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木銮：中国民主的瑞典幻象

吴木銮：中国民主的瑞典幻象
DWNEWS.COM-- 2008年8月28日6:15:45(京港台时间) --多维新闻网


联合早报/自中国人民大学前副校长谢韬先生的长文《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发表之后，中国关于瑞典模式的讨论持续至今。最新一期的香港《二十一世 纪》杂志，以剑桥大学博士曹天予的文章《走向社会民主主义？──简评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转型》为压轴之作。此前，他以整本书的篇幅来讨论中国改革中的“民 主社会主义”思潮。笔者的观点是，从宏观上讲，他们的判断是对的。但是，从微观角度来看，所谓的瑞典模式可能是被中国误读的对象，瑞典不是中国的未来。

　　谢韬文章发表后引发一连串左右阵营的辩论。2007年6月8日，胡锦涛出人意料地访问了瑞典。因此，关于瑞典的讨论在执政者默许下逐步脱离两阵营的成 见，进入更有建设性的讨论。笔者搜索了一下，除了曹天予等，比较重要的文章有一些，比如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原副院长吴江所写的《瑞典式社会主义考察》。文章 的观点是，以往中国受到苏联的影响，对西欧的民主社会主义有成见。而且苏联没有客观地向中国介绍过社会主义运动的实情。吴江在文章中留了一个开放式的结 尾：如何看待瑞典社会主义还是一个需要仔细研究的问题。

并非是学者眼中的社会主义

　　到了谢韬行文，禁忌似乎减少，含蓄已经不在。他的论断是，民主社会主义既演变了资本主义，也演变了共产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正在改变世界。因此，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除了这些重要的老干部发表的文章外，长期驻外的高锋先生的文章事实上更值得注意。因为曾长期在瑞典工作，他的分析更加深入。比如他在2007年发表的 《瑞典社民党的理论与实践述评》详细介绍1932年秋瑞典现代史上最重大的变革。一是启用如凯恩斯般的经济干预模式。政府发行公债和提高税收等方式获得巨 资修建如铁路、港口等大型基础设施；二是支持劳资谈判，使劳资双方和平地协商报酬议题；三是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如失业基金、养老金法案等等；四是成功实现 货币改革，让瑞典货币与英镑挂钩。

　　当然，瑞典是有值得骄傲之处，比如它的人均GNP（国民生产总值或者本地居民生产总值）在1992年就是2万7010美元，居世界第三位。生活质量等 综合指标一直在世界前8名之内。就如中国《南方周末》曾经报道，“瑞典人的收入差距小，住房上力求保证人人有房。此外，瑞典还有全免费的教育和近乎免费的 医疗。如果因病无法工作，还能获得至少75％的工资……。”

　　不过，数据虽然常常很有说服力，但也常常迷惑人。第一，瑞典事实上并不是中国学者所说的社会主义。2007年5月号的香港《争鸣》杂志就认为：“瑞典 从来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因为其百分之九十的企业，仍然在私人手中，甚至可以视为大资本家财团垄断经济的社会。例如，瓦伦贝尔（Wallenberg） 就是一个规模庞大的产业帝国，它除了银行金融事业之外，还控制了北欧很多影响力很大的工业集团，其中有爱立信、伊莱克斯电器、瑞典滚珠轴承公司、阿斯利康 制药集团等世界知名企业。”按经典的生产资料归谁所有来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显然瑞典这个社会主义头衔是中国学者给按上的。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宏观经济研究院黄范章也曾对瑞典是否是社会主义提出质疑。




被故意“粉饰”的低失业率

　　第二，瑞典也不是始终能够坚持高福利。高福利是否可持续，一直是当今各国政治的重要议题。以现在的经济数据来看，瑞典经济上的黄金时代已不再。 1970年，瑞典在经合组织（OECD）中富裕程度排名第四。但是，到1998年，瑞典在经合组织中的排名已经下降到第16位，现在的名次还在下降中。更 严重的事情还在于瑞典的失业问题。瑞典首相赖因费尔特（Fredrik Reinfeldt）曾说过，瑞典自从1950年起，就几乎没有产生新的私人企业工作岗位了。30％的瑞典人是在政府机关工作，小生意因劳工规则而受到不 少的限制。因此，失业率的高企将给社会带来众多的麻烦。

而且，麦肯锡全球研究所（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之前所做的调查显示，瑞典的真正失业率不是官方所说的6％，而是16％。英国《经济学家》文章更是说，瑞典在“粉饰”其失业率方面的 水平可谓世界冠军级。因此，社民党在2006年大选败北。当时美国的《商业周刊》以“瑞典向右转”为题来报道瑞典大选的结果。新执政党的首要策略就是向雇 主减税。不过，以政党的轮替来判断社会的转向是有些肤浅和为时过早，但以一个社民党的存在与执政来推断瑞典是社会主义，并且要求中国学习，也是非常肤浅 的。

　　设想一下，如果把瑞典的模式移植到中国，下一步应该做什么？高福利最直接的方法肯定是加税。在经合组织的排行中，瑞典国民的税收负担果然长期位居首 位。高累进税收下，有人曾经算过，瑞典年薪最高的前10位企业家平均税后年薪只高于普通工人工资的14倍左右。表面上看，这是个好主意。但用到中国后，看 看是个什么后果。首先，中小阶层的税负将越来越高；其次，高税收收集来的资金不见得就会用到百姓身上，也就是高福利不一定是个结果。

仍无条件移植“高福利”

　　《福布斯》曾经发布“全球2005税务负担指数”，称中国税务负担排名全球第二高。笔者比较认同这个观点。虽然中国个人所得税占比不高，但是中小阶层 的白领人士贡献大。高收入阶层有资源和能力去避税和逃税。只要付出很小成本去行贿收税官员，获得的收益都比交税高，而中小阶层却很难有这样的资源。相对来 说，有效收上来的税收大多数建立在中低收入阶层的贡献上，因此，税负高的论断当然可信。

　　其次，高福利涉及到二次分配问题。如果中国政治体制仍没有适当的改变，政府官员的问责机制仍然不完善，官员与商人的勾结仍然存在，二次分配的结果只能 是让官员和商人越来越富。最明显的例证就是当前的一些赈灾行为。国务院曾为渭河大洪灾给灾民每个补助建房费1万7000元，最终灾民每人实得50元。剩下 的归了政府部门及其官员，当然还有一些“企业家”。而同样的情况发生在国有企业身上，吴敬琏曾说，国有经济耗掉了三分之二的金融资本，但对国民生产总值的 贡献只占三分之一。

　　中国的现状是，以政治、经济权力作为基点，不同主体对资源的汲取能力是相当悬殊的。同为灾民，官员和平民获得的扶助是不同，同为需要资金的企业，国有 企业与民营企业获取信贷的能力是不同的。因汲取能力的不同，高税收收集来的资金的分配也可能是不公的。在这种格局中，能够真正得到“高福利”主要取决于个 体的汲取能力。

　　因此，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当务之急是改变游戏规则，让草根阶层真正有还价能力。笔者的主张也是推进基层民主，将基层选举扩大到县一级。正如 Klitgaard（克里特加尔德）被广泛引用的腐败公式（腐败＝垄断＋酌处权－问责机制）所示，提高问责机制会增加官员劫取的风险。只有游戏规则改变 后，全民的均衡分配才有微观上的基础。

·作者是中国资深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