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维的乐趣： 教育产业化的悲剧

教育产业化的悲剧
肖知兴=文 2006年6月8日

经 常有朋友对我所在学校的收费水平表示艳羡之意。学位项目没有什么奇怪的，达到我们这个收费水平的传统学校也很多。难的是非学位的短期高层管理培训项目，很 少有学校能和我们那样几乎与国际接轨，收取一天1000美元左右的费用。我便告诉他们，不要以为办商学院是一个成功的商业模式，就我所了解，全世界范围 内，严肃的商学院，还没有听说哪一家能赚钱的！商学院，首先是“学院”，才是“商”。学术上站不住脚跟，商业上再成功，也是短期的成功，暂时的成功，未必 是什么好事。

商学院算是与“商”最近的学院的，尚且如此，其它层次、其它形式的教育就更不容易了。然而，中国的事情就那么奇怪，本来 属于社会性的、非营利、公益事业的教育，硬生生地被我们做成了一个“产业”。如果这些人只是打着教育的旗号，向家长集资，然后挪用资金做生意，或者搞一块 地，然后以大学园区的名义大造别墅，玩玩挂羊头，卖狗肉的小伎俩，也就算了。遗憾的是，还真有一批想从教育本身赚钱的“教育资本”投资者，为了在这个行政 垄断程度最高的部门实现他们所谓“教育经营与教育发展的统一”的愿景，开始与教育主管部门十几年、几十年的不无悲壮的周旋过程。

对这 个行业有一个最基本的了解的人，都知道这些投资者在与教育主管部门周旋过程中所遭遇过到种种千辛万苦。而且，最近，在教育部门推出的“名校办民校”、“独 立学院”、取消学历文凭考试等政策的沉重打击下，这些投资者中的大部分人都血本无归，被迫退出了。对于他们的不幸遭遇，我表示最大的同情和理解，对于那些 变着法儿把公共教育资源往小集团、甚至是自己腰包里揣、导致民办教育全行业衰退的行为，我也表示最大的愤慨和不满。然而，当这些投资者要是把教育当作了金 矿，当作了资本可以耍欢的自由市场的时候，他们是不是就已经走上了一条歧途呢？他们一方面口口声声，办教育，是为了理想，为了圆自己的一个梦，呼吁政府在 土地、税收、捐赠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另一方面，他们却又想方设法，用教育管理集团等形式把学校控制在自己个人手上，设法从中赢利，从而提取“合理回报”。 也许，一开始，他们就已经把自己放在一个道德和政策的双重困境上？

我有一位学生曾经慷慨激昂地倾诉民办大学的各种苦处。我一方面是同 情，一方面却也不无无奈地问他，哈佛大学是谁的？剑桥大学是谁的？营利性的大学不可能是教育的主流（例如，美国在营利性的大学就读的大学生大概占3%）。 民办大学如果不能定位为公益事业，明确产权不归个人，也许永远上可能得到人们发自内心的尊重。私立大学的主要资金来源之一是社会捐款，例如哈佛大学的基金 会，到2005年已经有259亿美元之巨。如果这学校是你张某人、李某人的，你想，能有人给你捐款吗？又想马儿跑，又想马儿不吃草，天下没有这种便宜事。

让民办学校避免这种道德与政策的双重困境的办法其实很简单，把民办学校分为非营利和营利性两种，让大家自由选择，或者登记成为非营利机 构，或者登记成为营利机构（即公司）就是了。成为非营利机构，意味着可以享受土地、免税、捐赠等方面的优惠，但条件是有三个，一是不因出资对学校拥有所有 权，二是学校盈余不能分配，三是清偿债务后的剩余财产属于社会。登记成为公司，对资产以及资产增值拥有所有权，但不能享受各种优惠政策。

权 利和义务对等两种形式，增加大家的选择范围，各取所需，各得其所，本来很简单的逻辑，却因为2002年底发布的《民办教育促进法》中几条自相矛盾的条款变 得糊涂了。该法一方面在第三条中规定“民办教育事业属于公益性事业，是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另一面，又在第五十一条中规定“民办学校在扣除办学 成本、预留发展基金以及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提取其他的必需的费用后，出资人可以从办学结余中取得合理回报”。我一直没有想清楚为什么会是这样一个结果：是意 识形态的束缚，是教育投资者的游说，是部门利益之争，还是立法者根本没有想清楚？


明茨伯格这次到中国来，苦口婆心地宣讲一个 强大的第三部门对于一个平衡的社会的重要性。他把非营利机构叫做“非所有者机构”。他把医疗、新闻、教育归如这个第三部门：“我不想让我的孩子从政府或者 公司那里得到医疗，我不想让我的孩子从政府或者公司那得到新闻，我也不想让我的孩子从政府或者公司那里得到教育！” 他嘲笑鼓吹全面市场化的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们：“听其言而观其行，市场化如果这么好，他们自己为什么还要呆在芝加哥大学这个非所有者机构里，不去加入那 些上市的大学呢？”，然而，言者敦敦，听者藐藐，有几个人真正能理解他的这片苦心呢？

我给他讲，在中国登记一个非营利机构非常非常非常难，包括纯粹的慈善机构，甚至连组织大家去长城捡垃圾这样的环境保护组织都被迫暂时登记成为一个公司来运行，他沉默了。

一 个外国朋友与我讨论在中国办学的瓶颈。首先，瓶颈肯定不是物质的东西，按前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我的看法是，在中国办学，大师其实也不是瓶颈，真正的瓶颈，是制度（institutions），也就是学校内部与外部的各种游戏规则。相信了解中国教育 界情况的朋友，会同意我这个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