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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转折发生于20世纪末和21世纪的初期，其标志性活动是"高校合并"、"高校扩招"和"高校评估"等。这一时期教育的成绩是在形式方面取得了明显进步，教学条件得到显著改变，但在大学的品质和精神方面却出现了明显倒退，许多与教育精神明显相悖的现象都通行于高教领域之中。这种现象的显著标志是教育行政化程度全面而深刻，官本位风气流行而普遍，就连教育部一位高级领导都承认，大学中强劲的官本位风气已经伤害了教育的本质。
这种官本位风气的典型表现：一是官大学问大。一些教师只要当了官，就能自然地成为教授、博导、学术带头人、首席科学家等"学术名流"，从而引导了大学中的趋官时尚，使教授"竞争处长"成为高校中的普遍现象。二是官大真理大。现实大学制度的科层化特征，造成"大官"说了算的权力效应。无论什么人，只要在大学中担任了某项行政职务，似乎自然就具备了对大学中许多事务进行处决的能力。在高校的许多重大决策中，看不到教师和学生参与的迹象，教师和学生在高教中的主体地位没有被显现出来。三是缺乏有效监督和制约的行政权力，在运行中往往表现出"顺我者昌，逆我者去"的行政威慑气势，致使教师们基于个人的职业安全，必须顺应这种趋势。在这种教育制度和文化氛围中，教师和学生的权利都被视为无关紧要，"长官意志"成为高校中不容违抗的潜规则。
由于教育行政化依据的是深厚的社会文化意识和权力制度，因而大学行政化现象虽然备受社会的批评和诟病，但却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而且在"唯我独尊"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这种现象于高教而言无疑是一种倒退，因为虽然我国的教育事业本来就是在行政化体制中运行的，行政权力主导教育事业的历史也由来已久。然而，由于教育在传统上的崇高声誉及具体活动中的专业特征，以往的领导者们或者因为不是纯粹的外行，或者对教育的专业性质还有所敬畏，因而在干预高校具体事务时还有所顾忌，还不敢对大学完全地颐指气使，使教育还保留了一些自己的特性。另外，改革开放的基本精神主旨是"放权"、"培育行业自主精神"、"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经济领域的改革是这样，教育领域的改革也应该是这样。而高教在世纪之交前后强化行政权力及膨胀官本位风气的一些举措，在价值取向上显然具有逆社会潮流而动的意蕴，其危害不亚于"院系调整"对早期大学生态的破坏。
审视大学行政化强化的原因，主要是高教在这一时期所进行的一些主要活动，都是在行政主导下进行的。教育行政机构在主导这些活动时，自然地膨胀了自己的权力。存留于高教领域的计划经济意识助长了这种膨胀行为，使高校行政化体制的权威空前高涨，高校作为行政机构附庸的特征更加彰显。这样，行政化体制与官本位风气互为表里，共同引发和推动了高校中畏官、趋官、求官的潮流和风气。
这种现象对大学的活动及品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是使高教赖以安身立命的学问神圣、人格高洁失去了制度和文化基础。权力神圣、关系神圣成为新的精神时尚。高校在传统上凝聚和吸引优秀教师的自由、文明、正义、理性的思想和文化，逐步地被见风使舵、投机取巧、逢迎拍马、弄虚作假等风气所代替，使一些高校成为平庸、投机者的乐园。由于没有了对真学问的尊敬，高教传统的建立在知识、学问基础上的思想基础没有了，在精神上成了随波逐流的流浪者。与此同时，一些教师的工作目标也发生了变化，由追求学问转向了追求行政职务。因为他们虽然可以对行政职务内涵的经济利益表示淡薄，但无法对没有行政职务可能造成的职业安全掉以轻心。如果谋到了一个行政职务，不仅可以获得难以数计的各种好处，也为职务安全增加了一层保险。这种现象使一些教师的行为失常，教学不为如何熏陶学生的品格，只为完成教学任务；科研不为追求真学问，而是为完成科研指标，其思想和行为与自己的职业品格和精神完全背离。
二是大学价值观转向抑制了许多学生应该获得的人格资源和精神品质。众所周知，学生到大学来是为了在思想、精神、知识、人格等方面接受教育的，但由于大学价值观的转向，教师中具有高尚品格的人少了，潜心做学问的人少了，大学影响学生人格形成的高尚文化和高深学问资源少了，对学生提供的知识和人格熏陶水平降低了。缺少高尚教育资源熏陶的学生，只能向社会寻求精神的方向。社会能够为学生提供什么样的价值引导呢？除了求功利的示范，就是就业的艰难。所以，学生除了把大量精力用在"考证"之上外，就是修炼世俗化的品性，其变得世故和投机也是一种必然。只是学生的背离教育规律的学习，是一种缺乏读书乐趣和精神愉快的学习，他们中的许多人虽然忙忙碌碌，但却表示在大学中没有学到真正的知识，没有感觉到受教育的幸福感和快乐感，甚至于自杀、犯罪等极端性事件不断出现。
三是这种现象使大学内在的心理结构断裂，大学活动的目标、方式、结果碎片化，没有了高等教育应有的神圣和高洁。这种断裂的主要表现是从心理上割裂了教师和领导，教师和学校，教师和学生之间的情感和精神联系，使他们各自的精神碎片化。比如，学生的活动目标是求职；教师的活动目标是理想（极少数人）或者生存；领导者的目标是政绩等。他们每一方面都会认为自己的价值取向有道理，都会为自己的行为寻找到充足的理由。但他们都似乎忘记了，在自己的目标之上还应该有社会责任、文化责任、学术责任、人的和谐发展及社会繁荣安宁等价值层次的目标。
在这样的精神镜像中，高校作为一个完全整体的维系条件，只是制度和纪律这些具有形式约束力的要素。而制度和纪律等铁律的作用，只能表现在形式方面，其广泛使用对于大学教师这个以追求独立思考和文化创造为特征的人群而言，只能使其对高校中的活动更淡漠。一方面，在笔者询问的不少高校教师中，都表示不知道本校的领导人是谁。其中的大部分人表示也不想知道，在他们看来，学校领导与自己并不是精神共同体，知道与否对自己没有意义。另一方面，从理论上说，行政人员应该是为教师的教学和科研服务的。然而，一些高校中的不合理制度，却使行政人员可以高高在上地对教师颐指气使，指手画脚，致使在许多大学中都出现过"科员教训教授"的反常现象。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因为一些学校中的行政人员，可以主导制定针对教师的管理制度。这种可以左右教师权利的制度意蕴，为他们不尊重教师提供了权力基础。教师在尊严、权利、人格得不到尊敬的情况下，必然对学校的各项制度采取"为我所用"的实用主义态度，或者消极对抗，或者漠然视之，行政化的管理制度，造成了教师与行政人员的信任和尊重关系断裂。虽然许多高校都似乎有健全的制度体系，却少有让人感到健康、温馨的校风和学风。
显而易见，是行政化的制度和文化破坏了大学中的优良生态、气氛、传统，使高教声誉受损，斯文扫地。事实上，当一个高校中的行政权力首先为领导者利益服务的时候，干群之间的信任和尊重关系就可能打折，教师对领导就难以产生心悦诚服、众望所归的感觉。当教师为办事方便违心地称办事员为"老师"的时候，大学中令人津津乐道的"尊师"故事就可能绝迹了，就再难有"一首诗讲一年"、"别人讲过的我不讲，我以前讲过的不讲"的教师自信于学问的故事了。大学是确实地联系实际了，只是这种联系难以给人带来愉悦和希望，难以使人对大学产生尊敬和亲切感。
30年，在历史上或许只是短暂的瞬间，但对于生于斯、活于斯的人而言，则是其有效工作的大部分时间。审视30年的高教发展，虽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纵向与我国早期的大学相比，我们不敢说已经超过了蔡元培时期的北京大学、梅贻琦时期的西南联大。在一个新的起点开始的时候，我们是否应该思考这样一些问题：若还以政治的价值取向和话语体系为标准，高教的未来与现在能有区别吗？高校中的教师和学生是否应该永远都处于被决定的地位？他们是否应该有实质性地参与高校决策和管理的权利？没有教师和学生自主性的大学，是否有成为真正一流的希望？如果这些思考是有道理的，那么应该用什么样的制度和措施来实现呢？在新阶段，我们不但要想，更应该实实在在地做。
（作者为江苏大学教授）
《科学时报》 (2009-5-15 A4 周末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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