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一峰: 鲁迅是乐观主义者吗?

鲁迅是乐观主义者吗?

阮一峰 发表于 2008年09月22日 | 分类：首页 -> 档案 -> 文学

上星期，我写了《Are we falling or flying?》，jt网友在留言中引用了鲁迅小说集《呐喊》的自序：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我想，他的用意是勉励我。谢谢他。

这段广为引用的话本身当然很正确，我也早就读过。不过这一次，它勾起了我心中一个以前就想过的问题：鲁迅是乐观主义者吗？他真的相信有“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吗？

在我印象中，鲁迅似乎从没有说过一句对中国前途表示乐观的话，哪怕是鼓励年轻人去战斗，也寥寥无几。就算《<呐喊>自序》中的这几句，如果你仔细看，其实也不是鲁迅说的，而是钱玄同说的。在鲁迅的作品中，只有悲观、黑暗和孤独，才是随处可见的。

在引用具体的文章前，我必须声明，这个话题纯粹只是对鲁迅本人的探讨，而不涉及任何对现实的影射。

1918年5月，周树人第一次使用“鲁迅”这个笔名，在《新青年》发表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从那时起，鲁迅似乎就已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了。1920年，鲁迅在回忆10年前出版《域外小说集》的往事时，这样写道：

我们在日本留学时候，有一种茫漠的希望：以为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因为这意见，便自然而然的想到介绍外国新文学这一件事。但做这事业，一要学问，二要同志，三要工夫，四要资本，五要读者。第五样逆料不得，上四样在我们却几乎全无：于是又自然而然的只能小本经营，姑且尝试，这结果便是译印《域外小说集》。

……至于上海，至今还没有详细知道。听说也不过卖出了二十册上下，以后再没有人买了。于是第三册只好停板，已成的书，便都堆在上海寄售处堆货的屋子里。过了四五年，这寄售处不幸被了火，我们的书和纸板，都连同化成灰烬；我们这过去的梦幻似的无用的劳力，在中国也就完全消灭了。

大约在那时，鲁迅就已经看清楚了，幻想用文艺“改造中国”，不过只是“梦幻似的无用的劳力”，在中国终究会“完全消灭了”。

1923年，鲁迅出版了第一本小说集《呐喊》。可能由于对五四运动的成果感到振奋，鲁迅使用了“呐喊”这个积极的词作为小说集的题目。他是这样解释的：

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至于我的喊声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顾及的；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至于自己，却也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

可见，即便是那时，鲁迅也不相信光明即将来临。

1926年，鲁迅出版第二本小说集，题目已经变成了《彷徨》。小说《在酒楼上》是这样结尾的：

我们一同走出店门，他所住的旅馆和我的方向正相反，就在门口分别了。我独自向着自己的旅馆走，寒风和雪片扑在脸上，倒觉得很爽快。见天色已是黄昏，和屋宇和街道都织在密雪的纯白而不定的罗网里。

无法逃脱，这才是鲁迅真正的看法。

1927年后，革命陷入低潮，鲁迅更悲观了。同年，他在编辑完《唐宋传奇集》后，加了一句题记，颇能反映当时的心境。

时大夜弥天，璧月澄照，饕蚊遥叹，余在广州。

满天的黑暗，明亮的月亮遥不可及，只能听任被蚊子咬，还有比这更强烈的无奈感和无力感吗？

进入三十年代后，国民党实行白色恐怖，屠杀革命青年，局势愈发黑暗。鲁迅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中，这样写道：

这是怎样的世界呢。夜正长，路也正长，我不如忘却，不说的好罢。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

这与其说是对未来的信心，还不如说是自我安慰。面对残酷的现实，能做的也只有“忘却”和“不说”了。那时的鲁迅如果说还有什么希望的话，不如说他已经绝望了。

综上所述，我认为，鲁迅从来没有对中国的前途感到乐观过，他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但是他的伟大之处在于，虽然感到悲观，但是他不消极，是一个积极的行动主义者。正如，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在《思想录》中所说：

我要同等地既谴责那些下定决心赞美人类的人，也谴责那些下定决心谴责人类的人，还要谴责那些下定决心自寻其乐的人；我只能赞许那些一面哭泣一面追求着的人。

在绝望中追求，这就是鲁迅。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