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王者归来，中共能否摆脱极端轮回？

大中小 2015-01-20 12:05:24

中共在历史中经历过多次集权与分权周期，其中如天子般被民众齐呼"万万岁"的"伟大领袖"毛泽东无疑达到了集权顶峰，但是也留下了包括反右、大跃进和文革等在内的代表性遗作。文革之后，邓小平掌权，中共汲取了毛泽东时代过分集权的惨痛教训，开始在分权的轨道上向前掘进，后经历了邓小平和江泽民两代"核心"，到胡锦涛执政时期，因为权力过过度分散，中共的分权模式也走到了尽头，其表现在最高层是"九龙治水"，出现了周永康这样的在政法委搞"独立王国"的案例，在地方上则出现了薄熙来这样尾大不掉的诸侯，政令不出中南海，也成为过去十年让胡温最头疼的问题。十八大后，中共再次走上一个集权周期，胡锦涛主导常委人数压缩调整，习近平恢复"小组治国"，开启了最初的两大关键步骤。

1月16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全天开会，专门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汇报工作。这在历史上实属首次，是中国新一轮集权历史周期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也是权力向习近平加速集中的重要标志。

毛式集权之路

延安整风运动巩固了遵义会议以来确立的毛泽东的领导核心地位。1949年中共建政后，毛泽东在党内拥有极大的权威，但仍然受到一定程度上的制衡，比如刘少奇、周恩来等人。这一时期的中共，党内民主蔚然成风，同志关系其乐融融，这种"一强多极"的高层政治结构迄今仍在中共党内备受称道。

                                        习近平在十八届中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讲话

中共建政后，经历了几年稳定时期，毛泽东为了进一步集权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1953年，中共在全国范围开展了反分散主义和地方主义的斗争，提出"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的领导原则。此后中共的权力便向毛泽东集中，毛泽东为了集中自己的权力先后打倒了高岗、彭德怀、刘少奇等新中国的"开国元老"。

其次，毛泽东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还开启了一元化领导，虚化了国务院权力。1958年，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只有一个'政治设计院'，没有两个'政治设计院'，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都是一元化，党政不分，具体执行和细节决策属政府机构及其党组。"政府实际上成了中共党中央的具体执行机关。

紧接着，毛又提出"一线"和"二线"的设想，他本人退居"二线"，实际上是把自己凌驾于中共集体领导之上，不受任何监督，导致错误决策，用权"任性"，酿成了"大跃进"、"文革"等历史惨剧。

邓小平开启分权模式，历经三代终成九龙治水

文革结束后，经过华国锋的短暂过渡，邓小平成为中共第二代领导人核心，经过文革等的教训后，邓小平开启了中共分权化的进程。邓小平没有像毛泽东那样把自己凌驾于整个组织之上，党内的最高领导除了邓小平之外，还有陈云、李先念。有一种说法认为，在重大事项上，邓小平具有决定权、陈云拥有否决权。

从邓小平开始的分权，不仅仅体现在最高领导人之间存在权力的制衡，还表现在中央向地方分权，地方获得更大的自主权。

"六四"事件之后，邓小平选择了处理上海学生运动有功的江泽民担任第三代的领导核心。十四大对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作了重要改革，正式建立了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为核心的"一元权力"结构，实行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三位一体的领导体制。

2002年，十六大后，胡锦涛担任总书记，常委人数也从前十年的七人增加到了九人。中共的分权化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没有人再提"以某某为领导核心"的话了，而是改成了"以某某为总书记"的说法。中国进入了弱势中央的阶段，九位常委各管一摊，形成了"九龙治水"的格局，就连《北京日报》都敢发表《总书记不能凌驾中央》来"挑战"胡锦涛的权威，称"'总书记'并非党的最高领导人。"

习近平再次回归集权

十八大之后，习近平上台执政，面对日益严重的腐败问题和艰巨的改革任务，中共又开启了新一轮的集权周期。首先，常委人数九人变七人。其次，为了集中权力，习近平重启"小组治国"模式，亲自担任多个重要领导小组的组长。此次国务院党组、全国人大党组、全国政协党组等五大国家机构第一次向政治局常委汇报工作，实际上是向习近平个人进行汇报。这是十八大后习近平集权的又一个突破性事件。

习近平十八大后的这轮集权周期拥有深刻的历史原因和必然性。首先，历经江泽民、胡锦涛两代的统治，中国官场的腐败已经愈发不可遏制，甚至已经到了要亡党亡国的地步，如果不集中权力进行反腐就有可能危及党的生存，国家就有可能陷入动乱之中。因为反腐会危及到官员的利益，甚至生命，腐败的官员必定会竭尽全力进行阻挠和破坏，使反腐难以进行下去。只有把权力集中起来，集聚反腐的力量，对腐败分子形成威慑力。

中共利用集权大力反腐，已经取得突出成绩。迄今为止，中共已经拿下了68位省部级以上的贪官，超过了过去十年的总和，其中甚至包括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苏荣等特大号"老虎"。可想而知，如果没有习近平的个人权威，反腐就不可能会取得如此大的成绩。

其次，因为江、胡两代分权的原因，导致中央权威日下，各项改革因为既得利益集权的阻碍而难以推进。以胡温时代为例，对于教育、医疗、住房、土地、分配制度改革等关键问题的改革都难以顺利地推进，就是因为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使改革陷入了僵局，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而无法落地实施。

而十八大后开启的新一轮集权，对于改革问题高度关注。两年以来，中共列出了60大项300多小项改革举措，涵盖范围广，改革力度大，为中共历史所罕见。比如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已经取消了实行60多年的劳教制度，放开了单独二胎政策，教育考试制度也进行了重大改革。没有新一轮的集权，这些改革恐怕也都难以出台。

从历史上看，这样的高度集权也可能产生一定的安全隐患，如何避免类似于毛泽东时代的集权弊端，对中共来说，仍是一个巨大挑战。更值得人们深思的是，六十多年来，中共从集权到分权、从分权又回归到集权，政治调整总是以这种"左一满舵，右一满舵"的方式前行。在以后的政治演变中，如何能够更平稳地进行档位转换，不在两个极端之间来回大幅震荡摇摆，对中共而言，也是一个尚未被克服的缺陷。

集权能够反腐，也能独裁；顶住利益集团的压力改革是进步，自己却是最大的利益集团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