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挂帅强势逆袭，高校人才恐将流失

大中小 2015-01-20 18:27:02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最近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将高校意识形态的管控明文拉升到新警戒线——思想政治、意识形态倾向成为远远优于学术研究造诣的考评指标，不仅要时时监督、定期考核，并且具有"一票否决权"，决定个人教师职业生涯的生死。虽然两办的文件并非近来高校意识形态收紧的开端，但管控从后台转向前台的变化，仍令舆论充满担忧——政治的帅旗堂而皇之的在大学校园升起，或将使诸多大学老师们回想起"反右"与"文革"的惨痛，从而选择离乡避祸——中国到了和大学老师说再见的时候。

事实上，高校意识形态的收紧已近两年，只是此前或是遮遮掩掩在内部通知，或是借媒体之口间接向社会传达，未有像今天两办发文这般正式。早在2013年5月，华东政法大学副教授张雪忠就已在网络上公开了一份中国官方"七不讲"的内部材料：禁止高校讲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公民权利、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错误、权贵资产阶级、司法独立。而张雪忠本人，也因公布此文件而被大学解聘。而后在2014年11月，《辽宁日报》刊发系列调查文章《老师，请不要这样讲中国》，汇集各路潜入大学讲堂中的记者搜集来的材料，剑指大学内的自由派倾向，激起一阵舆论热潮。同时，公安大学教授王守田因其反对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主张宪政等观点被捕，取保后禁止再讲授宪法课。此时，官媒《环球时报》发文称就是要砸了自由派的锅，更是令一些评论人士大呼中国最主要的思想殿堂将从此沦为一潭死水。

如果说"一潭死水"的大学将令许多有能力的优秀学生选择走出国门，接受多元多彩思维的碰撞，那么"政治挂帅"的大学则会令许多有政治敏感度的优秀教师走出国门，寻求学术上的自由与生活上的安全——这一面政治的大旗或将令大学教师"说还是不说"的问题，变为"走还是不走的"的抉择。

回顾历史，中国大学老师上次面临这一抉择并不久远。中共建政前夕，蒋介石开启了一项"抢救大陆学人"的计划，意图将中国大陆顶级知识分子接往台湾。1948年12月14日， "抢救大陆学人"的飞机在北平南苑机场等候了两天时间，才有胡适、毛子水、钱思亮、英千里、张佛泉等少数著名教授登机，大部份机舱座位都被空闲著。12月21日，第二批被"抢救"的学人也只有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以及李书华、袁同礼、杨武之等20几位教授。据统计资料显示，由于对国民政府彻底丧失信任，并普遍对中共怀有好感，当时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的81名院士，有近60人决意留在大陆。

众所周知，"不走"的结局是这些顶级学人始料未及的。一代大师陈寅恪学贯中西，被称为"中国最博学之人"，而在文革期间，不仅家中盖满大字报，而且红卫兵担心失明的陈寅恪无法感受"人民的批判"，而将高音喇叭绑缚其床头，令陈寅恪夫妇闻之即感天旋地转，双双心脏病发，最终心力衰竭而亡。临终前奄奄一息的陈寅恪夫妇相对而泣，陈叹命运之哀苦，为妻作挽诗曰："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肠断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与陈寅恪命运相同的大陆顶级学人可谓不胜枚举：中国近代物理学奠基人之一叶企孙，北平解放后留清华大学任职，文革遭迫害惨死。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物理学家饶毓泰，拒绝登上赴台的飞机，文革期间不堪迫害上吊自杀。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地质学家谢家荣被打成右派，夫妻双双饮恨自杀……

从这些例子可以清晰看到，不论是"反右"还是"文革"，政治运动从来不分文理，自然科学家与文科学者的命运并无不同。前车之鉴尚未远去，对当下的中国大学教师而言，这些教训或曾亲眼所见，或从小自父辈口中听闻，因而当他们再次面临"走还是不走"的抉择时，结果已然明晰。

事实上，大学教师由于"政治挂帅"而出走已经有了开端。中国经济学家、原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夏业良，因其自由派倾向而被北京大学与2013年10月解聘。不久之后，2014年1月，夏业良赴美，2月10日被美国华盛顿的智囊机构加图研究所聘为该所的客座研究员。

"走"对于今天的中国大学优秀教师而言并不难，作为各国努力争取的人才，他们的流失在国门大开之后显得异常容易。当历史的车轮悄悄向后转动，不论喉舌如何装裱，都无法消除敏锐的学者对旧时伤疤的警惕。不要再问中国的学术如何创新，也不要再问如何吸引世界顶级人才赴中国打拼，中国已到和诸多大学老师说再见的时候了。

"我"的利益高于一切，政治即是利益之关键。学术自由、思想开放、中国人民及其未来实属可有可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