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八劫》：1958年的“摇篮惨案”

《五八劫》：1958年的“摇篮惨案”

从 创造社新任社长宋石男 作者：四一

  使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具有共同的过去，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一种同一体，也许是历史学最古老和最经常的社会职能。这种职能至今仍未完全丧失。

 

    然而，总有一些过去，它们虽是民族或国家的共同经历，却被扭曲原貌，武断地植入历史教科书及意识形态，于是成为神话——譬如义和团；与此同时，也总有另一些过去，它们确是民族或国家的共同经历，却被粗鲁地遮掩，试图一笔勾销，于是成为禁忌——譬如反右。

 

    有学者认为，反右运动是中共建政后，一系列大规模群众政治运动的起源，它与后来的大跃进、大饥荒、文化大革命，以及西单民主墙、四五运动、����，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触一发而动全身，为捍卫自有政权之合法性，当局遂采取回避与强制遗忘的手段。

 

    就在2007年初，反右五十周年之际，中宣部召集各省市分舵负责人，口头传达了17条指示，其中包括：不能出版有关反右与文革历史的文章、回忆录和相关书籍。稍后，2007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下发《关于1957年反右运动问题的若干意见》，再次重申固有立场。

 

    然而，如夏多布里昂所言，“当一切都在强权面前颤抖时，历史学者便出现在舞台上，接受公众的复仇委托”。来自民间的历史学者——王建军（天涯ID王大爷）老人编纂的《五八劫：一九五八年四川省中学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记实》，就是一本关于反右的“复仇”之作。只是此种复仇，不是用火与剑，而是用真相；书中记录的“右派”，也是一群特殊的“右派”——中学生“右派”。

 

    以中学生身份（多属未成年人）被卷入政治运动，可谓骇人听闻。即使在清康雍乾三代文字狱最盛行之时，也罕有向未成年人开刀之举。《五八劫》一书，以大量第一手的档案、卷宗、当事人回忆录，向我们呈现了发生在1958年的四川的至为荒唐的一幕：中学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这场运动由时任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的李井泉发起，在四川省各中学及中专中开展，实质是以中学生为主体的“反右”运动。最终，被定为三、四类分子的学生，分到各厅局变相劳改的就有3200人，这个数字还不包括已送劳教和押送农村监督劳动改造的。而当时全川的应届高中毕业生不到一万人。也就是说，1958届四川高中毕业生中至少有三分之一以上，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因言获罪（这些言论多是被诱发出来的，犹如毛说的“引蛇出洞”，或“阳谋”），不但被剥夺上大学的权利，而且成为“政治贱民”，受到“准专政”。

 

  具体经过，书中叙述大致如下：

 

   1958年1月26日—2月16日，在四川省委直接布置与领导下，成都在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率先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旋即推广到全省各市、州、县。据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批转中共成都市委宣传部《关于中等学校继续深入开展整风运动的意见》，运动主要采取 “大鸣、大放、大字报、大争辩”的方式，“对于放出来的反动言论或反社会主义分子，要在学生中当作典型思想认真地加以批判，并列为操行评语内容，作为这个学生升学、就业审查的内容”。

 

   运 动的结果，划为四类（“立场反动，有一系列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和三类（“立场动摇，认识模糊”）的中学生一律以“操行不及格”为由，严禁高校录取。四 类还特别定为“反对社会主义分子及坏分子”，明确为“敌我矛盾”，“根据中央关于高等学校右派分子处理的指示精神”进行处理，有的遣返农村，劳动教养，有 的和三类学生及所谓“家庭与社会关系复杂”的学生一起分到基层生产单位“锻炼改造”，“不给予干部和工人称号，一律叫试用人员”，并明确“限制使用”：“ 绝对不能分作党团、人事、保卫、计划、财务和重要业务工作”，“不能提拔选送入学，个别培养”，“政治上应时时对他们提高警惕”。

  

  更惊悚的是，四川一些县市还将运动扩大到初中，于是被划为“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学生中，年龄最小的只有13岁。

 

  正如黄一龙在《跋〈五八劫〉》里所说：“这是一场有组织有领导的对未成年人的政治迫害，它直接间接导致若干幼小生命的终结，更夺走了成千上万孩子至少二十年 宝贵的生命，其性质正如对摇篮中的婴儿实行集体谋杀”、“处心积虑，撒饵下套，一个政府对自己治下的小孩子下毒手，把他们扼杀在摇篮”。

 

  关于这一“摇篮惨案”，钱理群对之有详尽的背景分析，矛头直指毛泽东。

 

  钱分析，在1957年，毛泽东的危机感（恐惧感）主要有二： 领导权的危机与接班人危机。两者尤其是后者，成为引发“五八劫”的深层政治根源。

 

  所谓接班人危机，用当时一篇批判文章的话来说，就是年轻一代究竟是“革命前辈的接班人”，还是“替资产阶级殉葬的金童玉女”？1957年1月， 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里，谈到石家庄一所学校因就业问题闹事时，就特意指出：“我们高等学校的学生，据北京市的调查，大多数是地 主、富农，资产阶级以及富裕中农的子弟，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出身的还不到百分之二十”，“地主，富农，资产阶级，民主党派------他们老于世故，许多人现在隐藏着。他们的子弟，这些学生娃娃们，没有经验，把什么‘要杀几千几万人’、什么‘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这些东西都端出来了”。这就开启了以家庭出身为依据的“阶级分析”，以及动辄追查“学生娃娃”背后的“有胡子的人”的传统。

 

   钱还分析，毛泽东这一时期特别注意到中学生的动向。他在1957年2月27日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的讲话里，就有这样的一段话：“去年-----有十七个学校七千人罢课。全国有五百万中学生，中学校长与党委书记要好好研究如何办好学校，五百万个学生闹起事来，也不好办啊。”

 

  所谓上有所好，下必迎之；上有所虑，下必解之。“五八劫”的本质，就是在反右扩大化大潮中，为迎合毛“好好研究如何办好学校”的指示，地方大吏“媚上整下”的杰作。几千名中学生的稚嫩命运，也因之被掐住脖子，改变轨迹。

 

  五十年过去了，“五八劫”中的蒙冤者始终没有沉默。1962年，他们给周恩来写信上诉，被作为反革命事件追查，有人因此而入狱。1967-1968年，他们成立“五八高三造反联络站”，搜集保存大量相关文件及当事人材料，在以后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又遭到残酷迫害。2005年起，经过王建军等老人近3年的努力，《五八劫：一九五八年四川省中学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记实》一书终于自费出版。“用五十年的血和泪，记下这行将被遗忘的历史”。 

 

   随着此书出版，发生在1958年的四川的这段残酷历史图像，以最接近完整、最接近真相的样貌再现于世。如菲奇诺所言：“本身注定要消逝的东西在历史中获得不朽；不存在的东西变成存在”。用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话，则是“国可亡，而史不可灭”、“不信青山唤不回，不信青史尽成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