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2月24日星期三

邓晓芒:对知青50周年的历史与哲学反思

邓晓芒:对知青50周年的历史与哲学反思

2014-12-04 22:21:31

前不久,当代著名哲学家、华中科技大学哲学教授邓晓芒出席纪念长沙知青下放江永县50周年论坛,并作一场从历史与哲学角度来看待知青的演讲。作为当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知青,邓晓芒教授谈到,我们每个人都有资格进行一种人生哲学的回顾和反思。我们的生命已经过去了一大半,我们的朋友中有的已经提前离开了我们,他们所面对的死亡不久也会降临到我们的头上,我们对自己的这一生究竟如何评价?在面对死神或上帝的时候,我们能够问心无愧吗?我们绝大部分都不是什么"成功人士",而是一般的普通老百姓,但我们的结局都是一样的,在死亡面前,我们都有一个平等的灵魂。以下为演讲全文:

今年是我们江永知青1964年大批下放的50周年,在此前后也有部分知青下放江永,也和大家一起记念这个日子,一起来反思这场中国历史上、也是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上山下乡运动。就我们个人来说,这也是我们人生旅途中最重要的一站,我们在这里转向了一个我们从来没有预料到的充满坎坷的道路,决定了我们一生的命运、世界观和价值观。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所启动的是我们一生中最重要的反思,它关系到我们对自己一生的评价。在50年后的今天,与当时相关的诸多恩怨都已经淡化,我们才有条件来对这场运动做一番远距离的冷静的审视,这种审视也才能有可能是客观的、贴近真相的。


渔业连受训的知青

(一)

首先我们要进行一种历史的反思。刚才讲了,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上山下乡运动,为什么史无前例?是由于当时的领导人的突发奇想,更是因为当时的政府是一个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全能政府"。现在一般认为,60年代的大规模上山下乡主要原因是当时由于大跃进的失败,工业凋敝,经济崩溃,城市就业困难,为了社会的稳定,必须将大批待业青年和刚刚毕业的中学生赶到广阔的农村,让农业生产消化掉剩余劳动力。这些当然不算错,有大批文献和事实作依据,但是非常表面,还应该做进一步深入的思考。

第一个要考虑的问题是,在历史上,有哪一个政府解决失业和劳动力过剩的问题是采取这样一种方式的?古今中外,只此一家。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这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或者说,这本质上不是政府的问题,而是老百姓自己的问题。小民百姓从来都不是靠政府"安排工作",而是自谋生路,各显神通,鱼有鱼路,虾有虾路,而且一般说来,城里总比乡下的机会多。读书人呢,有科举的路,科举不第,也还可以当幕僚、教私塾,帮人写对联、写信和写状纸,算命看相行医,做乡绅和"喊礼",也可以经商做生意。像"孔乙己"那样穷困潦倒的毕竟不多。

到了现代社会,城市发达,科学昌明,专业分工明确,开始有了"失业"问题。这或者是由于专业设置不当,或者是由于经济不景气,而当局解决这类问题,通常是通过调整专业培训和发展第三产业、减少税收、扶持中小企业的办法,或者是政府投资兴办公共工程的办法,却从来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政府是通过把有文化的剩余劳动力赶到农村去的办法,这相当于一个国家的自杀,断绝了未来发展的前途。

中国当时的情况,是刚从三年饥荒中走出来,百废待举,第三产业极端匮乏,人民生活极端不便,各行各业需要大批有文化的人才。那个时候在城里,人们的生活水平极端低下,工资极低,只求有口饭吃。有的家庭靠母亲在街道工厂糊个纸盒什么的,就能够供家里几个孩子念书,虽然非常困难,也能勉强度日。文革后期赶人下乡的口号是:"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但我从来没有看见谁在城里吃闲饭,只要赖在城里,总能找到工作。

所以我认为,当年中国城市并不存在真正的劳动力过剩和失业的问题,相反,只要放开让大家去各自谋生,只会有劳动力不足、特别是有文化的劳动力不足的问题。然而,为什么的确又有大批中学毕业生无法安排工作呢?这是由两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方面是政府不愿意放开让百姓自谋生路,而要把就业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保证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压制街道工厂和市场的自然发展。60年代的街办工厂和小集体单位自负赢亏,搞物质刺激,被视为如同农村的"三自一包"那样的非社会主义企业,是绝对不容许其坐大的。这就使得街道企业和小集体吸收劳动力的容量大大受限。

另一方面,由于要贯彻"阶级路线",那些家庭"有问题"的学生的确面临如何处置的问题,必须把一部分学生打入"另册",以制造"阶级矛盾",巩固和加强红色政权的合法性。这两方面都是极左意识形态的实践效应。文革后期,特别是1968年以后,这一套办法也成为解决红卫兵造反派这些社会不安定因素的现成手段。

再加上,政府通过户口制度,对百姓、特别是有文化的人掌握着绝对的人身控制权,因而能够对成百万的知识青年任意驱使,能够轻而易举地干成这件在任何一个现代社会中都几乎不可能的事情,这是对极左意识形态控制整个社会、为所欲为的制度上的保证。

第二个要考虑的问题是,我们这些极左意识形态的受害者,为什么在当时对这种不合常理的倒行逆施不但没有清醒的意识,反而有很大一部分人真心拥护,自觉自愿地以极大的热情把自己的青春投入这一"划时代的""伟大事业",还觉得自己特别光荣、特别真诚?即使是那些对于上山下乡抱有反感、恐惧、无奈和痛恨的知青,也觉得自己没有正当的理由来抵制这种强加于自己的命运,反倒觉得自己有种想当"逃兵"的不光彩?这就涉及到我们从小所受到的那种格式化的教育和洗脑,是必须彻底反思的。

近年来,已经有不少人反思了49年以来我们所经历过的那种极左的意识形态,有的追溯到苏联模式,所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有的追溯到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还有的追溯到了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所有这些当然都是必须清理的,但是我还没有看到一个人把这种极左思潮追溯到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历史的惯性。

我历来认为,中国革命的实质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一次农民起义,而农民意识里面浸透着的是皇权意识。中国几千年来都是农民国家,这是中国皇权专制体制的深厚的基础。每个农民出自本能地想当皇帝,或者是梦想着有一个好皇帝从上面赐给他阳光和雨露。毛泽东作为农民革命的领袖,首先就牢牢抓住了最底层的农民、特别是农村的流氓无产者的心,以中国贫苦农民的代言人的身份出现,并且很自然地与现代世界的民主运动大潮混为一谈。但国际上的民主思潮讲的是自由和平等,而东方包括苏联和中国等国家的民粹主义则极容易从大众崇拜转为个人崇拜和英雄崇拜。因为农民讲平等,不过是要由一个他们所佩服的、为他们说话的领袖带领他们"闹翻身",把他们上面的人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夺过鞭子揍敌人"。整个过程都需要仇恨,没有任何调和的余地,这就是"革命"这个概念的真正含义。

但传统的皇权专制一旦坐稳了天下,通常都要从这种农民革命的仇恨激励转向社会和谐,所谓"马上得天下"却不能"马上治天下",必须将儒家伦理的"忠恕之道"重新抬出来,对老百姓施"仁政"。而中国革命胜利后,为什么几十年一直沿用着"马上治天下"的思路来进行意识形态灌输呢?这是因为时代不同了,当今的"天下"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国",而是"世界"。在世界没有统一以前,毛始终只能是"王",甚至只能是"山大王",而不能称"霸"。为了继续"反霸权"或者说"争霸",还只能以"马上得天下"来治国。所谓"输出革命"不过是毛的"合纵连横"争当国际霸主(世界革命领袖)的策略。

因此,我们从小所受的教育中,有几个因素是最关键的。一个是"革命",革命有天经地义的合理性,从小就要干革命,革命人永远是年轻,人生的意义就在于献身于革命事业。其次是仇恨,就是"阶级仇,民族恨",因为革命必须有革命的对象,"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凡是"苦大仇深"的就是革命的依靠对象。第三就是大众崇拜、底层崇拜,或者"劳工神圣"。我们吃着农民种出的粮食,穿着工人生产出的衣服,不为他们服务、不和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就是"对不起衣食父母",就是"忘本"。

所以,上山下乡的意义,一个在于这是一桩"革命事业",是为世界革命作贡献的壮举,是反修防修、抵制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的有效的措施;再一个就是"返本",回到工农群众中去,成为他们中的一员。"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就是看他是不是和工农大众结合在一块。"这些话语在我们当时看来,占据着天经地义的道德至高点。其实这是一种典型的民粹主义教育,它决不能通往现代民主,而只能通往大众崇拜和个人崇拜(两极相通)。我们最崇拜的是那个站在天安门上喊"人民万岁"的人。

所以,上山下乡是在一个由底层农民革命夺取政权之后,由于"革命尚未成功"而始终保持底层那种"泥腿子"的革命精神,蔑视精神文明和文化教养的特殊时代,所诞生出来的一个极左意识形态的畸形怪胎。它的那些打着道德旗号的宣传口号由于符合中国传统底层文化的"正义"性和仇恨心理,特别是符合《水浒传》中的那种痞子文化传统,而具有极大的欺骗作用。

(二)

因此,我们今天来反思上山下乡,有一个最好的历史条件,就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历史已经为这种民粹主义实践作了定论,证明了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这场巨大的社会实验是一场"浩劫"(不仅仅是文革),而与此相应的意识形态教育则是一种利用传统文化惯性所进行的系统的洗脑和欺骗。

作为个人来说,我特别不能同意对待上山下乡的这样两种偏向。一种是把上山下乡仅仅看作我们知青的"受迫害",因而停留在对上山下乡政策的单纯控诉和诉苦的态度上,这种态度并没有超出我们所受的传统教育,也是经不起传统意识形态的反驳的。农村出身的作家刘震云曾经质问:你们知青下乡是"受迫害",那广大农民世代在乡下生活又算什么呢?你们可以回城、算工龄,农民又能回到哪里去呢?对于这样的质疑,我们将无言以对。

我们的确由于贯彻"阶级路线"而受到了迫害,但我们所受的迫害并不在于吃了多少苦头,而在于我们完全是被愚弄被强制地驱赶到了一个远离城市和文化中心的地方,让我们正在继续的学业受到中断和荒废,这是对个人人权的粗暴践踏。当然,在早年知青回城潮时,用"反迫害"作为旗帜是可以的,但在今天,我们应该有更深层次的反思,这不单纯是一个知青群体的问题,而是整个中国都还停留在中世纪,不知人权为何物。

另一种倾向则是把上山下乡尽量美化,觉得那是我们青春时代的一种美好回忆,甚至渴望回到那种没有心计、互相坦诚、天真纯洁的时光,那是我们的"激情燃烧的年代"。于是在我们这个年纪上,一些人有一种强烈的怀旧情绪,并且将这种情绪毫无反思地表现出来,甚至到舞台上去公演,唱红歌,跳红卫兵舞,都成了炫耀我们那个时代青春激情的一种公开的方式。我简直觉得这是一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行为。

我不否认,每个人的青春都有它值得纪念的地方;然而,并不是每个人的青春都值得历史记住。或者说,人的青春只有附着于历史的反思之下才是有意义的。如果我们能够反思我们当年"由自己所招致的不成熟状态"(康德语),我们的回忆就具有人类经验的价值。否则我们就只好自己私下里纪念一番,自我陶醉于几个朋友的回忆中,而不足为外人道。而在我们身后,这些美好的回忆都将烟消云散,不留痕迹。我们等于不曾活过。

所以,只有经过这样的反思,我们所经历过的一切才会不仅仅对我们这一代人而言,而且对下一代和子孙后代而言,都具有历史意义。现在有些年轻人对我们这一代十分瞧不起,虽然也唱红歌,但远没有我们当年的虔诚,而是故意用摇滚的、调侃的态度在唱,他们与歌词的内容保持着一段历史的距离,表达着一种批判的态度。我们不要慨叹所谓的"代沟",这不过是历史的进步而已。这种看不惯只不过表明我们被遗留在历史的滩头,我们搁浅了。

也许有人会说,你老是说历史历史,历史和我有什么相干?但是这样说的人,我要反问一句:你的儿女和你有什么相干?你的孙子辈和你有什么相干?我们都是六、七十岁的人了,要给后代带个好样,要把我们一生的经验、我们做人的感悟和觉醒留给后代,不要让人指着后背说:你看,这就是被毁掉的一代。50年前的知青下放经历,足以让年轻一代人肃然起敬,只看我们自己如何对待。

十几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走出知青情结》,意思是让我们走出单纯的怀旧和自恋,放眼我们在中国当代历史中所处的境遇,反思人性从朦胧到觉醒的艰难历程,这样来为中国人的国民性提供某种深化的契机。只有这样,我们所受的苦才不会白受,我们青春的激情才不会虚掷,我们这一代人的痛苦经历才不会毫无痕迹地烟消云散,而会在中国当代启蒙思想史上留下重重的一笔。

(三)

最后,我想在这知青下乡50周年的纪念活动中,我们每个人都有资格进行一种人生哲学的回顾和反思。我们的生命已经过去了一大半,我们的朋友中有的已经提前离开了我们,他们所面对的死亡不久也会降临到我们的头上,我们对自己的这一生究竟如何评价?在面对死神或上帝的时候,我们能够问心无愧吗?我们绝大部分都不是什么"成功人士",而是一般的普通老百姓,但我们的结局都是一样的,在死亡面前,我们都有一个平等的灵魂。

我知道有的知青朋友们到了这个年龄,已经心灰意冷,再也不想事情,不想自寻烦恼。他们拥有了人生阅历这份精神财富,却不知道拿它有什么用。他们开始遗忘,消极地对待人生,相当于等死。但是,我还是希望每个经历过来的人都始终能够有一种积极的态度,抓住我们剩下不多的生命来充实自己、提升自己。我们好不容易到人世间来走了一遭,如果草率从事,匆匆忙忙,还没有来得及看清生活的真相,就撒手而去,那就太花不来了。

我体会人生越到后来,越有嚼头,当你有了丰富的人生阅历,你再回过头来看自己走过的道路,你会看得更透,你对自己就把握得更深。年轻时候我读哲学,一位朋友的父亲对我说,哲学是要到45岁以后才读的。虽然我并没有听他的劝告,但我觉得他说的也有一定道理,但是要反过来理解:哲学到了老年以后才会有切身的体会,才知道它的用处何在。

不论对哲学有没有兴趣,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哲学,只是他没有意识到而已。哪怕你信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那也是你的哲学。我们平时忙于生活,无暇顾及思考生活,但其实我们是有机会接触到哲学的。在我们的人生中,第一个接触哲学的机会是我们在乡下感到绝望,前途一片渺茫,时常百无聊赖的时候,那时我们常常想到的是怎么打发这些暗淡无光的日子。我本人就是在那个时候进入到哲学中来寻求光明的,一旦找到,就不离不弃地走到了今天。

第二个机会就是当前了。在我们这个年纪上,生活的重担已经逐渐卸下,我们的眼光更多地不是展望未来,而且回顾过去,我知道有许多朋友们会感到人生的破碎,一地鸡毛,不堪收拾。当然也有得意的,觉得自己混到今天有这样,也算是不错了。但毕竟现在有更多独处的时光,从50年前的那个日子开始,生活像一条红线一般把自己的记忆一直牵引到了今天。如何将这条红线理出个头绪来,而不至于变成一团乱麻,这就是哲学的功用。

幸好,哲学不是某个人的专利,而是人的本性。当你在孤独的时候,当你在感到自己不久于人世,需要进行一番思想清理的时候,你会知道,只有哲学能够帮你走出迷惑,将破碎的人生整合成一个完整的人生。你最后的这个完整的形象,就是你一生的形象。


(王千哉 编辑)



"这不单纯是一个知青群体的问题,而是整个中国都还停留在中世纪,不知人权为何物"

"上山下乡是在一个由底层农民革命夺取政权之后,由于"革命尚未成功"而始终保持底层那种"泥腿子"的革命精神,蔑视精神文明和文化教养的特殊时代,所诞生出来的一个极左意识形态的畸形怪胎。"

"农民讲平等,不过是要由一个他们所佩服的、为他们说话的领袖带领他们"闹翻身",把他们上面的人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夺过鞭子揍敌人"。整个过程都需要仇恨,没有任何调和的余地,这就是"革命"这个概念的真正含义。"

"每个农民出自本能地想当皇帝,或者是梦想着有一个好皇帝从上面赐给他阳光和雨露。"

中国还停留在中世纪,在思想意识上仍然是野蛮和不开化的——能在一切崛起和暴富的表象下看到这个事实的人,更需要勇气去面对它。

2014年12月22日星期一

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大麻烦暴露无遗

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大麻烦暴露无遗

2014-12-16 19:56:26

中国的全民投机,太清醒,往往赚不到钱,但当醒来的时候,已被搁在山岗上!几个月前,分析人士预测对了中国股市这次行情,但还是想不到领涨的金融类股票会如此疯狂。中国股市能起这波行情,不是民间资金的单打独斗,某种意义讲,是改革预期。


2015年中国经济增速可能放缓至7%

据BWCHINESE中文网文章称,中国金融机构遇到大麻烦,反成促发金融股发威理由,而国家要在2015年解决金融问题,也成了金融股暴涨的契机,这在逻辑上表面虽不可思议,但吻合中国股市政策操纵思路。技术上讲,A股市场中的金融股经长期调整,表像价格够低,可囤积资金够大,拉升股市点数够集中,彰显进入牛市色彩够浓烈。

一鼓作气冲击3,000点,金融券商板块拉动人气功不可没,但3,000点左右盘整后,如还是金融券商板块单打独斗,它就不是一场经济内在活力即将全面焕发的标识,倒像是一场人为精心设计的屠宰游戏。社会参与成本,只有在潮水退去,才能评判得失,而中国投资者的羊群效应,必然会有很多人为此牺牲。

当然,从赚钱策略来讲,手疾眼快的,目前当是择机参与这场游戏,与泡沫共舞。

"大而不能倒"正成为过去时

新一届中国领导人在2014年有效的控制了局面,并不意味着之前积聚的经济危机已有效的缓解,巨大的挑战是十分明显的。2015年,中国经济最大挑战是如何处置好金融问题,而不是纠结于GDP的速度。2015年任何GDP增速高估都是徒劳的,过去经济发展模式底盘松垮了。

鉴于政府强大的行政驱动力量,或许,市场对金融改革后金融机构资产良性化产生的乐观情绪可理解,但过分热烈的追捧金融资产,很可能是一种通过自我强化,来有意识的放大这种乐观情绪,而忽视了金融存在问题严重性。

没有经历对过去粗放经济的一次市场化的全面纠偏,出现大量企业破产倒闭后的产业大并购、大重组,经济活力很难转折性的焕发,因为,权贵经济和无效经济运行,占用了大量资源,优胜劣汰无法完成,金融机构也要为过去的操控失误不停的买单。

之前的是大部分过剩产能经历痛苦收缩和整合,最能挺的房地产也开始下坡了,房价下跌对金融机构来说,是非常沉重的一击。

在百业凋零情况下,金融业仍攫取超额利润,上市公司利润的一半被金融机构摘取,而其经营一直受政策庇护粗放无度,这显然是十分反常的。

地方债务、民间债务、房价下跌、企业破产倒闭会在2015年进入集中爆发阶段,很可能会把中国金融机构拖垮,同时,金融业改革会促使竞争加速,其本身利润空间会被大幅度挤出,其不良资产大量级增加的困扰也会日益明朗化。明年光是地方债,就有大约2.8万亿(1人民币约合0.1616美元)到期,而明年地方财政收入测算可能会减少1万多亿。

在政府财政入不敷出下,国家力量已无力维持金融机构危机无底线堆积,也正在切割划清责任,大而不倒正成过去,至少中小金融机构要倒一批了,破产清算或接受购并。

中国债务与GDP之比接近或超过250%,似乎比之欧美基数不高,结构内涵上却差之千里,因为,可以不负责任的占用了大部分,正在耍无赖不还了,这是金融机构的定时炸弹。

或许,这是一个严峻的判断,2009年到2013年高达63万亿货币供应,可能已蒸发掉了很大部分。

中国经济危机后半部接力棒也正在递接到金融机构手中。这当然不简单的是金融机构本身的错,而是特定时期大跃进复合产物,但最终买单的还是全社会。

之前的天量货币供应,大部分流向了打造城市的房地产、国企垄断的基本建设项目、开发资源的重化产业上了,真正流入新型科技产业和农业、教育等领域较少。其中互联网等新兴产业等,大多是依附海外投资和民间投资做大做强的。

与之呼应的是,此期间是中国历史上贪腐最严重时期,相关官员财富跳跃式大幅增加,也是中国向海外投资和私人资金外流最集中的时期。

货币超发却钱荒的背后

虽然广义货币M2年增速从2009年的27.7%逐步降低到目前的12.6%,即便如此,在之前多年如此天量货币供应背景下,2014年社会竟出现了几次钱荒,民间高利贷之普遍和成本之高超出想象,至少说明了如下几个问题:

一是超额货币投放吹大的经济泡沫,以及半拉子工程项目,对后续货币供应要求强烈,巨量货币供应又导致包括房地产等大宗产品价格飙升,以及人工成本的突然大幅增加,货币供应托底总量相应变大;二是超额货币供应,已导致了经济和社会严重的内生性紊乱,引发的通货膨胀、产业结构失衡、民众消费能力稀释,以及不良贷款导致的金融机构资产质量快速下降,经济体外表看似强大,但内在系统很脆弱,中央政府任何一种紧缩货币举动,都会在社会上引发蝴蝶效应.

三是超额货币供应沉淀的情况严重。经济运行严重的非市场行为,导致无效项目占用大量资金,相当部分本金已无法收回。最近一份研究报告显示,自2009年中国刺激计划推出以来,中国"无效投资"达6.8万亿美元;四是融资成本高企,利息支出不堪重负。2014年中国债务利息支出,就占到了新增社会融资的50%多,基本是拆东墙补西墙的状况,金融融资成本高企下,企业赚的钱大多被利息给干掉了,还有相当部分企业不赚钱,但为了存活,只能是靠增加贷款度日.

五是相当部分货币供应成腐败支付来源,实际已经被贪没了,一些官员和不法商人贪腐侵吞掉的资产,相当部分并不是社会财富正常增加所得,是通过货币增加进行的一种转移性支付;六是政府财政收入和各种税外行政性收费快速增加,有很大提前通过增加货币供应来预支的特征,并不匹配对应社会财富的增加速度;七是大量所谓产业项目和基建项目,都有明显的绑架金融机构并套取贷款的特征,起初压根就不准备还的案例比比皆是。

金融机构在民众观念里,视同国家信誉,所以,金融问题的处置现在就显得非常棘手,它危及政权稳固,对此,最高层是清楚的,而就应对金融泡沫的局部可控性破灭,中国政府其实已着手大量准备工作,还在布局一盘大棋。

2014年以来,国际油价和大宗商品跌幅加大,美元开始逐步走强,国际资本在外流,人民币贬值压力凸显。同时,中国工业品出厂价格(PPI)已连续陷入通缩状态,居民消费价格(CPI)增幅也在一再缩小,甚至跌落到近5年的最低值。产能过剩,东西卖不出去,卖出去也要低价竞销,成本高企下,无法借新债还旧债,违约风险必大批来临。

从金融机构中银行类资产来看,今年三季度末,加权平均资本充足率达12.93%,有近2.5%左右拨备覆盖率,但银行体系不良资产上升趋势同样明显,无法获得准确的数据,实际情况只有局内人知道,一定会很糟糕。根据银监会公布的数据,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已连续上涨。

"非银行"的影子银行体系,这些年为套利,大量销售高收益理财产品,存在难以承兑危机,已有所发生,但被强压,正在透支国家信用。

一些信托、保险机构并不靠谱,保险里边套信托,信托里边套保险,并与银行机构息息相关,唇亡齿寒,又不断融资,里边的黑洞深不可测;民间借贷基本上已经历一轮雪崩式违约,跑路事件频发,后边的一轮很快就到。

11月份,中国央行实施了2012年以来首次降息,之后还可能续降息及降准。与此同时,酝酿20年之久的存款保险制度破冰而出,绝不是偶然行为。

政府财政和国家担保除应对特别危机事件和护住大的金融机构外,不准备再给金融机构直接大量输血了,拯救金融机构的主线路又一次转向资本市场,拉动股市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一石二鸟"是,一方面要让金融类股票价格提升,在将来的混合所有中做个好价,也拖住金融的底盘;另一方面,焕发人气,为下一步金融机构市场融资创造条件,用不了多久,金融机构融资潮就会密集出现。

今年已发布上市公司优先股发行预案,拟筹集资金总额达3779亿,其中银行板块占比高达60%,而今年商业银行次级债券发行规模也处在历史同期最高位附近,四大银行开始了密集"补血",计划以发债和优先股补充资本金的规模未来五年有望扩大至逾3000亿美元。

今年证券类上市公司定增同样频发且体量巨大,相信在最近火爆行情煽动下,更多的证券类上市公司不会错过好时机的,一定会高价融资,并提出一系列让你眼花缭乱的发展计划,当然,这样大的成交量,券商股是得理不让人,股价翻几番的言论到处可见,够挥霍一段了。

保险类的中国平安,圈钱行为不断,今年通过H股融资368.31亿港元充实资本金,其在A股融资计划屡次与市场大跌吻合,被屡次口诛笔伐。而其旗下上市公司平安银行,刚在去年底启动148亿定向融资方案,另将准备实施优先股计划。

金融反哺须体现优胜劣汰

金融机构已张开虎口开始吸金,市场可否承受?会不会再成借助改革之名的又一次假蓝筹更烂筹的社会救助?

这一切答案,并不取决于经济改革,更要看政治改革的成色如何,不能颠覆性突破金融机构管理模式,信心比黄金重要是有时限的,追涨金融股票投资者,也没多少人是在进行价值投资,与金融资产捆绑紧密的房地产股票,同样可能是一种急促操纵性炒作。

分析人士曾指出:"2014会是中国股市的转运年,从国家层面讲,正是通过股权大整合进行国民经济大整合的良机,要成世界真正经济强国,没一个对应健康的资本市场,就是白白浪费功夫"。

房地产挤出的社会资金充裕,靠赚钱效应可以短期引导入股市,但更关键的是,要观察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突破后的经济市场化大重组、大并购、大升级的程度,政府要敢于拿出勇气来,在收缴贪腐资金充实社保和相关法制完善匹配下,适度放任企业破产倒闭,进行社会资源重组。

金融盘活固然重要,但金融反哺必须体现优胜劣汰逻辑,否则,金融就是继续在不稳定根基上吹大泡沫,金融股所谓低估值经不起考量,但在市场狂热情况下,这往往被嗤之以鼻。

期待中国股市慢慢的、久久的走好,推动它的,是人民创造的强烈欲望和深层改革带来的经济重构,同时,资本市场制度监管脱胎换骨,并让大批量坏企业不断退市,逐步生出一批国际性具市场竞争力的产业公司和知名品牌,也让中小企业实现诚实的价值创业梦,否则,击鼓传花的金融投机狂欢,如无本之木,牛市必会早早夭折。

2014年12月17日星期三

陆媒称就要砸自由派锅 中共管控高校分裂

陆媒称就要砸自由派锅 中共管控高校分裂

李园客评论2014-11-19 22:45:59

近两个月来,中国高校意识形态之争再掀波澜。今年9月1日,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在党媒《求是》上同时以《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做好高校意识形态工作》为题,就加强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表态。10月15日,中办印发《关于坚持和完善普通高等学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实施意见》,明确再以公开文件形式收紧高校意识形态。随后11月,《辽宁日报》发表系列宏文《老师,请不要这样讲中国》,同期,公安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守田因"这样讲中国"被处分,《环球时报》发表评论表示,就是要砸了自由派老师的锅……一时间向左的意识形态狂澜席卷高校,令坊间舆论忧心忡忡:失去思想自由的大学将使中国失去未来?

大学行政化,中国思想的最大枷锁

回顾历史,这种担忧并非没有根据。2005年,钱学森对时任总理的温家宝发问:"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包括钱学森等在内的两弹一星功勋,为新中国作出杰出贡献者无不是民国教育培养出的人才。因而时至今日,中国人仍时时怀念民国时期的大学风采。

民国大学的风采是独善其身的自由。虽然时局动荡,当权者干涉,但大学一直在洪流中保持独立。民国的大学校长不但要有社会声望、学术声望,还必须有社会理想,不能兼任政府官员。七七事变前,胡适提出"教育独立",大学校长不能由官员兼任写入教育法。因此,在胡适任校长的中国公学和北大,民主和开明的学风备受后人怀念,"学校不挂国民党旗,星期一上午不上国民党纪念周。学校办公室前,树有许多木牌,给学生贴壁报用。那些壁报,有左派办的,有国民党员办的,有国家主义派的,有无党无派办的。胡适一视同仁,准许学生各抒所见"。

当时的国民政府并非不对大学的意识形态进行管控,保护老师和学生成为民国校长的一大职责。不论是胡适、蒋梦麟、蔡元培还是梅贻琦,民国大学校长无不将"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作为立校基础,因此大学里教授和学生不仅是教书匠和啃书人,他们更承担着知识分子的使命,他们不可能不为社会说话,更不可能只做一个混饭吃求苟安的角色。民国的校长深知这个道理,所以每当教授和学生被捕,他们首先是以"学者"的身份去解救师生,而非以"官员"自居。正是由于具备这样独立的品格,民国时期的大学"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大学独立于官场之外的情况就发生了变化。20世纪50年代,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一切国家运转都依靠行政命令指挥,大学也被纳入其中,从此,高校行政化体制一直维持至今。当大学校长、教授都被纳入政府体制之内,大学的独立精神自然无存,不仅这些校长、教授保护不了自己与学生的思想自由,甚至连人身自由也一度丧失。在反右和文革中,大批校长、教师遭到批斗,或下放农场、工厂进行劳动改造,或直接被打死、逼死。

保持独立的民国大学,在战火纷飞的动乱中尚能自保,而行政化后的中国大学,在相对和平的年代中却惨遭倾覆之浩劫,可见行政化对大学的危害之深。然而,在改革开放之后,虽然中国经济已经大范围地去行政化向市场转变,并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大学的去行政化一直没有跟上。

致使中国大学生的创造力、国际化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制约。一直以来,行政权力为大学一切运作的主导,不论是教学还是科研事宜,均是官大者说了算,并不由学者、科学家左右。而官员先是党员,党员端着中共的饭碗,必然不能砸中共的锅,因此他们管理下的学术必然不能走出中共意识形态的框架,这也是9月3所中国顶尖高校共同在党媒上"表忠心"的根本原因。

因此,"去行政化"是诸多抱有"大师梦"的大学教育者共同的愿望。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称:"在我看来,高校去行政化是中国教改最关键的部分。如果高校不去行政化,其他各种措施都是隔靴搔痒,修修补补。搞学术的人不占主导地位的话,学术机构就会萎缩,就会丧失活力。那还谈什么诺贝尔奖,还谈什么大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副校长顾也力则认为,去行政化与办学自主权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问题,"高教法规定的七个办学自主权,现在几乎没有一个在实施。比如办学、招生、专业设置等自主权,统统没有。解决了去行政化,才会有自主权"。

可以说,这些"去行政化"的期盼背后,是对"去意识形态化"的渴望。在高压的意识形态管控下,中国的大学陷入一元化的僵化思维无法创新,严重制约了中国大学的发展。

加强意识形态管控,矛盾的高校改革

曾令人欣喜的是,去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指出:"加快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加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力度,推动公办事业单位与主管部门理顺关系和去行政化,创造条件,逐步取消学校、科研院所、医院等单位的行政级别。"然而三中《决定》公布至今,高校"去行政化"并未看到更多切实的进展,没有实现人们心中期待的"让教授治校,以学术为导向治校",反而迎来了"让党治校,以意识形态为导向治校"。

2013年5月1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非公开发表的《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该文件要求高校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必须做到"七不讲",即:不准对学生讲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公民权利、党的历史错误、权贵资产阶级、司法独立。"七不讲"立刻引来诸多批评之声。舆论普遍认为,追求真实、思想独立是大学安身立命之根本,学术自由、思想自由是大学价值观念之核心。教师必须"科学研究、学术交流,并在学术活动中充分发表意见","七不讲"无疑为大学教师设置了不合时宜的"禁区",为正常的教学设置了障碍,不仅钳制了学者的研究,也束缚了学生的思维,令本该百家争鸣,碰撞出思维火化的大学,成为一滩僵化的思维死水。

更令舆论绝望的是今年9月至今的这一系列再次大幅加强意识形态管控的动作,与三中《决定》中将"去行政化"定为高校改革的方向看起来相互矛盾,使人们更无法不忧心中国大学的未来。

然而"去行政化"的同时加强"意识形态化",这种操作手法对中共而言并不矛盾,甚至可以说的常用方式。

在刚刚过去月余的四中全会上,"依法治国"被上升到新高度,四中《决定》宣布,推进"依法治国",首先要求中共"依宪执政",以后所有公务员就职前必先对宪法宣誓。然而在将法治、将宪法摆到如此高位的同时,四中《决定》处处强调党对法的领导,宪法对党的意志的体现。

不仅是"依法治国",中共在其他方面也无不熟练的运用着一对对矛盾关系。一方面在各项改革中回应民众呼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另一方面处处强调党的领导,对新闻、出版、网络言论的管控不断收紧,网络大V、异见人士、维权律师纷纷遭到打压,甚至连无关政治的境外生活喜剧片也遭严格审查,这些行为无疑与"现代化"格格不入。

改革向右与管控向左之间的偏差,产生了现实中的种种矛盾,中国的种种秩序在这些矛盾中撕扯、重组,而高校仅是其中之一。

 

(李园客 评论)

2014年12月15日星期一

知青下乡将千万青年扼杀在野蛮中

知青下乡将千万青年扼杀在野蛮中

2014-12-15 01:34:04

很多有过知青下乡经历的人总是有意无意的把知青下乡描绘的很美好,好像当年无数正在接受教育的青年是自愿中断教育,去农村搞"新农村"建设的。这种论调误导了当代无数青年,模糊了知青下乡对千万知青的伤害真相。


知青(图片来源:新浪)

以下是著名哲学家邓晓芒教授在共识网与读者的交流摘编,他的回答部分澄清了当年知青下乡的真相。

一、作为知青,经历了从保守封闭到改革开放的成长经历,对人性有了较为全面的把握,应该如何做好新一代青年的教育与培养,把这种宝贵的人生财富传承下去?

邓晓芒:我们经历的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从死亡的边缘到逐渐复活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最能够清楚地看出中华民族在现代世界中的出路、活路何在,看出我们为什么一度走入死胡同。

所以,我们可以用我们的亲身经历,比如大跃进和三年大饥荒、下乡、四清、文革,以及改革开放以来民间所展示出来的活力,来对下一代言传身教,戳破他们被别有用心地灌输到天真头脑里面的各种谎言,特别是告诉他们凡事要用自己的脑子思考,以及对照现实生活来思考,不要盲从。

我们曾经被那些冠冕堂皇的大道理害苦了,要教育下一代成为一个诚实的人,至少要有清醒的头脑,这在今天社会发生如此巨大变迁的环境下已经有了良好的条件,不像我们当年,说一句真话都可能面临杀头。一个父母曾是知青的家庭里面应该充满着批判精神,这种精神与现在的年轻一代是相通的,不存在真正的"代沟"。

二、邓老师您好,我是一个九零后,对那段历史知道的不多,但我知道历史是有惰性的,我想知道那段历史对我们中国现在的情况有哪些具体的影响?又如何对我们这一代未曾经历那段历史的人发生作用?

邓晓芒:其实,对那段历史知道得不多不是根本性的问题,因为从那时以来直到现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历史的连贯性就体现在我们身上和你们身上,只要有所耳闻,马上就能够豁然贯通。

比如说,文革的思想意识形态在今天当然已经是日薄西山了,顽固坚持的人不多;但那种考虑问题的方式依然如故,很多人总想找一个新的权威来供自己膜拜,依托另外一种意识形态(如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等)来干我们当年在文革中干的事情,同样容不得不同意见,容不得不同生活方式的存在,总是倾向于用暴力对待同胞中那些弱者,以壮大自己卑微的灵魂。这甚至不能说是文革的影响或"余毒"等等,而就是这个民族几千年来的劣根性。

三、您认为现在的学生,尤其是城市大学生,是否应该在大学期间或者毕业后,到农村和边远地区工作和生活一段时间?我认为上山下乡虽然是种历史性的错误运动,但也客观上造就了您那代人的意志品质和对生活的感悟。

邓晓芒:我不反对现在的青年出于了解社会或丰富自身阅历的目的而主动去农村接触农民底层,去工厂和社区也可以,我甚至认为这是有志于学文科的大学生的一段必要的经历,当然是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上。

这和对上山下乡的评价没有关系,那场运动绝对是欺骗性的、压迫性的,我们可以说它客观上造就了某些好的东西,但这不能算在上山下乡的账上,就像曼德拉在27年的监狱里悟到了种族和解的道理,不等于说每个人都要去坐一次牢。大批有才华的青年被这场运动生生毁掉了,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只是极少数,这是我们民族的劫难。

但对社会底层的关怀任何时候都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不一定要去农村或边远地区,就在你身边每天都生活着底层的百姓,上演着底层的苦难。甚至你的同学,也包括你自己,都有可能成为底层的一员,由于家庭困难,由于疾病缠身,由于飞来横祸,由于能力差异或性格特别,都会导致生活中的沉沦,都是你和你的同学们回避不了,也难以视而不见的,蚁族和蜗居的命运在等待着很大一部分大学毕业生。如何面对这样的命运而顽强地活着,这就是对你们这一代人的考验,所需要的忍耐和毅力,恐怕不亚于我们当年在乡下所经受的,这也正是我们这些过来人可以给你们提供帮助和鼓励的地方。

四、上山下乡这场运动有利有弊,站在不同阶层的角度,对利弊的分析也不同。作为没有这种经历的当代学生,我觉得知识青年下乡可以给广大农村地区输送科技文化知识,给农业的发展带来生机与活力,而且广大农村的生活场景也是文艺工作者的创作源泉,文艺离不开群众而且为群众服务。不知道这个想法,您觉得有没有道理?为什么?

邓晓芒:你还相信上山下乡给农村带来了文化知识,可见你只从官样文章中了解这场运动。我们当年号称"知青",其实本身并没有多少知识,初中、高中生,认得几个字,会做算术题,灌输了满脑子的阶级斗争观念,最初一两年搞了点扫盲工作,引进了一点良种,也常常是失败的。

我们更多地是在当地农业技术干部的带领下强行要农民做这做那,搞些劳民伤财的"科学实验",破坏当地生态和植被。再就是举办了一些文艺汇演,教农村青年唱红歌、跳"忠字舞",到了后期,就是偷鸡摸狗、无所不为,被农民骂为"日本鬼子"。这些事情,不做也罢,说起来还有点脸红。你说的那些道理,都是当年骗我们下乡的道理,我们已经醒悟了,想不到你们倒前仆后继了,幸好现在我们还在,不然就死无对证了。

五、坦白讲,我个人一直对前些年社会上的一些人以各种形式对上山下乡时代的自恋式的怀旧,感到悲哀。明明是苦难,非要罩上无比幸福的外衣,其实也许是用抱团取暖的方式来摆脱痛苦的回忆。但这就给很多年轻人造成错觉,似乎文革时代是多么的圣洁。我的问题是,现在上山下乡的大多数人都已经步入老年有的甚至已经作古,请您看如何能让本文这样的反思,不只是在小众群体中共鸣,而让更多的人尤其是年轻人都可以从中得到有益于人生的思考?

邓晓芒:我对此不抱过多的奢望,能够反思的人在中国注定只是小众,绝大部分人都是昏昏噩噩、稀里糊涂地就过完了自己的一生,所谓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活得像植物一般,却自以为辉煌无比,这就是中国的国情。

我只是觉得,不说白不说,不是为了"唤起民众",而是为了对得起自己,对得起自己经历的时代。凡是经历过的苦难,都应该留下记忆,不能白白地消逝。如果年轻人能够从中得到某种感悟或共鸣,这就是国家之幸了,我乐见其成,但不是刻意追求的。

六、下放也不是一无是处,至少知青及城市居民的到来,给当时处于相对"愚昧"的农村带来文明的气息,也为后期的"乡镇企业"大发展铺下基础。凡事一分为二为好。不应以当年受难而后悔,亦不要以现在……责故人。

邓晓芒: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一无是处"的,要"一分为二"的话,连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都可以"一分为二",比如说它带来了今天"抗日神剧"的繁荣。

就我本人来说,我是上山下乡的"受惠者",本应该高调宣扬"青春无悔",但我觉得那是一种缺乏反思的心态,而且有些自私。

为了那一点点"文明的气息",就要把上千万正在受教育的青年扼杀在野蛮中,让整整一代中国人未受正规教育,你以为这两方面是可以相提并论的吗?

 

(苏禾 编辑)




我对此不抱过多的奢望,能够反思的人在中国注定只是小众,绝大部分人都是昏昏噩噩、稀里糊涂地就过完了自己的一生,所谓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活得像植物一般,却自以为辉煌无比,这就是中国的国情。

我只是觉得,不说白不说,不是为了"唤起民众",而是为了对得起自己,对得起自己经历的时代。凡是经历过的苦难,都应该留下记忆,不能白白地消逝。如果年轻人能够从中得到某种感悟或共鸣,这就是国家之幸了,我乐见其成,但不是刻意追求的。


个人受到的不公正对待,人生的悲剧,民族的苦难,在这个国家最终都会变成幸福的回忆。最终每个人似乎都能够用自我欺骗将一生涂成金黄色——只有极度扭曲的灵魂才能做到。我不知道有什么比这更悲哀。




2014年12月11日星期四

BitTorrent发布基于Torrent的浏览器

BitTorrent发布基于Torrent的浏览器

BitTorrent宣布了第一个基于Torrent的浏览器Project Maelstorm。Maelstorm目前处于alpha封闭测试阶段,需要递交申请才有可能获得测试资格,帮助评估浏览器的可用性和可靠性。BitTorrent坚信,Maelstorm是朝着真正的分布式Web迈出的第一步。浏览器的核心是同步工具 BitTorrent Sync。Maelstorm有可能改变互联网上内容的发表、访问和消费方式。公司CEOC Eric Klinker称,如果他们能成功,那么该项目将有助于解决今天的互联网所面临的某些最令人头疼的问题:如何保持互联网的开放?如何维护互联网的访问中立?如何确保个人隐私数据不被大公司滥用?

中国的Android应用“打包党”

中国的Android应用"打包党"

凡有Android应用流行,你会很快看到大量相同版本但发行方不同的应用出现。这些应用是所谓的"打包党"做的。《第一财经日报》 报道了打包党灰色产业链:这些被业内人士称为"打包党"的人(或公司),会将互联网上最热门的应用拆包,此后插入一些自己想要分发的东西再重新拼装,最后把这些"二次打包"的软件重新发布,以此牟利。两个人分头创业做APP开发,1年后,在iOS上做游戏的小伙伴都挣到了买房子的首付;而醉心Android的开发者还在借钱交房租。这一切都是因为Android"打包党"的存在。猎豹安全专家李铁军预测,如今市面的安装包约30%都被"打包党"篡改过,"我们收集的Android程序样本总量超过2000万个,如果不是此类盗版或山寨软件的流入,总量绝不会有这么多,安装率越高的软件被'二次打包'的可能性越大。"像保卫萝卜、植物大战僵尸、水果忍者等曾经火爆的APP,都无一例外遭遇过"二次打包"。相比以植入木马通过恶意扣费来获取利润的方式,通过嵌入广告方式赚钱的"打包党"在盈利模式上与很多正规安卓APP开发者并无二致。只不过,由于"打包党"是直接破解别人的APP,所以基本上是无本生意。

2014年12月5日星期五

舆论场:神曲不“神” 砸锅不“党”

舆论场:神曲不"神" 砸锅不"党"

泉野撰写2014-11-25 01:04:34

"中国出了个习大大,多大的老虎都敢打。天不怕嘿地不怕,做梦都想见到他。中国还有个彭麻麻,最美的鲜花送给她,保佑她祝福她,兴家兴国兴天下。习大大爱着彭麻麻,这样的爱情像神话;彭麻麻爱着习大大,有爱的天下更强大。男人要学习大大,女人要学彭麻麻。像他们一样去爱吧,温暖的爱能暖万家。"网络神曲《习大大爱着彭麻麻》时长3分21秒,配上习近平、彭丽媛恩爱的33张照片和两幅漫画,如同当年的"学习粉丝团"问世时一样,MV视频上线后迅速在各个场域引发热烈反响。

神曲"一夜爆红",但是与以往不同,这一次爆红的,不是神曲中的两位"主角",而是幕后的四位均来自河南的主创团队。电话询问、采访邀约等不断登门,然主创团队的野心显然更大——希望央视赶快来找我们。《新京报》敬一山在神曲问世始就弱弱地狐疑了一句:"这是我要上春晚的节奏吗?"在主创团队表达了热切期待后,这位编辑复又弱弱地补充了一句:"我真了解你们。"



网络神曲《习大大爱着彭麻麻》截图

鉴于神曲本身无可指摘的"正能量"和主角本身的高度敏感性,所以即便MV尚未发现被宣传部门"问话",但是大陆主流舆论场和网络舆论场的声音却罕见地平淡,全然没有形成"学习粉丝团"抛头露面时的讨论气候。这也难怪,爱江山更爱彭麻麻的习大大,在西方媒体报端已经身披黄袍,已经不由分说地成了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布尔乔亚帝王,主创团队不管是出于主观意愿自创神曲以表达崇敬之情,或是背后还有只无形的手在操控新一轮的"造神运动",已经无关紧要。何况,在刚刚为彭麻麻52岁生日献上"贺礼"的人民网,在针对刚刚结束的世界互联网大会时仍不忘一语双关——《平的世界,圆的治理》。乍看标题,谁又能不联想到"平"背后的隐含之意呢?

这厢是神曲MV的火爆,那厢却是字幕翻译网站射手网和人人影视的关门歇业。射手网的创始人沈晟在分手信中写下字字带着血泪的"断·舍·离"——"射手网陪着我度过15年了。我所希望射手网所具有的价值,就是能令更多人跨越国家的樊篱,了解世界上不同的文化。如果这个网站有帮到人,我就已经很满足了。但是,需要射手网的时代已经走开了。因此,今天,射手网正式关闭。"不过,这只是噩耗的前奏,更大的打击来自于人人影视的一则心平气和的网站公告:"网站正在清理内容,感谢大家的厚爱和支持,请关注我们的微博。本站自2004年由加拿大的一群留学生创建至今已7年多,感谢一路有大家的陪伴,我们一直保持着学习、分享的态度,不管是翻译优秀海外影视剧还是世界名校公开课,希望我们的这些劳动能对大家有所帮助,这就已经足够。"

是版权问题还是文化管理问题?是人人影视和射手网罪有应得,还是一不小心触了红线成了砸锅党、体制婊?主流媒体阵营显然偏重于版权问题和罪有应得。比如新华社的"享用他人的劳动成果,就理应为此买单"的决绝;《新京报》对两者遭遇对比后留下的难以理解,"人人影视的关闭还比较好理解,这家影视资源站汇集了大量网民上传的无版权影视作品,在版权管理比较宽松的时期,它还可以借助避风港原则规避责任,但一旦监管收紧,则必然面临巨大压力……与人人影视的暂时关闭相比,射手网的'走开'倒令人颇为难以理解。因为在版权管理较为宽松的中国互联网上,长期以来,大量的盗版影视内容广泛存在,影视本身的盗版还没有得到严格治理,对于电影字幕翻译的版权问题更属细枝末节,如果真的是因为盗版原因而导致既不提供下载,又不提供种子的射手网被迫关闭,让蛮多网友还是难理解。"

而在民间场域,从一开始就不愿意承认或相信关门歇业是两家网站自身的问题使然。法律学者旋即搬出了系列法律条文,并得出了"文化管理上的政策,显然先于字幕组的'侵权'问题"作为结论。"根据2009年4月出台的《广电总局关于加强互联网视听节目内容管理的通知》,未取得《电影片公映许可证》的境内外电影片、未取得《电视剧发行许可证》的境内外电视剧、未取得《电视动画片发行许可证》的境内外动画片以及未取得《理论文献影视片播映许可证》的理论文献影视片,一律不得在互联网上传播。注意,是'一律'!"

不管原因为何,胳膊始终拧不过大腿。不信?一起来"砸锅"。看看谁手中的"锅"先被砸碎。刚刚因为"砸锅"而丢了饭碗的《嘉兴日报》评论员王垚烽应该最有发言权,但是因为获罪于言辞不合规,而今也只能失声哑然。市场化媒体在推动与王垚烽被除名的消息时,无一例外突出了"发表反共言论被开除",网友截图留下的"证据",包括反对中国统一、支持占中、支持中国分裂、地方自治。此外,还有更细致入微的,"嘉兴人民历来有反抗专制集权的优良传统,当年共党能够在这里诞生,今天,嘉兴人民一定也能让它在这里灭亡。""做个表态,要是中日真有一战,我一定站在民主的日本而不是专制的中国大陆一边。""跟党走,那就是不归路。"

是可忍孰不可忍!《环球时报》25日以社评形式将枪口对准了这位逆流而动的砸锅党。王垚烽事件引来很大关注,《嘉兴日报》的最终处理结果因此有了标志性意义。体制今后将对"砸锅党"将采取更严厉的态度,他们将面临选择:或者改变自己的言行,或者离开体制。当然,王垚烽被检举,少不了"自干五"的抱团发力。胡锡进也不忘循着《光明日报》的步调为这一群体鼓与呼,"这股越来越强大的力量给网上监督赋予了新的内涵和方向,他们的活跃引来人们对互联网'自净功能'的更多思考。"

当外媒专业黑中国成为公开的秘密并被驳斥为不同文化下的傲慢与偏见,那么面对来自自家砸锅党和体制婊的各种"黑",中国又该如何寻得支撑点?此前习近平坐镇的文艺座谈会似乎隐晦地给出了答案,亦即传播正能量,让周小平、花千芳之流成为典型。也罢,在中国舆论场域,向来是一半海水一半火焰。时下受到当局亲睐的,不一定就等于握有了"尚方宝剑",也可能在下一轮次的突发事件到来时成为眼中钉。同样地,时下遭遇冷落的,也可能因弥合了现实政治所需而重获新生。坊间更多的恐惧,不在于当局如何将砸锅者剔除出局,不在于正能量满满的神曲如何红极一时,而在于在一次又一次的量变积累后,质变能否真正发生,标准能否一视同仁。


(泉野 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