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 中国缺少民主的殉道者

中国缺少民主的殉道者

 

傅国涌

 

梁启超晚年对政治已颇为厌倦，把重心转到了文化上来。与他关系密切的张东荪回忆，在北伐前二三年他住在协和医院，准 备动手术时，张曾向他进言，文化运动未有不含政治改革的，故仅文化运动是不够的。他说了这样一句话，“之所以不愿再谈政治就是对于民主完全提不起信仰来 了。”相隔二十年后，张东荪在写《理性与民主》一书时，回想起这句话，无比的感慨，认为：“中国之始终未能走上民主轨道可以说就是为没有人肯作民主主义之 殉道者。必须有人和迷信财神与送子观音那样，不恤徒步登山，数夜不睡，以迷信于民主主义，则民主方会发生力量。环顾海内，这个天赋的天命应该降在梁先生身 上，他竟未曾担起，岂不可惜。为什么他最相宜呢？就是我以为民主运动根本是一个道德的挣扎，即对于不自由不平等不向上的一种抗争，可以说是纯粹出于道德的 动机。”

自戊戌变法以来影响中国至大、至深，为中国的民主事业追求了大半生的梁启超先生，到他生命的黄昏竟然说自己“对于民 主完全提不起信仰来了”，这确实令人遗憾。张东荪的惋惜不是一声轻轻的喟叹所能了的，而是像一块沉重的大石头立在我们的面前。从他写下这番话，又是60多 年过去了，我们这个古老民族依然踯躅在民主的大门外，更不要说上轨道了。通往民主的路为何如此艰难？固然首先是因为环境的阻力，比如掌握权柄的人不愿意自 己的权力受到约束，既得利益不肯放弃眼前的利益，多数人屈从于环境的压力，苟且偷生，追求民主的动力不够，在这些因素之外，我们不能不说，还有一个同样重 要的因素，就是民主的追求者、倡导者，特别是那些曾经被世人视为民主旗帜的人物，本身也没有负起足够的道德上的责任，在根本上，缺乏一种殉道者的精神。

中国人追求民主之路，如果从梁启超那一代起已有一百多年了，最近这三十多年来，自“四五运动”、西单民主墙运动到波 澜壮阔的1989年，也曾高潮迭起，国人并不缺乏民主的诉求，而且曾经产生出了具有影响力和象征性的代表，比如方@励之先生、魏@京生先生。但是，他们先 后都选择了流亡，作为个体生命他们因此可以减少许多切身的痛苦，我无意评价他们个人的选择，也决不是在指责他们，何况魏@京生先生已在牢狱中熬过了漫长的 18年。我所关心的只是他们这个选择给我们民族带来的负面效应，作为极权社会里好不容易浮现出来的民主象征，他们曾是千万追求民主的国人心目中的希望与信 心，如果他们坚持留在自己的国土上，与这个饱受折磨的民族共命运，与被蹂躏、被损害的同胞一同承受现实的苦难，整个民族在精神道德上就有一个可靠的向心 力，在无所不在的强权对面，就有一座撼不动的精神坐标。任何一个时代，要产生出这样的坐标需要有很多的契机，不是说有就有了，只有各种因素集于一身才会成 就这样一个人，而这个人一旦产生，上天就赋予他一重使命，这个使命是超越于个人生命之上的。这个时候，这个处在历史当中的个人，有没有足够的勇气担负这样 的使命，能不能以殉道者的姿态，坚守民主的理想，就变得比什么都重要。确实，这不是现实的理性计算，不是具体的力量权衡，而是清清楚楚的个人利害抉择，不 仅可能带来个人处境上更大的逼迫、更大的难处，甚至是严重的伤害，由此产生的道德力量却是难以估量的。

道德从来都不是一种外在的要求，不是用来责人，乃是用来律己的。在极权向民主转型的过渡时代，新生的民主力量要想与 强大的反民主力量抗衡，不能不诉诸这样的道德力量，我们当然明白民主最后的生根要靠制度，没有制度安排上的保证，就不会有健康的民主社会，但是这个制度的 建立却有赖于道德的动力。没有这种道德的榜样，没有先行者以自我牺牲所作出的示范，一个长期被专制奴役的民族是很难迈出这一步的。《圣经》中说：“一粒麦 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中国的民谚也说“一籽下地，万籽归仓。”说的就是一个道理，这就是今天林昭受到那么多人敬 仰的原因所在。

历史的创造有一定的偶然性，其中，有幸被历史选中的代表性人物，在关键时候的选择往往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方@励之 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到处演讲，提倡民主，在年轻学子中如雷灌耳。1989年的民主浪潮诚然不是他鼓动起来的，而是历史的大趋势，但是不能否认他多年来的 思想言论就是构成这个大趋势的一部分。他的影响力当年无人出其右，拥有“中国的萨哈罗夫”乃至“中国的布鲁诺”等称誉。然而，他最终既不是萨哈罗夫，也不 是布鲁诺。如果说，“liusi”枪响之时，情况危急，大军压境，局势不明，出于生命安全的考虑，他走进美国大使馆还可以理解的话，那么一年多之后，北京 已结束戒严，局势平定，作为被通缉的“黑手”，他坦然走出美国大使馆，充其量也就是接受几年监狱的命运。按照当时全国的民气、民心、民意，更不用说国际社 会的舆论，他入狱只会使他赢得巨大的声誉，只是暂时失去人身自由。以他的声望，即使在狱中，他在肉身上也不至于受到多大的伤害。据说，他事后的解释是，他 只是一个科学家，不是一个政治人物。一个被时代推到浪尖上的知识分子，关键时刻是不是能承担起民族的苦难，有勇气接受包括牢狱在内的命运安排，坦然地面对 一切向他袭来的横逆。这不仅是个人的勇气问题，更是民族的精神道德水准问题。我们今天仍然感到遗憾的是，这个问题上，我们得到的是一个令人沮丧的答案。戊 戌变法虽然被绞杀了，但是有一个甘愿以身殉道的谭嗣同在，我们就能感受到一线的温暖。十多年后，那个杀了谭嗣同的王朝就崩溃了。

 二十年后，重读方@励之先生80年代的那些言论，我对他依然怀抱足够的敬意，他毕竟是一个开风气者，一个推动过历 史进步的人，斑斑史册永远也无法抹掉那一页。但是，他在关键时刻的选择，没有经受住历史的考验，也是毋庸讳言的。他的选择对中国民主化进程的挫伤到底有多 深，或许今天还测不出来。这是历史深深的无奈。在太平洋彼岸，午夜梦回之际，也不知道方先生对此是否有过反省？

六十年来，在这个暴力缔造的大一统政权下，这块土地上追求民主的声音并没有完全消失。三十多年来，我们一次次听到了 民主的呐喊声。为什么中国没有产生出自己的昂山素季、哈维尔、金大中？为什么三十多年的时光得来的仍然是零？其中原因不能只到反民主的力量那里去寻找，更 要在求民主的力量身上去寻找，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反省，我们就会发现自身的缺陷，正是这些缺陷使反民主的力量变得貌似强大，甚至逐渐找回了曾经丧失的一点自 信。专制其实不是靠自己单独就能完成的，专制和被专制是相互成全的，一个民族一旦准备好了告别专制，专制的末日也就即将来临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今天 之所以只能处于民主的门槛外，首先是追求民主的人还没有作好道德上的准备，特别是个别曾享有倡导民主的大名、掌握了相当道义资源的人，没有能立定心志，做 一个民主的殉道者，甚至放弃了历史曾给予他的重大机会。这是中国民主难产的重要原由之一。中国的今天，依靠体制自身力量往民主方向演变的可能性，几乎越来 越看不到了，强势集团对自身利益的贪婪和独占的欲望日益膨胀，像胡、赵那样具有道德感的体制内领袖已没有产生的土壤。但是，历史又已经走到了一个大转型的 时代，变也得变，不变也得变，这不是人力所能阻挡的。这个时候，民间社会能不能产生出具有道德力量的代表人物来，他们在多大程度上愿意为一个民主中国、自 由中国殉道，就是这一轮转型能否顺利的条件之一。我们讨论的这个话题因此获得了实质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