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深圳生活过十余年。那时,东莞既被称为"鞋都",是中国这一"世界工厂"的象征;又因性产业的发达闻名于全国,得名"性都"。我曾在暨南大学经济系任教一年,每周两次往返广深之间,为坐得舒服一些,常常宁可多花20多元钱、多等半小时,也不愿乘坐在东莞停车上客的列车。东莞那种混乱,渗透了社会各阶层,从政界到企业与商界;从官员、本地住民到社会边缘人,都是"丛林化生存"。
一、东莞是中国"血汗工厂"的缩影。台商是东莞的投资者主体,对工厂大都实行军事化管理,工时长,工作环境与生活条件差,劳动纪律严苛。我与其中两家工厂打过交道(一家据说是规模最大的台资鞋厂),一次是处理某厂工人遭受残酷体罚,事由是该工人中午吃饭时排队越过了厂方划设的白线,惩罚的方式是脖子上挂一块重达三十多斤的木牌,站在食堂前的空地上。因天气炎热,站在太阳下面暴晒三小时之后晕倒在地。受这种惩罚的据说一年间有30余人。另一次是有位熟人的侄儿从安徽被招工到东莞某厂工作,因无法适应恶劣的工作条件与长时间加班,要求辞职,结果被饱以拳脚,身份证被扣,而且不许出厂。后来这位青年找机会给其叔叔打电话求助,其叔找我帮忙,我托朋友与当地政府部门联系疏通后,厂方勉强同意我们去接人。这两次"下厂"经历让我体会到地方权力与厂商勾结后,工厂就成为一个相对封闭的无法无天之地。那两次进了工厂大门之后,没有当地警方负责人居中斡旋,连我们这些所谓"解救者"的人身安全都受到严重威胁。因此,东莞被我视若虎狼之地,不可轻赴。
二、东莞"厂妹"(当地对女工的称呼)当中,不少以做工开始,以进入"皮肉生涯"告终,因为这两个行当的"投入与产出"相差太大,最后让"厂妹"们做了这一"职业选择"。其实,"厂妹"们还有一种居中的半皮肉生涯。我那篇"灰色女性及其他"发表之后,一朋友说我对女性在广东的灰色生存模式之了解远未到位,于是我从他口中听说了东莞及龙岗等地"厂妹"的故事。大概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深圳这些地方的中产男人因恐惧性病,又不想养昂贵的二奶,于是开始"包厂妹",经人介绍找到自己认为合适的厂妹,以"情人关系"相处,休息日约出来开房,事后给三两百元,有时附送点廉价小礼品。据说厂妹认为这是很上档次的事情,可以在同厂女工当中炫耀,因为"男友"是白领小老板,显得很有身价。为什么被人廉价包养还很有面子?因为在男女性比例严重失调的工厂中,长相略差的女工,只能与其他女工分享男职工的"爱情",如果找的是无业人员,这些女工为了维持"爱情",还得补贴那些男人。这些故事,过去媒体上很少讲述,直到最近东莞扫黄,才介绍了东莞厂妹的一夫多妻生活方式。
三、东莞的刑事犯罪案件多发且残酷,令人恐惧。三陪女因钱多且无自保能力,很容易遭遇杀人劫财之祸。这也是她们要供养一个"男友"傍身的原因。一般情况下,这些人消失不会有人关注,其家人既渴求其钱,又嫌其所操之业过贱,只将其当作提款机。她们消失之后,家人多半不会费力寻找。我记忆中只有几件恶性杀人事件告破,如在深圳至广州的列车上曾发现一个丢弃的行李包,里面装有女性人体躯干,作为杀人弃尸案被广州公安局列为重大刑事案件,几个月后才告侦破,该女子就是东莞的一位风尘女,被同租屋的另一妓女及其男伴谋财害命,碎尸后分别丢弃。
四、东莞社会高度丛林化。我在《现代化的陷阱》里曾预测过,中国最坏的前景是意大利模式(南部),即黑社会与警察共同管理社会。这一模式在东莞早就成为现实,酒店按时给警察与黑社会分别上贡,以获得黑白两道的保护。这次扫黄声势浩大,也免了东莞公安局长之职,但并不意味着当地警方就此斩断与黄色产业的利益瓜葛。卢桦在《东莞:工人、小姐与乞丐》一文中提到,东莞业内仍然认为,"虎门、新世界酒店被点名扫黄以及查封,显然是后台不够硬",一位"客户部长"说,"我们早就接到通知了。……他们去年才开始营业,属于后起之秀,其他从业酒店因为竞争等原因,也会想办法通过警方关系对其打压,因此新世界酒店第一个被拿来开刀,也不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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