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02-21）
● 李气虹
广州市委书记朱小丹本周一以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的身份，与来自香港、澳门地区的广州市政协委员进行座谈。他指出，中国大陆的政协委员有些“新八股”毛病：“怕话传到了领导耳中，怕领导给小鞋穿，不敢说真心话，一开口就是空话套话官话。”
他还表示，“现在都在抓会（议作）风，抓会风很重要一条就是要言之有物。你们发言没什么空话套话，特别敢说话，更超脱、更客观，内地委员要多向港澳委员学习。”
当过广东省委统战部长的朱小丹，如此夸奖港澳委员，果然没有忘记统战港澳同胞的任务。当过广东省委宣传部长的朱小丹，也点出内地委员不敢说真心话的心理因素，但他似乎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会议作风”。
事实上，就在朱小丹批评内地委员“新八股”的前一天，广州市政协副主席郭锡龄抨击了中国铁道部应对雪灾不力，认为铁道部官员应该被撤职，引起中外媒体的注目。
结果，就在广州报章刊登朱小丹赞赏港澳委员“敢说话”的同一天，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以作客《人民日报》网站的形式，对郭锡龄的抨击进行了尖刻严厉的“回应”，认为郭的批评“既违背事实又违背常识”。
王勇平反问，当铁路干部职工和广州人民群众并肩共渡难关的时候，“郭副主席身在何方”，试图以某种道德姿态来取消郭锡龄批评的资格。他还提醒网友，广州 市委领导层已表示“个别同志极不严肃、极不负责任的公开言论，决不代表广州市委、市政府，也不代表市人大和市政协”，以进一步孤立郭锡龄。
按照中国宪政设计，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立法和监督政府的权力机关，政治协商会议是参政议政的机构。现实中，大量中共高官把持着人大政协重要职位，形成“自己监督自己”的矛盾，所谓民意基础实在微不足道，早已为舆论所诟病。
虽然舆论对郭锡龄问政权利遭受官员压制表示同情，郭本人的民意代表性其实也有限。他长期在广州市计划委员会和市财政局工作，2006年3月后担任市政协副主席之前，曾经官拜广州市财政局党委书记兼局长。
就是这样一位地方党政的“老同志”，直抒胸臆，尚且遭受严辞厉句的“回应”，何况政协中其他缺乏中共党政资历的“友好党派人士”和社会名流？王勇平援引广州市委领导层意见的一句话，道破了政协的弱势地位。
朱小丹并非第一位触及“空话套话”议题的中共党政高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上月与省政协委员座谈时，已率先抛出这一话题。但诚如《南方都市报》社论所揭示：“敢不敢讲真话，不是个人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听不到多少真话的人民两会是有缺陷的”。
经常听到中共高官一再宣示，领导干部要自觉接受人大政协的监督，一些地方高官也摆出自上而下的开明姿态。毕竟1957年毛泽东“引蛇出洞”的教训太深入人心，如果没有政治制度切实有效的保障，恐怕只有受“一国两制”庇护的港澳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敢说真话。
现有宪政框架如果容不得一丝实质性改革，期待内地委员也讲“实话”，难道不也是一句空话吗？
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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