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化愚昧和愚昧化制度——“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五十年

制度化愚昧和愚昧化制度——“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五十年

DWNEWS.COM-- 2008年8月27日9:38:38(京港台时间) --多维新闻网


朱嘉明／历史告诉我们，1958年，其实不是创造神话的年代，是创造谎言和愚昧的年代，是愚昧麻木了人们思想、蒙住了人们眼睛的时代，是一个没有赵高的赵 高时代，是一个人人指鹿为马，人人相信鹿就是马的时代。中国人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付出了至今也无法评估的生命的、经济的、环境的、政治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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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58年5月16日，中国共产党八大二次会议举行以后，“大跃进”运动在全国展开。同年8月6日，毛泽东视察河南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时，说人民公社名字 好。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人民公社”运动也在全国展开。今年是”大跃 进”、人民公社运动五十周年。

粮食和钢铁，是“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的主要奋斗目标。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是1958年最深入中国农村的口号。那时，充斥报刊和政府文件的是：



1958年这张“卫星田”的稻穗竟能托往一位姑娘的照片堂而皇之地刊登在党报上。“天下第一亩，早稻亩产三万六千九百斤”

“二亩九分小麦亩产3530斤”

“亩产10261斤玉米”

“花生亩产13241斤”

农田深翻“一丈二”

“猪比象大”、“刻舟称瓜”

1958年8月4日，毛泽东视察河北徐水县，听了县委书记汇报当年全县夏收两季计划产出12亿斤粮食之后，他开始忧心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这年9月，刘少奇在视察常熟县和平人民公社时，提出只要深耕，会超过1万斤。似乎粮食多了真的成了问题。

“稻堆堆得圆又圆，社员堆稻上了天。撕片白云揩揩汗，凑上太阳吸袋烟。”

这是“大跃进” 时代的典型诗作。当时的中国领导人，不少是农家子弟出身，至少毛泽东和刘少奇都是，竟然都相信亩产万斤粮食的神话，不仅没有人认为这是个荒唐的假设，还集 体忧虑一个中国50年后都不会出现的问题，并且煞有介事、绞尽脑汁地想对策。根据毛泽东关于要考虑粮食多了怎么办问题的指示，中科院经过反复论证，没有好 办法。结果，1958年11月10日，《人民日报》社论指了一条“出路”：“鼓足干劲生产，放开肚皮吃饭”。毛泽东十分欣赏这个口号。

“以钢为纲”开辟了另一个战场。毛泽东认为“超英赶美”的关键是钢产量。1957年中国的钢产量不过是524万吨。1958年6月22日，毛泽东在批转关 于赶超英国的报告中指出，1959年钢的产量可以超过3000万吨，那么，赶超英国只需要“两年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在8月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提出 仅依靠“洋炉子”完不成任务，要推广“土洋结合”，全党全民都要“土炉子”炼钢，实行书记挂帅和“马克思要与秦始皇结合起来”的铁纪律。到1958年年 底，“土炉子”全国遍地开花。中共中央办公厅在中南海里也搞起了“土炉子”炼钢，恭请伟大领袖莅临指导。这一年，整个中国投入的农村劳动力达9000万 人，砍伐了无数的山林树木。1958年的钢产量是1070万吨，其中有多少废品和水分，至今没有定论。



这 是广东宝安的一张历史照片：1958年全民大炼钢铁，9000多人上山毁林数万亩，动员社员捐铁8.6万斤，农村所有房屋铁窗被拆毁，数万农户铁锅被砸， 炼出的全部是废品。正是在1958年，我上的小学。头三个月，我们这些一年级小学生就被要求到处捡所谓的“废铁”。捡不到，只能把家里的金属用品背着母亲 拿到学校，支援大炼钢铁。因为我会画画，被聘请为大队壁报美术委员，主要画歌颂“大跃进”的漫画。

1958年，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事实上已经全面开始，人们开始相信毛泽东所说的“……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 界的物质力量”，只要听毛泽东的活，中国就可以“焕发出无穷的物质力量”。于是，人们集体亢奋，创造神话，相信神话。而历史告诉我们，1958年，其实不 是创造神话的年代，是创造谎言和愚昧的年代，是愚昧麻木了人们思想的时代，是愚昧蒙住了人们眼睛的时代，是一个没有赵高的赵高时代，是一个人人指鹿为马， 人人相信鹿就是马的时代。

中国人为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付出了至今也无法评估的生命的、经济的、环境的、政治的代价。

二

在中国，总结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教训的主流看法是：由于毛泽东的错误，空想社会主义，导致全党、全民族的头脑发热，冒进和浮夸风，致使 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产生失败的和灾难性的后果。上述看法失之于肤浅。五十年后，我们仍旧要问：为什么在那个年代，在那些月份里，竟然没有 任何组织和个人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兴起之前，兴起之初，兴起中间，公开地提出反对意见？为什么没有发出不同的声音？至于后来彭德怀代表的党内不同意见 上书、挑战，不能不说是事后诸葛亮。当然我们要肯定这种亡羊补牢的精神。

在漫天的谎言和人为的破坏背后，是自上而下的全民性愚昧，是制度性愚昧。

第一，愚昧和政治恐怖。从1949年到1957年，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政治运动和经济变革运动一个接一个，其中最为重要的是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导 致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彻底完结。1957的反右运动，导致数十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牵连到相当多的家庭和人口比例。1958年“大跃进”、 人民公社运动有一个历史前提，就是中国的公民社会的不复存在，民众失去了经济和政治的任何独立性，政党-国家体制形成，党全能化，并决定和控制一切。到了 1958年，中国已经没有任何独立的政治和社会组织和团体，所谓的党内民主已经消失，中国民众包括党员干部都处于无形的政治恐怖之下，形成共同的政治社会 心理：怕反党反社会主义，怕犯右倾错误，怕当右派。此时此刻，毛泽东倡导”大跃进”、 人民公社运动，不仅对民众，即使对党员干部，甚至党和国家领导人而言，首先是政治立场问题，必须无条件支持这一种选择。在大炼钢铁的日子里，国母宋庆龄， 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都要亲临现场。在这场运动中间，各级干部的内心知道自己在说谎，高指标，放卫星，浮夸风是对抗政治恐怖，保护自己，避免被淘汰的本 能行为。

第二，愚昧和舆论控制。在1958年“大跃进”、 人民公社运动中，舆论绝对一律，那是只有一个导向，一种声音，一个音符的时代。人们被强制性的灌输和洗脑，人们必须怀疑和否定昨天还相信的常识。昨天的主 见，昨天不屑一顾、嗤之以鼻的传说消息，到了今天就会坚定不移、顶礼膜拜。愚昧宣传和深化愚昧，成为了舆论的基本特征。1958年8月1日到9月5日， 《人民日报》报导了34个高产“卫星”。1958年9-10月，《人民日报》多次介绍推广商城的经验：花100多元建一个炉子，只用250斤木柴和木炭， 就可以炼出一吨钢，是名符其实的“钢”。这样的舆论最终使整个民族离开了思维的正常轨道。人们从被愚昧所左右，迅速进入沉浸在被愚昧左右的亢奋和狂喜之 中。

第三，愚昧和知识分子整体功能丧失。1958年的中国，不乏受过良好教育甚至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不乏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农学家、科学家、各类工程师。 不乏懂理论有实践的知识分子。他们去哪儿了，他们的声音在哪里？1949年以后，几乎每年一次的不同政治运动，“洗脑”、“洗澡”，直至1957年的反右 斗争，从根本上摧毁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和尊严，拔掉了他们经世致用的根子，割断了中国知识分子自五四以后形成的民主科学传统。有的，只是政治上的恐 怖，唯唯诺诺，禁若寒蝉。1958年，是中国知识分子整体性功能不复存在的时刻。不仅如此，还不乏堕落的知识精英。他们违背良心和良知，助纣为虐，使愚昧 蒙上了某种现代文明的外衣。例如，在粮食生产竞相放神话般的放“卫星”风中，我国一位著名的科学家，特地撰文《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论证出稻麦亩产可 能是两千多斤的20多倍。那时，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说过：现在不愁英雄无用武之地，只愁地无用武之英雄。此外，还有诗人，文学家，画家，电影工作者，音 乐家，都加入了这个实际上他们内心根本不相信的运动。让原始的愚昧在现代文明的手段下得以强化。



福 建南靖县书洋镇1958年大炼钢铁时的土高炉。背后秃山是大炼钢铁时砍伐林木的恶果。在那“火红”年代，中国大街小巷，就连宋庆龄的院内都曾有类似的土高 炉。第四，愚昧和教育功能的全面破坏。在1958年“大跃进”、 人民公社运动方兴未艾的时候，教育革命在中国全面开始，讲“红”与“专”，只“红”不“专”，教育失去了独立性。教师、教材、教育目标、学习态度脱离了正 常的轨道。想想看，抗日战争时，知识分子说过：“诺大个华北放不下一张安静的课桌”，在1958年，中国那里有任何的学校、教室能够安安安静静的上课。教 育功能的破坏是摧毁常识。1958年，高等学校出现了“科研跃进”。北京大学自称在半个月内完成680项科研项目，超过了过去三年科研项目的总和，其中 100多项是尖端技术科学，有50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而这一消息，是由中国最大、最权威的通讯社新华社发布的。南开大学自称，在掀起群众性的大搞科学 研究、大办工厂的高潮的第一夜，就提出2000多个科研项目，其中大部分是属于尖端科学的。所以，学钢铁的不讲科学炼钢，学农业的，为亩产万斤的离奇神话 背书，当然不足奇怪了。教育的全面破坏，还有严重的负面滞后性。一年的破坏，至少要影响三年五载。当一个社会的教育功能遭到全面破坏，学生不上课，老师不 再传授知识，那么，这个民族一定是不讲知识，拒绝科学的民族，势必愚昧蔓延成风。

第五，愚昧和全民性道德堕落。1958年“大跃进” 和人民公社化的全过程，就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假话、谎话、昏话遮天蔽日。因为，只有假话、昏话、大话、空话才能被制度化愚昧所容纳。当愚昧弥漫起来的 时候，道德底线一定不复存在。而愚昧的加剧，必然侵蚀人们的良知，恶性循环得让人们没有道德底线，成为行尸走肉。至今，我们还要发问，1958年在那些农 村基层，中层干部制造亩产数千斤、上万斤，甚至更高的谎言的时候，以诚实，智慧和勤劳著称于世的中国农民，是真的相信和支持，还是违心的跟随？如果是前 者，中国农民似乎是相当的愚昧，如果是后者，中国农民的诚实就有很大的折扣。至于大炼钢铁，荒唐行为更是遍布全国。如果说，中国民众都是被当时的制度“绑 架”，是不完全公正的。事实上，1958年，中国出现了全民性道德危机，逆来顺受，谎言和接受谎言已经习以为常。二年后，河南信阳数百万人的死亡，从中央 到地方，从省到公社的各级干部道德底线的丧失，是重要原因。

第六，愚昧和民族性自卑。1900年义和团运动，是中国民族自卑转化成仇恨的极端形式。只要由自卑主导，就必然徘徊于仇恨和急功近利之间，就没有理性的学 习。中国在清朝时那个张之洞讲过“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似乎很有道理，实则空洞无物，混合着狭隘和自卑的理念，但是却影响至深。中国终究错过了日本明治 维新这样的历史机会。“五四”运动是一个有着强烈内在矛盾的历史事件。讲科学民主是向西方学习。可另外一方面，却是极端化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1949 年后，毛泽东告诉世界，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但是，时过九年后的1958年，中国民族性的自卑并没有消失，只是改变了存在的形式，那时的“超英赶美”口号， 反映的是由自卑转向短期“翻身”的极端形式。1958年5月，毛泽东提出7年赶上英国，再加8年赶上美国。过了一个月，所谓的各种捷报使他调整了赶超计 划。主张除了造船、汽车、电力这几项外，明年就应超过英国。到了9月初，毛泽东已经不再注意英国了，他要求党的领导人解放思想，有大手笔，“为5年接近美 国，7年超过美国这个目标而奋斗吧！”1958年夏天，毛泽东的心态的急剧变化说明，在毛泽东思想深处，包括其他领导人，无法摆脱落后挨打的心理阴影，企 望尽快强大，于是把整个希望寄托在“大跃进”运动，寄希望在粮食和钢铁产量的膨胀之上。1958年就是因为这种民族性自卑，演变成民族主义、爱国主义，致 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成为全民运动。

第七，愚昧和自我封闭、信息闭塞。制度化愚昧需要制度化的信息封闭。1949年之后，中国在很短的时间内，实现了制度性的信息封闭。到了1958年，中国 人已经丧失了关心国际真实变化的兴趣，习惯政府信息是唯一信息的制度。在1958年“大跃进”、 人民公社的日子里，农业放卫星，全民大炼钢铁，超英赶美的日子里，对美英实际情况如何，从上到下，所知不多，并没有什么人要求了解中国之外的世界。人们只 知道一句话，那就是毛泽东赞赏的王熙风的话，一定是“东风压倒西风”。其实，1958年，是战后的第十三个年头。是西方战后重建已经取得相当成就的年头。 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人均收入快速上升，科学技术革命日新月异，日本、西德创造了战后重建的奇迹。就在1958年，美国开发空间技术已经处于世界绝对领 先地步。IBM开发的计算机，已经进入商业利用阶段。小型录音机问世。原子能在能源开发中已经突起。如果说套用中国一句古话，“洞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 ”，来形容1958年处于愚昧状态的中国再恰当不过了。中国在那个时刻，先把西方社会卡通化，简单化，戏剧化，再把西方当作一个死靶子，打中它，并为此举 国同庆，这岂止是愚昧，简直是疯了。

第八，愚昧和利益关系扭曲。中国自1956年，已经相当彻底地摧毁了私营企业，私有制和市场经济。进入1958年的人民公社运动，使得中国农民事实上，再 次失去了土地，标志着中国百姓多多少少有点儿恒产的几千年历史的完结。不仅如此，在1958年的“大跃进” 中，中国民众，特别是农民的生活用品，也被“共产”了。中国瞬间进入了一个没有恒产，没有家庭利益；在公有制中，都不是我的，又都有我一份儿的利益扭曲时 代。人们不再需要为自己、为家人的经济利益，为生计而绞尽脑汁、苦心经营了。生产如何，资源破坏，劳民伤财，已经与民众没有直接的关系了。在人民公社，大 家都是社员，大家都一样了，利益的差别没有了。那个1958年著名的徐水县，吃饭不用钱的“大食堂”，仅仅维持了半年就垮台了。既然不要钱，不吃白不吃， 利益扭曲导致了浪费，至少是一个没有争议的原因。愚昧和利益扭曲的混合，人们不仅不需要思想，不需要算计，而且不需要勤劳。

三

总结1958年的制度化愚昧和愚昧化制度，可以发现：在那个年代的中国，愚昧的类型是多种多样的，包括：真的愚昧、假的愚昧、主动的愚昧、被动的愚昧。民众是被愚昧，执政者是愚昧人。但到后来，真的愚昧和假的愚昧，主动的愚昧和被动的愚昧混杂在一起，已经完全分不开了。

后来有人总结1958年“大跃进”所引发的灾难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人祸的本质是愚昧。而支撑这种愚昧的是制度。所以，我们不难得出，1958年的中国，是制度性的愚昧导致了制度性的灾难；而制度性的灾难让数百万上千万的民众死于饥荒。

问题是，中国并没有真正接受“大跃进”的全民化、制度化愚昧的历史教训。“大跃进”之后的第八个年头，中国又经历了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全民化、制度化 愚昧以极端的政治方式出现。今天我们讲“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根本而言，与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是相同的，也是制度性的愚昧导致了制度 性的灾难。

中外历史一再证明，任何一个愚民的政权，在有意识的愚民的过程中，最终也被愚弄。如同，像别人讲假话的人，在讲了很多遍的时候，他自己也相信那假话；如同妖魔化别人的人，最终他也如妖魔一样。人类永远不会有一个法庭去审判愚味，但是，为愚昧付的代价实在应该深深记取。

写到这里，想到了胡耀邦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在批评所谓的“反精神污染”的主张时指出，那时党内的主要倾向并非是所谓的自由化，而是愚昧。感叹啊！回忆 20世纪的中国，自义和团运动以降，愚昧几乎是中国进步和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幽灵。正是有这个愚昧的幽灵，毛泽东才可能让几亿人在1958年，和十亿人在“ 文化大革命”中，持续地陷于非理智的亢奋状态。中国才会一再地出现“左”的思潮和行为。

现在是21世纪了，中国迅速融合于全球化，加之信息革命，是否可以说愚昧这个幽灵已经没有了？下这个结论还为时过早。在中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面临着一个艰巨的任务：回归基本常识，崇尚普世价值，尊重科学文化，避免泛“意识形态”，警惕各类愚昧。

2008.6.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