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面兽心的豺狼”——西藏宣传战的背后
DWNEWS.COM-- 2008年4月14日9:30:16(京港台时间) --多维新闻网许知远／中国表面强大但社会内部陷入溃烂，想要实现大国崛起却仍活在阶级斗争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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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知远，二零零零年毕业於北京大学，现为《生活》杂志的联合出版人，也是《金融时报》中文网的专栏作家。他最近的一本书是《中国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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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连几个小时，我试着寻找出「wolf with a human face and the heart of a beast」确切的中文翻译。我在《泰晤士报》一篇西藏报道中看到这个短语，它是中国官方的《西藏日报》用来形容达赖喇嘛的，并旋即变成了国际媒体的热门 辞汇，用来质疑北京的新证据——中国政府在这场冲突中陷入了歇斯底里。
我在外国旅行，没法看到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节目，也没有在网络上阅读新华社或主要门户网站的新闻，但一场宣传战必然已经如火如荼。中国政府在面对国际舆论时 或许手足无措，但可以轻而易举地支配所有国内的声音。我上一次领教是一九九九年对法轮功的批判，它突然占据了中国主要媒体的中心，这些批评帮助这场宗教运 动迅速提升了影响力，接着，还将其领导人推向了他从未梦想过的世界性人物的地位，成为某种宗教自由的倡导者。
这套宣传体制可以上溯到一九四二年的延安，并在一九四九年后的中国社会不断演练，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巅峰。当这种宣传以资讯封闭为基础时，它的能量是惊人 的，它闭塞人们的头脑，腐蚀人们的内心，摧毁道德原则，并赋予人们一种「自鸣正义」（self -righteous）的意识。所以在文化革命中武斗的双方，都宣称自己信仰毛泽东思想，而对方是「保皇派」，有理由以各种残暴的方式对待……
但当资讯逐渐开放，人们发现自己曾经确信的东西不过是欺骗时，一种玩世不恭、嘲讽的态度开始在社会中弥漫。此刻，宣传机构和公众之间开始了一场游戏。前者在惯性的轨道上继续滑行，而后者从翘翘板盲目相信的一端，滑向了什麽也不相信的另一端。
但对极权体制犹在的恐惧，使游戏继续运转。人们习惯了在公然的谎言中生存，并熟练的、习惯性的从相反的角度去理解一切官方的宣扬。但表面上相安无事的相 处，却通向了危险之路——政治与社会肌体被严重的腐蚀。政府在宣传所带来的幻像中，丧失了对真实世界的理解，宣传畅通无阻的效果，继续麻痹着权力本身，它 的反应越来越迟缓，越来越依赖惯性而非智力判断、信念原则生存。公众也同样变得越来越怀疑和怯弱，他们或许知道该反对什麽，却不知道该建设什麽，他们也逐 渐失去了直接说出反对的道德勇气，长期生活在谎言与怀疑中，也使人们缺乏力量与信心去建构起社会网路和社会机构。
中国政府与社会在这场西藏冲突中的表现，深刻的反应出长期宣传与麻痹所带来的病症。官方的宣传秉承着一贯原则，即使它自身都不相信，却仍旧按照惯性继续向 前。而中国公众，占据着绝大部分人口的汉族，虽不相信中央电视台的报道，但是他们对西藏实在是太一无所知，所以那种被长期宣传所塑造出的单一思维，很容易 被电视画面上的藏人对於汉人的暴行所触动。
这又进入了中国权力机构熟悉的语境中。长期以来，公众情绪就像政府的道具。当中美关系、中日关系紧张时，民族主义情绪就变成了北京的一张牌，平时不可能获 准的大规模街头游行出现了。但街头上的人群，与其说被一种真实的民族意识所吸引，不如说是一种被长期压抑的情绪的释放——他们渴望公共生活，却没有表达手 段，此刻的游行，既有趣又安全。
但这一次的北京所进行的宣传游戏更加复杂，它既牵扯到中国对外部世界的关系，也牵扯到中国内部的关系——一直致力於树立中国的统一性的北京，竟在有意无意地制造汉人与藏人间的矛盾。
「人面兽心的豺狼」，当我最终找到开头那个英文短语原有的中文表达，不由得笑起来，像是看到一个老古董突然摆在一个直角的玻璃茶几上。一心要标榜在全球化 的二十一世纪实现「大国崛起」的中国，似乎仍活在阶级斗争的年代，或是十九世纪中叶的清代——当一个人与我们意见不同时，他甚至不是和我们平等的同类，而 是动物或是野人。
我丝毫不怀疑，北京有能力解决西藏问题，即使解决方案总是暂时性。不管是精神感召力还是实际上的武装力量，试图独立的藏人团体都比人们所谈论的脆弱得多。 我们生活在一个政治被表面化、姿态化的年代，但人们经常忘记了，最终的决定力量并非这些表象力量。就像一些欧洲政治人物所表现出的暂时性高姿态，他们注定 是脆弱与犹疑的，只要中国拥有一个日益强大的国家实力，所有的制裁都会显得过分苍白，并轻易被改变，况且新一代西方政治领导人早已没有所谓的内在原则与信 念。过去的二十年中，北京曾面临比这严重得多的孤立。
我所担心的是，中国内在的腐蚀，它表面的规模依旧如此强大，但社会内部却陷入了溃烂，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没有智力、情感与道德上的尊严与信念。也是在这种意 义上，中国不会变成令人生畏、咄咄逼人的霸权，《泰晤士报》专栏作家Michael Portillo将今年的北京比作一九三六年的柏林是愚蠢的。■
《亚洲周刊》
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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