放映后的记者会上，电影频道当时的一位主持 人，她先用英文讲了一通，我没太听明白。然后她自己翻成了中文：我要在这里说这部电影完全是一个谎言，这是一部撒谎的电影。因为我们中国人根本不是这样生 活的，我们很多年轻人可以学电脑，用电脑，我们学英语，我们出国留学，到处都是中国留学生。我们的国门打开了，像我可以来采访戛纳电影节，为什么这个电影 要把这样的生活拍出来，它是一个谎言。

　　这个主持人跟我没有关系，对我也没有成见，我相信也不是别人让她说这番话的，那是她真实的认识和感受。正因为是她真实的感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 很大的刺痛。因为我突然意识到，同样在一个国家里生活，我们已经到了不承认有别的现实，不承认有另外一种现实的地步。你至少应该是一个开放的心态，我们还 承认有这样的人在这样地生活。就好像面对历史，我不是“右派”，我也没被打到过劳改营里边，但我们会承认这是历史，有一部分中国人这样生活过。对历史应该 有一种开放性，我承认，我愿意去了解。对现实其实也需要有这样的心态，而不是很极端地把自己的现实变成整个国家唯一的现实，个人和他者之间没有任何关系。 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我们不认同、不相信有另外一种感受，另外一种生命经验，另外一种国家记忆？我觉得这是在工作中挺困扰我的一件事情。

　　不，是现实！

　　徐：你看到的现实是什么？

　　贾：总有一个巨大的时代表层的印象，它会限制我们。比如说这几年，从国际社会，到中国人自己，最大的意识就是中国经济发展很快，富起来了，富是 中国当下的一个关键词。但是我觉得实际上贫穷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并且贫穷又给中国社会带来特别多其他的问题。比如说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后，刹那间的经济 大潮到来的时候，实用主义为什么马上占领了全社会，这就跟贫穷有关系。人的很多行为、处理人际关系的方法，金钱为什么变成整个社会的调节剂，这些都跟贫穷 有关系，绝不单单是意识形态的问题。

　　如果总结中国这几年的关键词的话，贫穷会被开除掉。但事实上是这样吗？我到三峡地区，许多家庭让人触目惊心，那真的是家徒四壁啊。生命很随意、 很简单地安置在一个地方，你就自己在那儿长就行了，生老病死。更广泛地说，贫富分化的问题，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差异，城市和乡村的差异，发达地区的城市 和落后地区的乡村，或者落后地区的城市和落后地区的乡村，差距实际上是拉大的。困扰这个国家的，贫穷仍然是一个大问题。有可能国家的能力提高了，但是个人 的生活不一定有改善。个人生活得不到改善的时候，由贫穷产生的文化心态，还会伴随着所有的社会行为和意识。就好像命名一个个人一样，说贾樟柯的电影是边缘 的，什么的，现在就命名我们这个国家是一个巨大的经济体，经济怎么样迅速地跨越，而遮蔽掉了另外的事实。

　　什么时候贫穷才能够再回到我们的视野成为一个关键词呢？认识到这件事并不难，但一说中国的情况，包括艺术，就把这个问题放在一边，我们的文化心理真是很奇怪。

徐：有没有这样一种心态，承认这个问题存在，也认为应该努力解决，但是不认为应该在表达的领域去处理它？包括任何表达。电影是一种表达手段，文学也 是，甚至日常的话语，尤其是在国际上的表述。我总觉得，很多人不是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只是认为电影不该拍这个问题，或者说大部分电影不该拍这个问题。

　　贾：会有这种潜在的心理。事实上，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信任问题。当我们身为这个国家的一分子，比如贾樟柯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山西人、一个汾阳 人，表达我所熟悉的生存环境带给我的表达愿望的时候，人们对你的表达本身有一种怀疑，不认为你是一种纯粹情感上的表达。因为事实上到了后来，比如说《小 武》给我带来很大的成功，让我变成了一个职业导演，让我可以持续地拍电影，相应的荣誉，所有的东西都来了。那么，这个时候，人们会怀疑你曾经的东西。

　　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小武》、《三峡好人》会在国外受到欢迎，于是一个标签来了：因为这些东西取悦了外国人。实际上我们需要了解一点，当一个文 化面对另一个文化的时候，看到这样的电影，看到那个文化有能力面对自身的问题和苦难，有迅速的反映和准确的表达，人们会对那个文化和文化中的人肃然起敬。 不是说“真好，中国人这么穷，啊，我们多幸福”，绝对不是这样的。这里面也有文化信心的问题，因为没有足够强大的文化自信，才会有内部的不信任。

　　徐：除了贫穷，是不是还能看到单调？或者套用那句著名的“富饶的贫困”，我们看到了“丰富的贫瘠”。我们总说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得到了极大丰 富，但恰恰是在许多县城和乡村，生活逐渐好起来的同时，既享受不到当代文化产品，连传统的精神生活也被破坏殆尽，难以恢复和延续。甚至有这样的新闻：一个 闭塞的村子里面去了一个“文艺表演团”，全村人，包括老人带着几岁的小孩兴致勃勃地看演员跳脱衣舞。所谓的农村电影放映工程，号称让一个村一个月看上一场 电影，每年中央财政投入数亿元，但却不时爆出猫儿腻。你怎么看这些问题？

　　贾：不要说农村，小城市、县城基本上也是没什么银幕的。弄一些放映队去，就像一把沙子扔到水里边，见都见不到在哪儿。放映的猫儿腻当然会存在， 但这还不是根本的问题。农村文化生活之单调、枯燥、枯竭，那是很触目惊心的。除了电视之外，能称得上文化生活就只有打麻将、赌博。农村的赌博其实是一个特 别严重的社会问题。赌博除了钱的刺激，还有聚众的快感。我在那样的环境里生活过，完全知道人们为什么喜欢赌博。兄弟十几个晚上怎么过啊，漫长的黑夜。老人 家八九点就上炕睡了，年轻人不可能的，满身精力你说干吗，就赌呗。大家聚在一起是一个精神活动，还不光是贪钱，所以说赌博最初来自极大的孤独感。在这样的 氛围里边，电影能发挥什么？首先有一个问题，电影怎么能够进入到他们的生活？

　　电影频道不能算一个途径。因为对年轻人来说，对聚众的兴趣远远大于观赏本身。村子里来了个马戏团或者人兽表演，他们马上过去了，不光是看，关键 是能聚在一起。电影的乐趣不但是分享这个作品，还有分享这个作品的方法是聚众。你发现没有，新发明的媒体都是分众的。比如说家庭影院，它是分众的，从一个 电影院里要坐500个人，变成了一家五口人看、四口人看。手机是分众的吧？电脑是分众的吧？所有这些新发明都是分众的，分众就带来了聚众活动的减少。

　　还有一个现象就是阅读的普遍减少。以前一个镇或者乡的中学，一定会固定订一些严肃期刊，比如《人民文学》、《当代》、《收获》，或者那会儿很流 行的《新华文摘》，我们上中学时都会读《新华文摘》，或者经济学、政论方面的。那个时候普遍地在乡镇还能流传一些严肃读物，在上中学的孩子中间，或者说中 学以上文化程度的干部、农民手里。我相信现在是没有了。阅读的减少，和上世纪90年代以来对严肃思考的排斥有关系。所以又回到之前的话题，我们因为贫穷变 成了一个非常实用主义的社会，在这个实用主义的社会里面，当严肃思考遭到挫折、被矮化之后，人们就不再要它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说，资源的抢夺，惨烈的社会问题，煤矿、黑砖窑，心态的扭曲，分配的不公，贪污，所有这些社会问题，除了过去意识形态的影响之外，穷是一个因素。

　　像农村文化生活的问题，想起来真是无从入手，怎么去做呢？不知道怎么办，那么多的人口，那么有限的资源。起码从目前看，电影很难对农村文化生活的凋敝有比较直接的改善。

　　徐：真实地来表现这种状态，是不是一个入手点？

　　贾：这是我唯一能做到的。其实意识到这个问题，我觉得是从《任逍遥》开始的，那时候看到中小城市年轻人精神世界的孤独感。给你举一件 事：2003年左右，我有一次从老家汾阳坐车到太原，4个人拼车，每人出40块钱。我旁边坐了两个年轻人，20出头甚至都不到。两个人有一点儿认识，但不 是很熟。其中一个就问另一个，你干吗去？那个说准备到浙江进服装。这个又问，你一年能赚多少钱？那个犹豫了一下，说一年挣30万。你知道这个说什么？“那 你怎么够活？！”

　　这个对话很有趣。实际上是两个人之间的幻觉，在那里较劲。它来自一种生活概念，因为贫富分化扩大了，同样在一个村子里面，开矿的一年挣两三千万 的都有，所以在他们的生活圈子中出现了极高收入的人群，可能通过各种关系占有了资源，暴富起来。这就给这些年轻人带来压力，压力有时候变成数字上的幻觉， 因为小孩爱面子嘛。

　　徐：有没有可能是真的呢？

　　贾：不可能，我太了解了，不可能是真的。这样的场景让我非常迷惑，甚至恍惚。你能发现他们内心里，现实生存和心理需要交织在一起那种焦灼状态，我相信这一定是一个非常焦灼的少年。

　　工业？商业？文化！

　　徐：我有时候会疑惑，大家说到贾樟柯，究竟是在说他的电影本身呢，还是在说一种文化姿态或者态度？这个问题往往不是很清晰。

　　贾：准确说我就是一个文化角色。人们希望看到文化里有不同的角色，你的电影文本反而不重要了。这些年我们面对艺术的时候，对文本本身提供的信 息，忽略是相当严重的，文本所释放出的文化信息不被重视，简单划分的立场、位置反而变得很重要。甚至在娱乐化的氛围里，生产文本的过程中出现的八卦变得重 要了。有一段时间我很失望，制作一部电影长达一年的时间，最后其实是为过剩的媒体提供了一个制造花边新闻的产品。因为没有这个产品，人们可能不会谈到非职 业演员，不会谈到很多东西；而有了这个产品，就会谈到得不得奖，卖不卖钱，在法国卖了多少座，中国能不能上片，是不是地下电影……作品成了提供这些东西 的，而文本本身受到忽略，这是一个很大的缺憾。

　　这种普遍的对电影美学和电影自身语言的忽视，等于是把电影变成了没有情趣的东西。人们往往把欣赏放在一边，使电影单纯就为了提供立场。比如说这是民间立场，那是什么什么立场，这样看电影变得挺可惜的。

　　中国观众或者说读者，以及整个文化，过去非常习惯站在集体话语的角度面对文本，而那些文本所提供的也是集体话语在谈论的东西，它们互相有一种咬 合，一种对应。到了上世纪90年代以后，创作逐渐转变到个人色彩很浓的状态，包括电影，个人经验变得很重要，个人所选择的美学方法，个人所选择的话语，不 可能像以前那个时代那样集中。然而，创作改变之后，整个文化的惯性导致它与创作文本咬合不上。对观众而言，很难在短时间内适应如此不同的文本，最简单的反 应就是“他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以前的电影知道在说什么，比如血总是热的，改革是双刃剑，黄土地那是民族的根，红高粱是生命的自由奔放……当主体创作呈现 极端个性化的时候，当找不到直接对应关系的时候，当文化提供千差万别的个人感受和个人观察的时候，就出现了“看不懂”。这个看不懂并不是指故事，故事都看 懂了，实际上是没有找到一个熟悉的解释框架。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整个文化要慢慢适应个人主义，而不是盲从，要慢慢学会面对个体的真实反应。

　　徐：承担这样的文化角色，对你个人而言未必是坏事。客观地说，这几年你的处境越来越好。可能被符号化以后，作为一个标志性人物，你也就变得不能被忽视了。官方主流话语同样不能忽视贾樟柯，尽管骨子里不一定喜欢。这大概是一种有些吊诡的改善。

　　贾：是有这个情况。比如我发表自己见解的空间要大多了，从这方面说的确有极大的改善。但问题在于，这从另外一个方面可能又限制了我的电影和观念所传达出来的真实的话语，因为这个话语会被符号所遮蔽。

　　比如说我一直强调电影的文化作用，电影可以是传达思想成果的很重要的媒介。但因为被符号化了，公众会有一种认识惯性，这是在那样一种处境里面的 人所发出的声音，所以会觉得是因为他的电影不卖座，所以他才不得不坚持这样的文化观点。但是当我谈这个问题的时候，根本和我个人处境是没关系的。又比如， 实际上我对主流电影工业非常关心，也非常认同，我并不是反工业，也不是反大成本、大制作。在咱们上次对谈中，我反对的并不是电影工业，而是有一种电影的操 作和电影传达的意识形态，诸如对权力的认同和操作过程中和权力的结合，这个东西破坏了大的社会原则。但是普遍的，即使是读过那篇文章的人也会说，你是反大 片的，你是反工业的，你是不认同商业电影的。这个就很粗放了，就等于是说，你贾樟柯就应该是这样子，你具体谈了什么不管。因为话语符号化、标签化、类型化 了，你丰富的话语里面传达的准确信息其实收不到，他完全用主观改造了这个话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这个，一说贾樟柯就是大片的对立者。我不是一个对立者，我 跟大片不对立啊。

徐：那么，我很想听你点评一下这两年的大片。

　　贾：《集结号》和《投名状》，我们去了两个电影院都买不到票，人太多，就没看。《集结号》是后来在飞机上看的。《赤壁》只看了片花。

　　《色，戒》是在电影院看的。从同行的角度来说，这部电影有一个遗憾，我觉得没有拍出我想象中的气氛。我对《色，戒》是有期待的，这与我对民国的 兴趣有关系。1949年之后我们和民国彻底告别，变成了新中国，但台湾有遗存下来的脉络，对民国我相信他们比我们更了解。我以为电影里应该有一种熟悉的陌 生感，结果看完我非常熟悉，却不陌生。

　　我想说的是，李安，可能也包括吴宇森面临这样一个问题，从好莱坞制作团队回到中国制作团队以后，电影的制作质量下降了。比如说在《色，戒》里 面，场面调度和控制不是很好，包括出现上海的街道，你感觉那个场面调度很粗心，没有节奏感和层次，像是电视剧里面，街上随便放人走就完了。从导演业务来 说，这方面有一点失控，外景气氛不理想，这其实和副导演有很大的关系，他应该帮助导演进行场面调度。还有演员，说句玩笑话，常看上影的电影，那里面走来走 去的人会发现都很面熟。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制作这样的电影，你是不是应该用另外一个渠道来寻找那些面孔。现在电影里的这些面孔没有“古相”，有些一看就 是吃麦当劳长大的，那样身体和长相绝对是不一样的，你能看出来。梁朝伟再像民国人，周围的不像有什么用。

　　从这个角度来说，你能看到好莱坞和内地电影工业的差距。同一个导演，甚至摄影师都从好莱坞请来的，但副导演、制片、当地的群众演员、服装、美 术，所有的结合到一起，呈现电影工业能力的时候，这些在好莱坞拍得很好的导演，制作水平明显降低。并不是说这些作品不优秀，而是整个工业的确有很大的差 距。

　　徐：说到改变整个中国电影工业基础薄弱的现状，很多人给出的路径就是多拍这样的大制作和中等成本的商业电影。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贾：我更看重电影工业中的人才。商业电影需要一个本，就是人才。现在大片的导演，除了内地两三个以外，都来自港台，陈可辛在做，吴宇森在做，李 安在做，徐克在做，武术指导和美术指导更是这样。大片实际上形成了华人地区优秀电影人才的一个集合。但是内地的创作人员，甚至整个两岸三地更年轻的创作人 员，他们的成长机制在哪里，我还没有看到。

　　比如说好莱坞，它有两个固定输送人才的渠道。一个是欧洲，崭露头角的艺术电影导演会被吸纳，优秀的工作人员也会被吸纳，特别是伦敦，基本上是好 莱坞的脑袋，很多电影是在伦敦策划，然后拿到好莱坞去制作。另一个就是纽约，独立制片的基地。像这样好的电影文化才能长出人才。所以我们要建立中国的电影 工业的话，就要建立我们的电影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艺术电影和商业电影并不矛盾。

　　实际上，我所了解到的优秀的商业电影，在策划过程中都是把情感的表达和艺术放到里面，然后再用更大众化的手法来讲述这种情感和哲学。比如《教父》，比如《魔戒》，比如《星球大战》，这些电影里，导演的出发点都有着很强的感情和哲学层面的思考。

　　不同的人选择不同的电影表述方法，有的人喜欢作者类型的，喜欢实验类型的，有的人喜欢更工业化的。但工业要消费的并不是工业本身，而是情感和哲 学。举个例子，为什么中国的科幻电影和动画片一直发展不起来，大家都归结到想象力缺乏上。但其实想象力只是其中很小一部分，最主要是哲学能力。

　　从这个角度来考察香港电影，你要知道，香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有多少影迷，有多少欧洲电影爱好者俱乐部，有多少人在拍超八(8毫米小摄影机)。 曾经有人给我讲过，香港一个挺有名的武术指导，他会去艺术中心看戈达尔的电影。另一个制片跟我聊，杨紫琼特别爱看大卫·林奇的电影。王晶去年说，他最近看 的最好的电影是索科洛夫的《俄罗斯方舟》，就是那部著名的一个镜头拍完的电影。所以说，不管你从事什么样类型电影的创作，背后都是整个电影文化。

　　艺术院线为什么搞不起来？

　　徐：有人讨论艺术院线的问题，认为中国目前的条件还远不成熟。

　　贾：艺术院线为什么搞不起来？不是没有观众，而是因为没有片源。这样的电影院365天在放，就连法国本土的艺术电影产量也不足以支撑他们的艺术 院线。但他们可以自由地进口，全世界不管哪个地区的电影，只要是在艺术上有建树的，第一时间就买回来。而中国的电影进口是被严格控制的。真的诚心要给中国 人建一个艺术院线的话，就得政府把电影进口这个门打开。

　　徐：我有一种感觉，中国电影和严肃的当代思考之间越来越脱节，显得处理当代生活的能力极差，而电影本该是一门特别当代的艺术。

　　贾：这和电影导演的群体性能力有关。客观地说，整个中国电影能够提供给社会的思想成果并不多，这是一个事实。但是并不能因为这种不多，而取消这 个方向的努力。我上学的时候谢飞老师有一句话对我震动很大，他说，同学们要多想事情多读书啊，其实咱们整体中国电影的水平，只相当于地摊文学。我想这是从 文化能力上来说的。

德国之声: 经济危机下的中国百姓积怨已深

经济危机下的中国百姓积怨已深

Großansicht des Bildes mit der Bildunterschrift: 翁安骚乱

58岁的北京人张洪斌（音译）愤怒的在北京市政府门前高喊:“还我们的血汗钱！”上周三，北京上千名拆迁户聚集在市政府门前讨要拆迁费。张洪斌老人告诉德国福音新教通讯社记者，七年来，他们一直试图通过法律途径索要赔偿，但事实证明一切都是徒劳的。

几小时后市政府门前又恢复了平静，这样的抗议活动在中国的首都北京却经常容易暴发。德国福音新教通讯社记者在报道中写道，“1989年天安门事件以后，中国领导人把发生的社会骚乱当成民众在政治上的挑衅。经济危机的困难时期，整个中国正处于社会骚乱的又一高峰期。”

不仅是被剥削的房屋拆迁户和农民土地拥有者，产生暴乱的原因还有被不合理工资待遇剥削的工人。新近增加的抗议者中还出现了出租车司机、地产业主以及低迷股市中失望至极的股票持有者。这种对社会不满的情绪甚至已经波及到中国的中产阶层。

据福音社的报道中描述，上周二发生在甘肃陇南市因城市拆迁引发的暴力导致了1万市民手持斧子和铁棒穿过市中心游街示威。群众们担心搬迁后他们面临的住房、土地和今后的生活问题。可几周来，当地政府官员对人民的诉求置之不理。

对于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引发的各种社会不安定问题，中国公安部部长孟建柱在陇南市发生骚乱后即刻表示：“各地干警要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给中国社会带来的不稳定因素。”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认为：“持高不下的失业人群是社会不安定因素的隐患。”

现在北京有充分的理由为社会局势感到不安。原来 生产玩具工厂密集的广东省现在也出现了社会动荡。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当地原有玩具工厂的一半被关闭，三分之一鞋厂也因为经济原因被迫搬迁。”到明年初 那里将有270万人失业。据美国中文媒体报道，三家中国国家银行预计要在明年解雇约1万名员工。

在社会学家余佳荣进行的一项社会骚乱调查报告中显示，恶化的社会骚乱会加快、加速扩大警察与平民间的流血冲突。其间网民再通过照片、视频等手段让原来的局部骚乱继续扩大。专家警告：“如果类似的骚乱问题不被认真解决，国家会为此付出更大代价。”

北京抗议老人张洪斌知道，在和平示威下抗议者们 被压抑的愤怒只是被暂时搁置。七年来，张洪斌每天到北京上访办投诉。在上访办门前他也因此结识了许多和他有相同经历的同伴，为了能得到有关部门的合理对 待，他们失去的不仅是物质的东西，还包括一个健康的身体和温暖的家。隐藏在抗议者痛苦背后的愤怒在一点点积蓄。

编译：严严

堵不如疏：工潮此起彼伏，对话成为主流

堵不如疏：工潮此起彼伏，对话成为主流
DWNEWS.COM-- 2008年11月26日3:57:45(京港台时间) --多维新闻网



太阳报／自从重庆的士司机罢驶之后，这股风潮迅速蔓延全国，海南三亚、广东汕头、广州、云南大理、湖南邵阳等地，亦先后爆发类似工潮，抗议当局打击黑车不力、管理费用畸高，形成中国特色的街头抗争。

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在今次工潮中，当局一反常态，并没有採取过去高压的硬办法，而是以对话的软方式，派出官员与司机代表对话，并且对司机的要求妥协。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甚至亲自参与对话，并将对话场面进行现场直播，而海南三亚的交通管理局局长甚至被免职。

考虑到明年是六四事件二十周年，以及当前日益严厉的问责制，使地方诸侯投鼠忌器，不敢将矛盾扩大。这是各地以对话代替镇压的主要原因，不过亦显示出当局处理问题手法上的进步，起码展现出愿意倾听民意的姿态，这与过去一味将工潮定性为「敌对势力破坏」有很大的区别。

其实，类似的事件，地方当局与民争利是最主要的原因。众所周知，内地的行业中，上缴公司承包费用以及政府所收的行业管理费用，往往佔到的士司机收入的六成以上，有关方面不管营运情况，费用照收不误。

堵不如疏协商解决

内地的士司机因此自称为当代的「骆驼祥子」。一些地方政府片面强调经济发展，忽略了应有的服务职能。修路要过路费，建校要集资费，拆迁要劳务费，对治下百姓敲骨吸髓，刮地三尺，所作所为有的甚至比黑帮有过之而无不及。

过去，老百姓为了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将聚众闹事当作破釜沉舟的最后抗争，而政府也会将其当作是对自己政绩的挑战，往往用强硬的手段来压制，甚至用枪打出头鸟的方式对待那些运动的组织者。这种对立的方式，最终均以悲剧收场，对中国的民主发展亦产生极大的危害。

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次的士司机罢驶事件，以及政府的处理方法，可以说是一个转捩点。它表明街头民主在中国也可以是一种民意表达的渠道，同样可以通过对话和协商的形式得到和平解决。

其实，在当前社会环境下，政府面对群体性事件，堵不如疏，在民主与法治的轨道上，可以以对话协商的方式解决激烈对抗。目前中国很多问题不是不能解决，很多 矛盾也不是已经到了尖锐对立的程度，大部分问题仅仅因为社会不满情绪无法宣洩，讯息暧昧不清，官民无法对话，才导致事件激化。

随尠中国社会多元化进程的加快，利益分野必然更加细化，出现的社会矛盾与抗争必然更加激烈，当局如何发展和规划街头民主，使其成为一种民意表达的机制，同时又在不使社会失序情况下，成为民怨宣洩的途径，将考验当局的执政智慧。

医药代表谈「商贿」，金钱美色无往不利

医药代表谈「商贿」，金钱美色无往不利
DWNEWS.COM-- 2008年11月26日2:6:12(京港台时间) --多维新闻网



大公报记者陈旻／今年34岁的李岚风姿绰约，做医药代表已经10年的她在这一行业显得游刃有馀。看到网上关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联合发布 《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中明确表明医药购销中医生拿回扣被定性为商业贿赂犯罪的消息并没有令她顿生「黑云压城」或「大难来 临」的感觉，她对大公报记者不以为然地说「走著瞧」。

的确，李岚用不著恐慌。在内地一次又一次的「反商业贿赂风暴」中，靠商业行贿生存的医药代表们都安然无恙。李岚说，原先医生收取药品回扣还半遮半掩，现在已经非常坦然。甚至很多医生已经把药品回扣视为正常收入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李岚直截了当地说，「一个药」从医院的院长到普通的医生「没有一个地方不拔毛的」。她说，卫生局的官员、医院的专家频频出国「考察」，不断以「学术会议」 名义在内地旅游景点游山玩水，「还不都是药商出的钱」。吃饭、送礼品、娱乐简直就是「家常便饭」，医生们「都已经习惯了」。

据悉，一个药进入医院需要「过关斩将」，但最终药的销量是依靠临床医生开方。而开一盒药给医生回扣的行情至少是零售价的10%至15%，如果少于这个比 例，此药就卖不动，多于这个比例此药就会卖得非常快。李岚说，为了提高业绩，她往往会将心脑血管药给医生的回扣是25%、抗生素给医生的回扣则是30%至 35%，肿瘤药的回扣更高。她说，自己做医药代表10年，就没有送不出去的回扣。

医生月收回扣逾万

在专业领域内对医药代表的定义是受过医、药学专门教育，具有一定临床理论知识及实际经验的医药专业人员。事实上，担任医药代表没有任何门槛，「什麽人都行」，年轻美貌的女性往往业绩会出奇的好。

南京一家三级医院裡曾爆出一桩「奇事」。一名离异且年逾半百的神经内科主任突然被查出身患胰腺癌晚期，同事们还沉浸在震惊与惋惜之中，一个小他近20岁的 女性医药代表声称是他多年的情人，要求立即与他结婚，试图独享其遗产。在遭到拒绝后，便拿出该主任历年来从她手中获取的药品回扣记录，四处散发。

而一名女性药代表披露，南京一家三级医院的医生在外滴咕「怎麽这个月的开单费还没结算给我？」，这名药代表轻蔑的称，「我都与他融为一体了，谁跟谁算还不知道呢。」

张羽是南京一家医院的胸外科医生，从事临床医疗已经有23年。说起医生拿药品回扣属于商业贿赂犯罪，他也「没有什麽感觉」。他说，「药代表敢给我就敢拿」，「干嘛不收？我跟钱有仇啊？」他认为，「法律不允许的事情多呢，大家还不是照干」。

据了解，内地三级医院的门诊医生一个月的药品回扣少则有四、五千元人民币，多则有一万元以上。

千人争聘殡仪馆四职位，大学生与农民工争饭碗

千人争聘殡仪馆四职位，大学生与农民工争饭碗
DWNEWS.COM-- 2008年11月24日5:48:49(京港台时间) --多维新闻网

东方日报/内地就业市场遭遇寒冬，大学就业风光不再，部分毕业生不但降低求职意向，甚至在就业寒冬中与农民工争饭碗，不问薪金多少、不问福利高低，只为揾到一份工。而备受毕业生青睐的四大银行大幅缩减招聘人数，且刻意低调避谈薪金和招聘计划。

四大银行专场招聘会前天在广州市开幕，共吸引万二毕业生进场。据悉，四大银行今年估计提供一千二百个职位，较去年锐减六百个。广州的媒体发现四大银行刻意避谈应聘者最关心的职位薪酬、招聘人数等资料。

殡仪馆招聘千人争四职

同日上午，广州市人力资源市场也举办○九年高校毕业生大型招聘会，现场人声沸腾。最令人意外的是，除大批毕业生外，还夹杂部分农民工进场争饭碗。其中一名刚失业的陈姓男子称，自己明知道此场招聘会的对象是应届毕业生，但无奈生活所逼，还是鼓起勇气来碰运气。

毕业生为热门职位你争我夺无可厚非，今年却连殡仪馆等冷门单位也出现争崩头的局面。四川成都市一间殡仪馆今年招聘四个职位，结果吸引逾千人报名，当中不乏大学毕业生。其中学医的女大学生张庆平，成功获聘为遗体化妆师后大呼幸运。

此外，国际金融海啸导致内地爆发“海归潮”，不少在欧美求学的华人学子纷纷回国“掘金”。中国驻美使馆最近签批的海归回国文件激增，国家育部则预期海归人数将超过五万人

德士装卡拉OK 生意火爆

德士装卡拉OK　生意火爆

（2008-11-24）

（长春讯）吉林长春一名德士司机在车内安装卡拉OK后，生意好的不得了，有客人甚至要求绕行远路，以便能多唱些歌。

　　据《现代快报》报道，驾驶德士已有九年的德士司机范晓明，上个月花了6000多元人民币，在自己的德士上装设了全套的卡拉OK音响，还有液晶银幕及迪斯可舞厅的灯光效果。

　　范晓明说，自从他的车改装后，收入有所增加，并且有了固定的顾客群体。许多客人搭过他的车子后都向他索取电话，以便下次还要再坐他的车。

　　他说，他从小就喜欢唱歌，但由于每天大多数时间都在开车，几乎没有时间去KTV唱歌，因此在上月初想到要在车上装设卡拉OK音响。为寻求资金，他联系上长春人民广播电台主持人天雷。他帮范晓明联系了一家KTV赞助，给他提供了资金购买设备。

　　范晓明说，乘客唱歌不会使他分神，反而因为他的德士在加装卡拉OK后受到更多的关注，他开车更小心了。他表示自己不会在开车时唱歌，只会在午饭后跟其他同业司机唱上几首，放松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