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哀榮和冷清之間
在哀榮和冷清之間
◎ 傅國湧
九十八歲的季羨林和九十三歲的任繼愈同日去世，尤其是季羨林的離世引起了廣泛的關注。他們的遺體覆蓋著鮮紅的黨旗， 綴擁在一片鮮花之中，黨國要人或送花圈，或戴白花，官方媒體以鋪天蓋地的好詞好句為他們送行，可謂備極哀榮。在這片依然在強權的鐵索主宰之下的土地之上， 在這個充滿謊言、諂媚和奴顏的時代裡，兩個老人的葬禮和所有的哀榮，為一切依附於權力、臣服在權力腳下的知識份子提供了又一個範例，只要與權力保持這樣一 種良好關係，為「盛世」唱唱讚歌，或者至少與「盛世」保持合作，不僅生前可以享有榮華富貴，死後同樣可以得到巨大的風光體面。對於缺乏超越性追求的國人來 說，許多人往往過不了這一關。
知識份子的公德高於私德
我無意苛責這兩位謝世的老人，畢竟他們在各自的專業上都是有貢獻的，何況他們之間也很難一鍋煮。相比之下，任繼 愈先生主要是學問中人，少問世事，低調為人，生前沒有在公眾視線中頻頻出現，也沒有拋出什麼引起非議的觀點，至少在私德上是無虧的。關於季羨林先生，廣為 流傳的那個故事說他曾在路上為北大學生看行李，就算真的，其實也只是老人的私德。中華民族向來不缺對個人私德的要求，也不缺在私德上站得住的人，缺的是懷 抱公德心，為民族正氣、為文明進步孜孜努力的人。梁啟超先生一百多年前率先引入的「公德」這個維度，正是通往一個健康公民社會不可或缺的前提條件之一。現 代社會在評價一個知識份子時，應更多地使用公德的尺度。
兩位老人身後的哀榮，使我想起另一位北大老人，九十八歲的倫理學家周輔成先生，他在今年五月二十二日謝世後的冷 清和寂寞，舉國媒體的沉默，評論家們的缺席，我只在北大哲學系的網站上看到一則訃告。原因何在？當然不是周輔成先生的學術成就不夠，作為中國倫理學這個學 科的重要奠基人，人性論和人道主義的宣導者，北大哲學系的資深教授，他在專業上同樣有出色的貢獻，他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主持編譯的《西方倫理學原著選 編》、《從文藝復興到十九世紀西方政治家思想家哲學家有關人性論人道主義言論選輯》，給國人提供了十分珍貴的精神資源和思想火種，受惠的不僅是那些專業研 究者。
周輔成教授葬禮一片冷清
就因為他追求浩然獨立的人格，就因為他的良知常常悖逆官方的意志，他成了官方不喜歡的人，很少在媒體露面，從而 被這個蠅營狗苟的所謂主流社會刻意遺忘了。周先生的關門弟子、清華大學哲學系教授萬俊人曾在電話中向四川的蕭雪慧老師感歎：葬禮太簡陋了。周先生當然不會 在意葬禮的冷清，更不會把官方的獎賞當作寶貝，他有自己的價值尺度，有自己的評判標準。生前的榮譽、鮮花和掌聲他尚且毫不在乎，何況身後。
說到底，真正值得舉世尊敬的是周輔成先生，因為他保持了中國知識份子最可貴的品質，不僅是私德上的無瑕疵，更重 要的是他身上體現出來的公德心，他向一個殺害無辜的強權說不，他為一個現代中國仗義執言，他為那些有理想、有才華的學生、後學的不幸遭遇而憂心。他是一個 有真性情的人，一個堅守道義立場的人。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當他的學生胡平因參與區人大代表直選，並以力倡言論自由被北大選民選上之後，卻遭報復，畢業後找 不到工作，他以七十多歲高齡乘公共汽車在北京城裡四處奔走，為學生聯繫單位。因此招來有關部門這樣一句話：「胡平自由化，他的老師比他還自由化！」西南民 族學院的蕭雪慧老師因捲入八九年的民主浪潮而身陷囹圄，一九九一年出獄不久，她竟意外地收到了周先生的明信片，她為此而深感溫暖，此前他們之間並無交往。 蕭老師告訴我，長期以來，周先生對她一直關心有加，為她的遭遇深為不平。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周輔成先生在其著作《論人和人的解放》後記中寫下：「知識是可貴的，道德是可貴的，文化也是 可貴的。這些都是人民艱苦奮鬥、用血汗換來的成績。切不可算在名利熏心的『英雄豪傑』們的帳上......我佩服古往今來站在人民一邊，捍衛人民的權利與 人格的有良心的志士們的氣節與靈魂。我手中只有半枝白粉筆和一枝破筆，但還想用它來回應這些古今中外賢哲們的智慧和勇敢，向他們致敬。」他自己同樣保持了 這樣的氣節和靈魂，可以毫無愧色地進入古今中外賢哲的行列中。在北大朗潤園他家的牆上，有一張他親手書寫的條幅：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 能屈。此之謂大丈夫。」－－他以孟子的這番話自勵，實際上，他不僅做到了孟子所謂的大丈夫，而且是一個現代意義上的知識份子，在一個不義的強權面前，他始 終沒有低下高貴的頭顱，保持著獨立的批判，努力發出不苟合的聲音。
六四後保持知識份子氣節
如果說二十年前的那個春天，呼籲民主是當時的風氣，周輔成先生在要求釋放魏京生等良心犯的公開信上簽名沒有多大 的風險。那麼，在一九九五年，經過血腥的「六四」大殺戮之後，多少人被淋漓的鮮血嚇破了膽，在知識界盛行犬儒主義，人們紛紛選擇明哲保身的大趨勢下，他在 許良英先生起草的〈迎接聯合國寬容年，呼喚實現國內寬容〉公開信上簽名，就需要足夠的道義勇氣，在這份公開信簽名的人包括王淦昌、樓適夷、楊憲益、吳祖光 等在各領域有影響的知識份子，曾引起強烈的反響，也讓殺人者大為吃驚，當時離「六四」不過六年。如果放在歷史的天平上，不是以現實利益的得失來權衡的話， 他們在一個人權缺乏保障的時代，為每一個個體生命的人權大聲吶喊，為一個古老民族的文明進步而承擔自己的責任，不僅大大彰顯了人格的力量，而且呈現了中國 知識份子在公德層面的擔當意識。替學生看一次行李雖也可以成為茶餘飯後的美談，但不可與此同日而語。
同為穿越了二十世紀無數風雲變幻的學術老人，三個人身後哀榮的巨大反差，給我們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在向現代社 會轉型的這個過程中，我們到底更需要什麼樣的知識份子？固然我們需要各個專業領域都能出現私德無愧的專家型知識份子，對他們的貢獻同樣要給予足夠的評價， 但是，我們更需要周輔成先生這樣的知識份子，不光在專業上有卓越的建樹，並且熱切地關懷社會，不因為阻礙社會進步的力量掌握了現實權力而屈膝，持續地捍衛 自己的獨立選擇，一如既往地保有純潔的良心，承擔自己該承擔的一部分，哪怕為此而「因故退休」，哪怕因此而被邊緣化，被官方所冷落。
如果一個民族，毫不吝嗇地把最高的榮譽都獻給了那些被官方認可、受官方肯定的文化人，跟在官方的屁股後面樂顛顛 的，絲毫也沒有意識到被愚弄、被導向了，完全忽略了那些真正值得我們尊敬的知識份子，那才是最大的悲哀。隨著時間的推移，我深信，最後挺立在精神史上的將 是周輔成先生這樣的民族脊梁。畢竟，官方的榮譽歸官方，歷史的榮譽歸歷史。
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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